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的商榷与建议
导读:
长江商报消息 闹得沸沸扬扬的“八毛门”事件,终于有了回应。前段时间,深圳市的陈先生带儿子看病,先去的是深圳市儿童医院,医生告知要手术,手术费要几万。随后,陈先生带着儿子辗转至广州市儿童医院,医生开了8毛钱的石蜡油将病治愈。备感舆论压力的深圳市儿童医院无奈地呼吁:医患之间要互相信任,通力合作共同面对疾病。
近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也有回应:不能直接和医德挂上钩,但公众对医院大检查、大处方的不满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大检查、大处方缘何存在?廖新波分析了四个原因:其一,是医院走市场化道路的结果;其二,是医生为了事前防范医患纠纷,此乃‘举证倒置’的结果;其三,医疗保障刺激了医疗需求;其四,医生为获取回扣。这四个原因,皆切中要害,其分析可谓精辟。但是,细致审度这四个原因,有些细节还值得商榷。
首先,“医院走市场化道路”,自然有创收冲动。上世纪80年代末,医疗改革初始阶段,医院走的是放权让利式的国企改革路径,自主经营渐成趋势,服务、药品价格逐渐放开,一些地方也开始变卖医院产权,是所谓“产权改革”——医院的“市场化道路”非常明显。然而,这一“市场化道路”,其实早已纠偏,现在的医院,根本问题在于市场化谈不上,公益化也谈不上。公立医院为政府部门主办,但政府部门缺乏医疗服务的有效监管;医院有创收冲动,但市场竞争并不存在。总之,医院仍然保持了创收冲动,但同时失去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
惟其如此,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方案的重点和难点。在新方案中,公立医院改革基本思路为管办分离,并探索法人化路径。循此方向,今后政府和医院将以合作的方式,一方面体现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另一方面确保医疗服务的高效率。这一改革思路,体现了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倒是引人期待。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我们没有看到时间表。
其次,所谓医生的“事前防范”,说的是医生缺乏担责的勇气,无论大病小病,都简单依靠大检查、大处方来诊断,以免在有可能出现的医患纠纷中失去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说这是“举证倒置”的结果。医学上,医患双方天然地不对等,将举证责任归为院方,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如果让举证责任换位,大检查、大处方会依然存在,举证责任并不是决定因素。
再次,医疗保障刺激了医疗需求,说的是医保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存疑。医疗保障并非完全保障,患者要承担一部分自付比例,而设置这一自付比例的目的之一,正是杜绝道德风险的产生。如果说医疗保障真的刺激了医疗需求,那核心问题在于自付比例应该是多少。维持一个科学的比例,也是一个很多国家医改中反复讨论的问题。
最后,医生为获取回扣,确实如廖新波所言,是纯粹的医德问题。这一点,我们无可质疑。当然了,在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中,医德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廖新波说医德问题只占过度医疗的一部分,但谁也不能否认,医德本身也在成为受害者,而败坏的医德也进一步成全了过度医疗。
汇总廖先生的分析,以及我们的商榷,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建议:给出公立医院改革的时间表;完善医保,并通过科学的自付比例来防范道德风险。当然,我们想提出建议来自新医改方案课题成员的研究,即加强医保经办机构的专业化,同时改善医保付费机制,使其成为事实上的医疗服务购买者,并在医疗机构、患者之间形成第三方,以医保付费为杠杆来监督医疗机构的服务,遏制其过度医疗倾向。
◇ 评论员 肖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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