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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10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1月30日经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通州法院）判决离婚，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二审判决，维持通州法院的一审判决。案件审理中，我主张分割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以下简称一号房屋），因蔡某主张该房屋系其与家人共有，法院未对该房屋进行处分。关于一号房屋的购买情况，我自2007年就与蔡某建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并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2008年时，为准备结婚住房，我与蔡某及双方父母商议后达成一致，由蔡某申请限价商品房，由我与我父母出资。购房申请批准后在购房时，购房款共计约50万元，2009年4月26日由我父亲于某某账户将40万元划转给开发商，我本人出资约10万元，一号房屋于2012年6月7日颁发房产证。房屋由我出资装修，离婚前也是由我与蔡某共同居住。现双方已离婚，基于公平原则我要求蔡某支付该房屋的折价补偿款，故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蔡某辩称，不同意于某诉讼请求。一号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不能进行分割。该房屋于2009年4月26日所购买，系我母亲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限价房，申请成员中有我父母及我姥姥，申请人为我母亲。当时，一号房屋只是我与于某婚前登记在我名下，购买房屋的出资是在2009年4月26日，其中四十万元是于某给我家的彩礼钱，剩余十几万元是我父母进行的出资。购买一号房屋的合同于2009年4月26日签订，发放房产证的日期是2012年6月7日，虽然发证时间晚于结婚登记时间，但完成该房屋买卖交易的时间以及打款的时间均为2009年4月26日，在结婚登记前。因一号房屋系案外人及我的婚前财产，所以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应进行分割。蔡某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二号房屋；。事实和理由：双方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19年1月30日经通州法院判决离婚，于某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三中院，三中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判决，维持了原判。在离婚案件中，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二号房屋（以下简称二号房屋）未予处理，故我提起反诉。于某就蔡某反诉辩称，关于反诉请求，二号房屋是基于我父母的老房子拆迁安置后补偿的一套限价商品房，当时因为我有能力贷款，所以就让我做申请人。我父母承租的公房拆迁后获得了拆迁安置的指标，只是借用了我的名字购买了二号房屋。故不同意蔡某的反诉请求。法院查明原、被告于2010年10月10日登记结婚。2019年1月30日，通州法院作出判决蔡某与于某离婚等。于某不服，上诉至三中院，三中院维持了关于蔡某与于某离婚的判项。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一号房屋一号房屋的房产证显示房屋所有权人为蔡某，房屋所有权登记时间为2012年6月7日，房屋性质为限价商品住房。双方均认可一号房屋已经具备上市交易条件。另，双方均认可蔡某于2009年4月26日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购房总价款为497141元，税款为5042.85元，一次性支付，没有贷款，也不存在银行抵押的情况。房地产总价为人民币417.93万元。于某主张双方婚前蔡某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了一号房屋，将近50万元的购房款是其支付的，购买该房屋也是为了给双方婚后居住使用，且双方婚后均居住在该房屋内。蔡某主张一号房屋的申请事宜发生在双方结婚前，申请人是其母，且家庭成员为四口人，2009年4月26日时，蔡某可以贷款买房了，于某为了表示诚心就赠与其40万元用于买房，其认为该笔款项系彩礼钱。因为上述情况发生在婚前，一号房屋登记在蔡某名下且涉及案外人权益，所以不应在本案中对一号房屋进行分割。关于款项支付，于某主张总房款中的40万元系其父母用自己的银行卡进行转账支付的，97141元是其本人刷卡支付，税款系从其银行卡中转账交付。蔡某主张房款中的10万元及税款系其父母出资，是其父母以现金方式将款项交给于某，于某将该款项存入自己的银行卡内，然后连同40万元一起支付了购房款。于某称蔡某并未给其所述的10万元及税款。另，于某称当时一号房屋的申请审核通过后，通知于2009年6月24日去交购房款，其与其父于某某及其母还有蔡某共同去交房款，于某某明确表示一号房屋虽然登记在蔡某名下，但这个房子是于某的，购房款也是赠与于某一人的，蔡某也表示同意。蔡某称购房款中的40万元是给其的彩礼钱，双方谈恋爱的时候，于某就已经知道蔡某申请了两限房的指标，为了促成结婚后购买婚房，双方口头商量就不用蔡某贷款了，于某家里出40万元作为彩礼钱，而剩余的10万元是蔡某父母自己的积攒。于某提交银行流水，证明一号房屋的购房款系其所支付。蔡某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2009年4月26日支付的97141元是其先给了于某，再由于某支付的，而剩余的40万元则是于某给其的彩礼钱。蔡某提交：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以于某40万彩礼以及其母10万购买房屋。于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蔡某关于40万元购房款系彩礼钱，其在双方定亲时已给过彩礼钱，蔡某没有工作无法贷款，其系用拆迁款和自己的存款支付的房款，不属于彩礼钱，而是一号房屋的首付。二、关于二号房屋二号房屋的房产证显示房屋所有权人为于某，房屋所有权登记时间为2014年1月21日，房屋性质为限价商品住房。房地产总价为人民币291.96万元。于某主张因其父母原有住房被拆迁，其与其父母三人经审核符合购买限价商品住房条件。被告意见：1.主张购买二号房屋的购房合同系双方婚后签订，获得房产证的时间也在结婚后，不存在借名买房的问题，而于某父亲也称拆迁发生在很早时，且拆迁款并未用于购买二号房屋。另，经询，蔡某表示其不要二号房屋的所有权，其要求于某支付相应的折价补偿款。裁判结果一、登记在蔡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归蔡某所有，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于某房屋折价款200万元；二、登记在于某名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二号房屋归于某所有，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蔡某房屋折价款145万元；三、驳回蔡某的其他反诉请求。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一号房屋，于某主张该房屋的购房款均系其所付，蔡某主张购房款中的40万元系于某给其的彩礼钱，剩余房款系其父母给予于某之后由于某所支付。因蔡某并未举证证明上述40万元系于某给其彩礼钱，故法院对该40万元房款系于某所支付的主张予以采纳。对于剩余购房款，根据于某发送给蔡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电话录音内容所显示，法院对该部分房款系蔡某父母所支付的意见予以采纳。一号房屋虽登记在蔡某名下，但购房款由双方共同支付，且房屋所有权于双方婚后所取得，故确认该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于某有权要求分割该房屋，其房地产总价为417.93万元，故于某要求蔡某支付房屋折价补偿款200万元并无不当，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二号房屋，于某于双方婚后取得二号房屋的所有权，其虽称购买该房屋的房款来源于其父母旧房拆迁所得，但并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在聊天记录中也认可为二人财产，故法院认为二号房屋亦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现蔡某要求于某支付二号房屋的折价补偿款，房地产总价为291.96万元，法院酌情判处于某支付蔡某折价补偿款145万元。

三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周某霞、郭某聪系母子关系，原告周某霞与三被告系姑嫂关系，原告郭某聪与三被告系姑侄关系。原告周某霞公婆分别为郭某良（于2005年9月7日去世）、宋丽（于2018年10月14日去世）。郭某良与宋丽夫妇膝下有一子三女，分别为：独子郭某达（即原告周某霞之夫，于2015年9月15日去世），长女郭某园、二女郭某伊、三女郭某妮。宋丽（周某霞婆婆）生前，于2009年11月25日，由所在单位配售一居室楼房一套，建筑面积53．32平方米，购房款204323元，房屋权属性质为“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房屋”。该房地址为：西城区一号。2009年11月购房前，母亲宋丽与儿子郭某达双方约定：此房赠与儿子郭某达，并由儿子郭某达全额交付购房款204323元。事后宋丽亲笔出具证明以重申这一约定。涉诉房屋系原告周某霞与丈夫郭某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且由郭某达、周某霞夫妇全额出资购买，仅购房人登记在宋丽名下，属于典型的借名登记。现售房单位正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鉴于名义购房人（出名人）宋丽于2018年10月14日去世，且借名人郭某达也于2015年9月15日去世，需重新确定涉案房屋新的权利人。现原被告之间就产权归属问题发生争议，通过协商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综上，鉴于购房款是用郭某达、周某霞夫妇的共同收入全额出资购买，属于借名买房。因郭某达已故，作为其法定继承人，二原告有权成为涉案房屋新的权利人。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西城区一号一居室楼房一套产权归原告所有；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被告辩称被告郭某妮、郭某伊辩称，第一，涉案房屋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借名买房一说。在我们之前起诉郭某聪的继承纠纷案件当中，我们提供了一个录音，包括今天的案件当中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录音，在录音当中、以及之前的庭审笔录当中，大家都是认可涉案房屋是属于宋丽的，并且房屋的款项系向他的儿子郭某达借款进行购买。因此，不存在任何的所谓借名买房一说。第二，房屋的性质是属于按照经济适用房进行管理的，房屋配售是属于有特定身份的，指向内部职工进行配售。根据之前的评估报告，还有配套协议以及后面单位出的相关证明都可以看到房屋的价格是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进行评估。因此，我们认为不论是从房屋的性质还是从房屋的管理以及配售主体资格上都不可能按照借名买房的方式进行。即使是借名买房也是无效的。第三，房屋尚未办理产权，产权现登记在单位名下，还是登记单位之前的腾退员工名下，能确定的是在之前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宋丽诉周某霞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当中，法院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及涉案房屋产权尚未登记在宋丽名下，产权尚未确定，宋丽作为购买人尚不能以物权保护的名义对进行保护。作为所谓的借名买房一方更没有权利提起权属确认的案子。根据最高法的民事审判裁判规则以及北京高院住房限购政策、房屋买卖会议纪要以及最高法的裁判案例当中，都针对于经济适用房借名买房认定为无效。且对于房屋买卖尚未过户的，买受人无权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的裁判规则进行了认定。综上，无论是从借名买房一说不存在，还是从诉争房屋房产的性质以及房屋产权办理的现状，在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裁判性指导案例当中均不应得到相应的支持。我们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查明宋丽、郭某良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子女郭某伊、郭某妮、郭某园、郭某达。周某霞为郭某达之妻，郭某聪系周某霞及郭某达之子。郭某良于2005年9月7日死亡。宋丽于2018年10月14日死亡。郭某达于2015年9月15日死亡。2009年11月25日，原告宋丽（乙方）与单位机关服务局房产管理处（甲方）签订单位机关职工配售住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乙方购买甲方配售的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现西城区）一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涉案房屋交付后，一直由郭某达和被告周某霞实际居住使用，并交纳物业费等相关费用。2015年6月9日，单位机关服务局房管处出具证明一份，其上记载如下：“北京市西城区一号，现购房人为宋丽，产权证正在办理中。特此证明。”2015年7月13日，单位机关服务局房管处出具证明一份，其上记载如下：“北京市西城区一号，配售给宋丽，2009年11月24日收到房款，产权证正在办理中。特此证明。”根据上述证明，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尚未取得。2015年，原告宋丽诉被告周某霞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宋丽诉请：1．判令被告周某霞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一号房屋腾空并交还给原告宋丽；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周某霞承担。本院经审理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涉案房屋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涉案房屋物权的设立尚未依法登记，故涉案房屋权属尚未确定。关于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问题，应待涉案房屋权属确定之后，另行解决。在涉案房屋权属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原告宋丽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将被告周某霞诉至本院，要求其腾退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宋丽的诉讼请求。宋丽不服该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该判决查明部分载明“诉讼中，周某霞称诉争房屋是借名买房，单位机关服务局房产管理处在出售诉争房屋时，．因宋丽无力出资，故由周某霞与郭某达夫妇出资购买。后为方便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宋丽于2010年1月书写一份《证明文书》，载明：本人宋丽，一号房屋事前声明赠于儿子郭某达，并由郭某达交付房款贰拾万元肆仟叁佰贰拾叁元整和房屋评估费肆佰元整。特此证明。落款处有宋丽的签字手印。宋丽认可该《证明文书》是自己所写，但称自己不认字，是由周某霞夫妇写好，她照抄的。宋丽认可购房款及评估费是由周某霞夫妇支付的，但称只是其向周某霞夫妇借款。周某霞不认可宋丽不认字，称其是按干部身份退休的，并非不识字。”该二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宋丽与周某霞均认可诉争房屋是由单位房产管理处购买，但房屋所有权证正在办理中，即诉争房屋所有权尚未变更登记在宋丽名下，故不能确认宋丽现在已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加之，周某霞称诉争房屋是由其夫妇出资购买，宋丽认可周某霞夫妇的出资行为，但称该笔购房款是其向周某霞夫妇的借款。综上，诉争房屋的权属尚不能确定在宋丽名下，现宋丽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身份提起物权保护纠纷，要求周某霞腾退诉争房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郭某妮、郭某伊起诉郭某聪继承纠纷一案，郭某妮、郭某伊诉请判令北京市西城区一号房屋所有权益归二原告共同所有，各占二分之一份额，并由被告在上述房产符合办理过户条件时配合二原告办理手续至二原告名下。本院经审理，因周某霞、郭某聪提起本案诉讼，继承案件暂无法审理，而于2021年8月18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郭某妮、郭某伊的起诉。郭某妮、郭某伊不服上述裁定，提出上诉。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郭某妮、郭某伊要求继承涉案房屋，必须以确认所有权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应当中止诉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遂裁定：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案涉房屋尚未登记至宋丽或其继承人名下。裁判结果驳回原告周某霞、郭某聪的全部诉讼请求。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故而所有权的确认要获得支持，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二、其为该不动产的真实所有权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而，不动产登记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一般发生在三种情形下：一、因各方面因素导致的登记错误；二、依据法律的除外规定，因征收、继承、拆除等情形导致物权已经发生变动，但未及时更新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相关记载事项；三、作为不动产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等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不动产登记簿未及时恢复原登记情况导致的登记不实等。本案当中，原告以借名买房的理由主张所有权确认。经释明，原告方专门提供书面意见，表明坚持进行所有权确认纠纷的理由及态度。在本案中，原告方混淆了两层法律关系。第一层为宋丽与单位机关服务局房产管理处签订配售住房协议书所设立的关系。其次为宋丽向郭某达出具“证明文书”且郭某达交纳房款的行为创设的宋丽与郭某达之间的第二层关系。需要予以说明的是，买卖是取得不动产所有权最为常见的基础行为，但是买卖并不导致所有权的直接设立，而是订立买卖契约，约定卖方有义务将房屋等不动产过户给买受人，完成过户登记进而设立买受人对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在出卖人不履行过户义务时，买受人也仅能诉请出卖方履行过户义务，而无权要求确认其对所购房屋享有所有权。故而，在本案中，“证明文书”及出资均不能直接创设郭某达或其继承人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据此，二原告持前述理由提出的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宋丽的去世，郭某达是该份证明文书中的相对方，又系宋丽的继承人，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身份混同。如果其他宋丽的子女均认可上述“证明文书”，直接配合配售单位为郭某达的继承人办理过户手续，自无争议；但在宋丽的部分继承人明确持否定意见的情况下，仍应分层次予以解决。综上所述，二原告诉请确认北京市西城区一号房屋归二原告共同共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