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是对死者的侮辱！一条人命5000元，现在一条宠物狗也不止5000元，医院是故意在用这种低标准的方法，把协商这条路给堵死，逼着我们走其他的路径。”

沈桓羽的人生道路原有很长 却在一瞬戛然而止，

　　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在2009年7月9日深夜，但那时女儿再也不会喊妈妈了。

　　那天晚上10点多，在上海打工的范晓芳接到了家人的电话，“孩子不行了，在海盐人民医院抢救……”

　　两个小时后，范晓芳从上海赶回了海盐。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女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病床很大，孩子很小。一个医用插管从女儿的嘴中插入。孩子好像睡着了。

　　“孩子，妈妈回来了，快喊妈妈呀！”

　　女儿的手冰冷且僵硬，范晓芳把女儿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她希望女儿的身体能渐渐回暖。偌大的病房，却只有她的哭喊声，在阵阵回荡……

　　A

　　摔跤引发的死亡

　　一切从那次不经意的摔跤开始。

　　2009年7月9日中午11点左右，3岁女孩沈桓羽在阁楼上玩耍。

　　“突然，我听到女儿的哭声，回头一看，发现女儿从一米多高的楼梯上摔了下来。”事隔半年，当时发生的一切，父亲沈卫明仍记忆犹新。

　　“当时以为，小孩摔跤，并不是什么大的病痛，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情况在当日下午两点多时发生了变化。那时候，孩子虽然不哭，却无法安睡，“表现得非常痛苦，感觉最明显的就是恶心，好像要呕吐的样子。”

　　沈卫明感到不对劲，立即抱起孩子，赶往海盐县人民医院。接待沈桓羽的医生，是海盐县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宋志华。“那时正值下午，病人并不多，我告诉宋医生，孩子从楼梯上摔下，头部有肿块，一旁的奶奶还摸着孩子的头向宋医生比划，但当时宋医生正在玩电脑。”沈卫明说，“医生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也不知道在玩些什么，给我的感觉就是，医生当时看病心不在焉。”

　　后来，宋医生开出CT检查单。在拍CT的时候，每次孩子躺在机器上时，不停地哭闹。大约50分钟后，在一位老医生的帮助下，拍片终于完成。

　　“拍片后，孩子仍然在闹，我当时就问拍片的医生，这样拍出的CT片，会影响效果吗？医生回答我，没有关系。”在家属拿到的CT诊断报告中，“CT所见”一栏中这样写道：平扫显示脑实质内未见明显出血，中线结构居中，诸脑沟、脑池及脑室系统无殊。颅骨未见明显骨折。最后的“CT意见”是：平扫颅内未见明显异常，必要时复查。

　　拿着CT片，沈卫明等人第二次返回外科门诊。“当时宋医生仍然在玩电脑。他看了看CT片，说拍的时候孩子有点动，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孩子是好的，叫我们可以回家了。”

　　这样的治疗结果，多少让沈卫明深感意外。“我们当时还特意问了医生，要不要打针、配药、挂盐水？要不要留院观察？医生当时显得有些不耐烦，说不用的。”沈卫明对记者说。

　　一直到晚上9点多，意外发生了。“我刚把她放在床上，孩子就呕吐起来。”沈卫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抱起孩子又去医院。一路上，奶奶一个劲地喊着孙女的名字，但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弱……

　　当晚11点半左右，沈桓羽死亡。根据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的检验，沈桓羽头顶部皮肤有三处出血，其中最大的是4.5cm×3.5cm，分析的结果是“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由于血液集中在小脑及脑干周围，压迫基本动脉或发生痉挛，使脑干缺血，同时因脑内水肿，颅内压升高、导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B

　　“不承担任何责任”的院方调查

　　死亡事件发生后，海盐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开始调查，结果是：诊治过程严格遵守诊疗规范，尽到了告知及医疗注意义务，对患儿病情突变后的抢救措施也是积极的，因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虽然医院的“诊治过程严格遵守诊疗规范”，但是，医院对沈桓羽的CT报告，在事后的医疗事故鉴定中，依然被部分专家定性为“部分图像不清楚”，“在CT片质量欠佳的情况下，打出‘颅内未见明显异常’的报告欠妥”。

　　记者看到，这样一份CT报告，经过两个医生的确认与把关。在该CT报告上看到，还专门有“审核医师”的签名确认。

　　“审核医师”起到什么作用呢？海盐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姚亮说：“是复核的作用，就是对报告再把关。”姚亮还解释说：“这张CT片，仅仅只有一两个图像不清楚。以往有些患者不配合，CT做不成功的还有很多。”

　　医院调查的另一个焦点，就是当时门诊时，医生宋志华有无玩电脑。

　　大约从2004年开始，海盐县人民医院开始使用电脑开处方。“宋医生对沈桓羽诊疗时，就是在看病，根本不存在玩电脑的情况。”姚亮说，“当年在安装电脑时，电脑内的游戏都被删除了，门诊医生的电脑是不连接外网的，但不排除一些电脑高手会在电脑上设置一些网络游戏。”

　　另一个令家属费解的是，在当时门诊时，宋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头部外伤综合征”，但当时却没有对患者沈桓羽进行治疗方案。死者母亲范晓芳对此质疑道：“既然诊断出是‘头部外伤综合征’，为什么没有任何打针、输液的治疗方案呢？”

　　对此，医学专家的鉴定认为，医生“头部外伤综合征”的表述不规范，同样不规范的还有未对患者“留院观察和动态观察，存在医疗过失”。

　　姚亮面对时报采访时表示，海盐县人民医院的门诊医生并不是非常专业，医院的档次越高，看病分类更细，“不能用省城三甲医院的要求，来对待我们二甲医院医生！”

　　医院的这番调查结果，在患者家属那里争议四起。家属甚至直接质疑鉴定的合理性，范晓芳接受采访时反问道：“自己人调查自己人，调查结果你信吗？”

　　C

　　争议不断的医疗鉴定

　　事后，医患双方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放在范晓芳面前的只有三条路：协商解决、司法途径、卫生部门行政调解。“家属当时提出的协商金额是60万，医院对医疗纠纷的协商标准是5000元，如果超过5000元，我们就不鼓励协商了，希望患者走其他的途径解决。”姚亮告诉记者。

　　“这是对死者的侮辱！一条人命5000元，现在一条宠物狗也不止5000元，医院是故意在用这种低标准的方法，把协商这条路给堵死，逼着我们走其他的路径。”范晓芳认为。

　　协商失败后，放在家属面前的只有司法途径和行政调解。“司法途径对我们也是不利的，我们手中的证据只有医院的这张CT报告，和门诊病历，仅凭这两样，我们能打赢官司吗？”[page]

　　最终，范晓芳选择了行政调解。行政调解的一个必要环节，就是应由医学会组织专家对这起医疗纠纷进行医疗故事鉴定。

　　2009年9月29日，嘉兴市医学会对沈桓羽的死亡作出医疗事故鉴定，结果认为本病例属于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家属不服，要求浙江省医学会进行鉴定。

　　2010年1月14日，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与嘉兴的鉴定结论相同。但两级鉴定中，专家间的观点并不完全吻合。参与嘉兴市鉴定的专家认为，医院的种种不妥之处，“与患儿的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而参与浙江省鉴定的专家认为：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诊断困难、病情复杂、变化快、治疗效果差、死亡率高。“患儿死亡主要系自身疾病发展所致”。

　　“治疗效果差，死亡率高，并不等于100%的死亡，如果医生当时诊断正确，CT片拍摄清楚，并要求我们留在医院观察，沈桓羽的死亡率是不是会降低呢？”范晓芳认为。

　　“我们更关心的是，这张质量欠佳的CT片是如何通过医生的层层审核？谁来调查医生当时是否在弄电脑？既然门诊时，医生说孩子是好的，为什么在病历上写了‘头部外伤综合征’？既然在病历上写了这一病症，为什么又没有治疗方案？”范晓芳对这些问题一直疑惑不解，“这些都是医德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查清了，才能杜绝更多的医疗事故，这是对公众负责。”

　　其实，进行医疗鉴定，在范晓芳眼里，仍然是无奈之举。“同一个系统内的互相鉴定，会完全公正吗？”

　　面对时报记者，嘉兴市医学会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脱口而出“这个案子是有蹊跷的”，但随后一直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因为“医疗鉴定的细节不可以向外界透露”。

　　D

　　艰难的第三方调查申请

　　就在范晓芳愁眉不展的时候，发生在江苏南京的“徐宝宝事件”，让她看到了希望。加上云南“躲猫猫”事件和上海“钓鱼执法”案，“第三方调查”迈出了三个坚实脚印。

　　当范晓芳看到关于“徐宝宝事件”的报道后，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徐宝宝事件能启动第三方调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范晓芳的首份申请报告，交到了海盐县委、县政府，落款时间是2009年11月19日。报告请求政府采取措施，成立第三方调查机制，查清沈桓羽死亡真相。

　　“11月下旬，县政府曾经为此事召开了一些协调会，由县委一位领导主持，我们单位的领导也应邀参加了。”沈卫明是海盐的一位机关干部，事发后，其单位领导一直介入此事的协调。“协调会结束后，单位领导通知我，我们的第三方请求没有被通过。”

　　海盐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郭健告诉时报记者：对医患纠纷实行第三方调查，在海盐没有先例。

　　但范晓芳仍然不愿意放弃，她把申请第三方调查的报告，交到了海盐县人大、嘉兴市卫生局、市政府等部门。

　　2009年12月21日，嘉兴市卫生局曾专门就第三方调查的申请，书面回复范晓芳。但答复内容只是描述了正在进行的医疗鉴定经过，并没有涉及是否启动第三方调查。

　　2010年1月20日，记者就此事询问嘉兴市卫生局医政科，但并未获得答复。

　　直到目前，沈桓羽事件的第三方调查申请，仍然没有实质性进展。

　　“主要还是没有部门牵头来启动这样的调查程序。”此后，沈卫明特意就第三方调查，向一位卫生行政部门的同学咨询时，同学对他说，“除非有领导批示。”

　　沈卫明对时报记者表示，第三方调查的调查队伍中充实了律师、记者、网民、计算机专家，这样的调查结果更客观，更能让我们患者信服，也能及时化解医患纠纷。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童之伟也向记者表示：“第三方调查，政府部门介入得少了，就少了政府部门利益的纠缠，肯定比政府部门自己组成的调查，要来得客观与公正。”

　　“如果是真正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调查，我们也表示欢迎。”姚亮表示，但他同时对“网民”、“律师、“记者”等个人参与第三方调查表示忧虑，“这些个人代表参与第三方调查后，公正性值得怀疑，个人参与调查，总是站在患者的立场上，很多个人代表都会认为，患方人都死了，难道你医院还不赔钱？这对医院是不利的。”

　　而在更多人眼里，第三方调查临时性出现，是制度缺失的表现。第三方调查临时性出现，也是政府公信力减弱的信号。

　　春节期间，很多亲友都劝范哓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新的一年重头再来。“这些疑问没有解决，我怎么能安心生活？”范晓芳说。她现在每天一有空就把写好的材料发往各大论坛，希望“沈桓羽死亡事件”能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日复一日地期待。

　　也有朋友劝她，南京“徐宝宝事件”的结局是个奇迹，“奇迹是不会在每个人身上都出现的”。

　　■链接　　“徐宝宝事件”

　　2009年11月3日，江苏徐定金夫妇带着宝宝去南京市儿童医院就诊。次日，徐宝宝死亡。随后，事件引爆了网络。

　　11月10日，南京市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辟谣”，否认值班医生上网“偷菜”，否认有发牢骚等情况。但是，仅仅是两天后，由网民、记者和官员等组成的“第三方调查组”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医生的确在玩游戏，家长的确下跪了。最后，医院相关人员遭到严肃处理。

　　卫生部将建医疗责任追究制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年卫生部将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安全事件进行统计排名，严重的将通报并实行责任追究。

　　马晓伟表示，卫生部近年出台了很多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管理的政策措施，但医疗安全问题仍然不断出现，而且都发生在管理制度已经建立的领域，反映了这些出问题的医疗机构执行力不够。马晓伟强调，要建立健全医疗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管理不善、出现问题后反应迟钝、调查不力、处置不当的医疗机构要依法进行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