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算包括直接及间接损失、合同法中关于违约行为的表述不涉及“因XX原因”，是否可以免责

　　造成火灾，涉嫌放火罪，应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赔偿。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因火灾事引起的诉讼案件中，有许多火灾事故起火原因不明，对于如何处理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观点不
一、争议较大，存在许多不同的意见，而司法实务界对此类问题研究也较少，导致许多法官在办案时产生困惑，无法在裁判中达成统一的认识和判决。故本文以某火灾事故案为例，对此类问题的争议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以期尽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形成一些统一的认识和做法。
　　案情简介：原告王某诉称，原告与被告刘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面积为房屋第一层门面和地下室仓库，作为被告开设超市所用。2012年年底，超市地下室的仓库起火。后经公安消防部门对火灾事故进行认定：“过火面积500平方米，导致房屋受损、烧毁，超市地下仓库存放大量烟花爆竹、日常百货用品等物品，起火原因不明，起火点位于仓库中间部位，不排除生活用火不慎和自燃引起火灾”。事故发生后，原、被告双方未能就赔偿事项达成一致诉诸法院。
　　意见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刘某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产生了四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作为仓库的管理者，其存放了大量烟花爆竹等可燃物，其对火灾引起具有过错，应当直接承担侵权责任，由其承担全部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此类案件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双方分担责任。因为原告在事件中不存在过错，而被告对火灾的引起也不存在过错。故适用公平原则，应当由原、被告双方分担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此类案件属一般侵权案件，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在起火原因不明的情况下，确定不了侵权人，故应当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四种意见认为，被告作为地下仓库的管理者，未尽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在其能够预防、制止火灾发生的合理限度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意见分析及理由：在笔者所了解的同类案件中，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上述四种意见均有适用，且更多的倾向适用第二种意见，但笔者认为适用上述第四种意见较为妥当，理由如下：
　　对于第一种意见，认为可燃物品的所有人、管理人就是侵权人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因为可燃物品管理人显然没有作出引起火灾的作为和不作为这一侵权行为，既然没有实施引起火灾的侵权行为，却要承担侵权行为责任，显然不符合法律逻辑。
　　对于第二种意见各界争议较大，首先，公平责任原则并非我国侵权法上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二元归责体系（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奚小明主编），并未规定所谓公平原则，《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条只是将公平原则作为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其规定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而不是侵权规则的依据问题，故在侵权法领域，并不存在公平责任这一原则。其次，即使适用该条，公平责任也仅适用于加害人（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的主体为“受害人和行为人”，行为人从字面理解，即实施了行为的人，在侵权责任法里显然应当是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人，而行为人又是加害人的主要类型（应予说明的是，加害人与行为人的区别在于，加害人既包括加害行为人，也包括加害责任人，虽然绝大多数场合下两者是重合的，但在替代责任等情形下，加害责任人就与加害行为人发生分离，故将公平责任适用主体范围定位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将法规范范围做适当扩张，较为妥当）。从以《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7条与第8条为代表的用语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行为人”应仅指加害行为人(在替代责任等特定情况下应称为“加害人”)这一结论。因此，第24条只能适用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而不适用本案并非加害人的仓库管理人被告刘某与受害人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本案火灾原因不明时，案件中可燃物品管理人显然并非引起火灾的侵权行为人即加害人，加害人应当是尚不明确的失火者或纵火者。在加害人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公平责任，是把本应当由失火人或纵火人承担的过错侵权责任，而适用所谓的公平责任原则强加到被告身上，显然是一种错误做法。
　　对于第三种意见，理论上来说一种正确的观点。因为侵权责任法并没有将此类案件的处理原则予以特别规定，该案并非特殊侵权行为。故应按照一般的侵权行为予以处理。但此种观点不妥之处在于忽略了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即对火灾的预防义务。虽然被告并不是直接的侵权人即失火或者纵火人，但是作为仓库可燃物品的管理人，被告存在着未能预防火灾、疏忽管理的问题。故直接将原告的诉求予以驳回是不妥的。
　　对于第四种意见，认为本案应适用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即如果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社会活动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的损害系由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所致，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偿赔偿责任。故本案的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该意见也是笔者所支持的意见。
　　关于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此进行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另外《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上述两条对安全保障义务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物”的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人”的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物”的方面主要体现为保管、维护及配备等义务。本案属于“物”的方面安全保障义务，虽然火灾事故起火原因无法确定，但该火灾的起火点位于被告所存放可燃物的仓库中间部位，仓库中可燃物属被告刘某所有，且由其管理。对于其中存放的大量烟花爆竹等可燃物，被告并未采取预防火灾发生的相关安全措施（如隔绝火源、保持地下仓库干燥、通风等），其对火灾的发生、制止未尽到安全管理和防范的义务，具有过错（该过错并非起火行为之过错，应当加以区分）。故本案的被告刘某应在火灾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作为仓库内可燃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在能够预防、制止火灾发生的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爆炸罪是如何认定的？

爆炸罪与以爆炸方法实施的区分

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区分这两类犯罪，其使用的手段和危害后果都有相同之处，但两者的区别主要是：

(1)侵犯的客体不同。爆炸罪侵犯的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特定公民的人身权利。

(2)客观方面不同。爆炸犯罪行为人引发爆炸物或以其他方法制造爆炸，造成或足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重大公私财产的毁损，其危害结果是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犯罪行为人虽也使用爆炸的方法，但还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是特定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伤亡，而且一般只造成人身伤亡，不造成财产毁损。因此，行为人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爆炸行为，选择的作案环境和条件只能杀伤特定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而不危及公共安全的，分别按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论处。如果爆炸行为虽然指向特定的对象，但行为人预见其爆炸行为会危害公共安全而仍实施爆炸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应以爆炸罪论处。

通常情况下，如果存在法律规定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可以依法通过到法院申请来进行强制执行。在法院执行阶段，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限制其高消费并将其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促使其能及早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如果在采取了必要的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确实因无履行能力而不能履行的，也可由法院暂时中止执行，等以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或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后，可随时恢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