医患矛盾源于有关部门管教不严
导读：
“近些年来，中国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社会上一部分人把‘看病难、看病贵’的责任都归结到医院和医务人员，出现了对医务人员不信任、歧视，甚至丑化的现象。这样发展的后果，必将使人民的健康受到损害，必将使政府的形象产生影响。”8月12日， 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在“第三届中国百名医学家峰会”上如是说。
殷大奎会长将医患矛盾的责任归在公众头上，而在此之前，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则将责任归结到媒体身上。他指出：“有一些媒体持这样的态度，不管谁和医院闹纠纷和闹事，都义无反顾地站在医院的对立面……如果媒体丑化医疗机构，可能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和广大群众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受到损害和损失。”
医患矛盾不是怪媒体就是怨公众，唯独不提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自身的问题，这种说法遭到质疑也是在所难免。事实上，从已经披露的诸多医疗纠纷来看，绝大部分责任都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身上，医疗机构对于利润的过分追逐、医务人员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才是问题的根源。从屡禁不止的“红包”到见死不救的冷漠，从大药方到愈演愈烈的医疗乱收费……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这一系列的劣迹，在不断蚕食医务人员多年以来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引起公众的不满。
实际上，没有谁有兴趣去丑化医务人员，况且，如果医务人员严格要求自己，自身形象很好，也不是谁想丑化就能丑化得了的。
而这一切，都与卫生主管部门管教不严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公众与医务人员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矛盾，相反，他们之间的救治与被救治的关系，更应该是融洽且充满温情的，不幸的是，这一切都被医疗机构以逐利为目的的贪婪给打破。倘若卫生部门严格管教，严厉惩处医疗机构因过分逐利而做出的种种丑行，那么，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形象也不至于恶劣到如此地步。
遗憾的是，卫生部门在查处医疗机构诸如乱收费这样的问题上，手腕始终无法真正硬起来，表现得非常“仁慈”。据报道，2005年中国内地卫生系统共查处收受“红包”问题178件；查处医疗乱收费问题431件，涉及金额才399万元人民币。而2004年，国家审计署抽查北京地区10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疗收费项目，发现违规向患者多收费用1189.96万元。如此对比说明了什么？
更令人不解的是，对于公众一向反感的“红包”问题，8月9日，北京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竟然称，治理商业贿赂并不意味着在催促医生上缴“红包”。他辨析说，商业贿赂是生产厂家、医药公司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不正当交易行为；而“红包”则是指医患之间收送的礼金。他表示，收送“红包”是不正之风，与商业贿赂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可以想象，有主管部门打开的这个缺口，医务人员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心安理得地收受“红包”。
在此情况下，医患矛盾还能不尖锐？一味地推卸责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主管部门更应该深刻反省，在医患矛盾尖锐的今天，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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