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看待医疗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
导读：
从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医疗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已经正式实施，按照这个规定，当医患双方发生医疗诉讼时，医院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否则将被判败诉。从9月1日起，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已正式开始实施，条例不仅扩大了医疗事故的界定范围，强调了病人的知情同意权，而且明确规定，今后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将不再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而改由专门的医学会负责实施。
医疗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赢得了人们普遍而热烈的赞誉，人们相信，新的举证制度和新的处理条例，将有助于病人权益的维护，有利于医疗市场的规范。近来，笔者与本校多位临床医生和医学博士生就此进行了交流探讨，从了解的情况看，医务人员普遍感到压力巨大，特别对于医疗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持有诸多不同看法。笔者在此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检查套餐”损害患者利益
“举证责任倒置”是一个明显有利于患者的举证制度，它使得医务人员在医疗诉讼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为了尽量避免医疗纠纷或为了在医疗诉讼中争取主动，医院必然会采取各种“对策”以求自保，比如要求病人在治疗或手术前签订各式各样的《委托书》、《协议书》、《责任书》，不签协议就拒绝治疗等等。对于医生来说，为了避免由于误诊而吃官司，也会要求病人在治疗前做一系列“检查套餐”，将原来的许多特殊检查变作常规检查。
可以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一个感冒头痛患者去医疗看病，以往最多需要十几分钟，开点感冒药即可。现在就没这么简单了，医生可能会要求患者去做脑电图，甚至去耳鼻喉科做彻底检查。因为除了感冒可以引起头痛外，脑子里长瘤子也会头痛，中耳炎、鼻窦炎、高血压、青光眼等等也会头痛，如果医生只给这位看似感冒的患者开感冒药，患者真是感冒自然不在话下，万一是其它病引起的头痛就会造成误诊，耽误治疗。如果患者事后去法院告状，医生就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检查套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损害了患者的利益。有些医院和医生是出于谨慎，被迫这样做，也不乏一些医院和医生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故意让患者做不必要的检查，给患者开不必要的药品，而“举证责任倒置”无疑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举证责任倒置”有维护病人权益的同时，很可能造成更多病人的权益受到损害。
第二，“保守治疗”不利于医学科学发展
医学科学是在向未知领域的探索中一步步发展的，受认知能力和医疗水平的制约，医疗过程中的风险是始终存在的，医疗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在医疗实践中，医疗风险与治疗效果之间，往往相辅相成，即某一种治疗方案也许最有效，同时这个方案也可能极具危险性。“举证责任倒置”将使得医生在选择治疗方案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清白”，而不是治疗方案是否最有利于病人，那些可能对病人非常有利却仍不成熟的治疗手段，将被摒弃的治疗方案之外，医疗界过去流行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句话，将很可能成为历史。医务人员向未知领域探索的积极性将被消解在吃官司的恐惧之中，而“保守治疗”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更多医务人员的首选。
医学科学的发展，依赖于临床医学的不断摸索与创新，“保守治疗”将使得临床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阻碍，使得医疗技术和治疗手段的创新举步维艰。医学科学的发展受阻，医疗事业的日益萎缩，最终损害的还是广大患者的利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那么医疗诉讼举证制度则不仅关系到医患双方的利益维护，更关系到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所有医疗制度和医疗法规的出台，都应该从医学科学的特点出发，站在促进医学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否则，不论是多么良好的初衷，也难免和结果南辕北辙。
第三，“恶意诉讼”引发医患关系新危机
“举证责任倒置”，连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再成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置条件的规定，大大降低了患者状告医疗的“门槛”，使患者从医疗纠纷中的“弱势”变成了“强势”，患者打官司变得很容易，医疗诉讼必然急骤增加。这其中，不可否认也不可避免将有一些人滥用诉讼权而恶意诉讼，甚至无理取闹、胡搅蛮缠，这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也耗费了医疗机构的人力物力，使得医院和医务人员疲于应付各种医疗官司。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负责人披露，目前在有些地方，出现了黑势力介入医患纠纷的情况。某些人为攫取不义之财，竟然把帮助患者闹医院和打官司作为一种职业，而有些患者故意在治疗时不予配合，采取各种手段将医院逼入有口难辩、举证不能的窘境。前不久，哈尔滨市6家医院在明知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竟无一例外地向两名假患者乖乖“投降”，共被诈骗走5万余元，原因就在于医院担心被“胡乱告”。虽然目前这种情况尚属个别，但从中能够依稀看出医患关系新矛盾的苗头。
实际上，以往让患者举证医院“不清白”是件很困难的事，现在让医务人员举证自身“清白”，同样不容易。虽然医院掌握有病人病历等证据，但这些证据往往并不足以说明治疗过程是否有过失，医院不可能将医生与病人的每次谈话都录音，也不可能将每次手术过程都录像。而从论证的角度来看，即使在医学上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它是“多因一果”的，那么即使再高明的医生，有时也很难把因果关系理个明白，理不明白自然无法举证，无法举证就意味着败诉。医疗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在解决患者举证难的同时，却将医院和医生推入了举证难的尴尬境地，使得医患双方在医疗纠纷中处于另一种不对等状态，这个新规定在维护病人权益的同时，却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医院和医务人员的权益。
以上三点，是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三大“硬伤”，也是这个新规定让医务人员普遍感到压力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医院和医生的权益得不到切实维护，他们很可能将所受的损失转嫁到患者身上，维护医患双方的权益是个统一体，不可偏废。“举证责任倒置”并非意味着万事大吉，需要我们冷静分析，以平常心对待，它所可能引起的新问题、新矛盾，无疑值得有关部门重视。
同时，社会舆论也应该对医疗行业多一点宽容，患者应该对医务人员多一些理解。医疗行业是高风险的行业，它不仅要求医务人员有精湛的医术，还要有忘我的精神。医务人员工作辛苦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据笔者了解，高收入者只是医务人员中的极少一部分人。比如在上海，普通医护人员的月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而去年上海人均年薪已经超过了45000元。笔者认为，在法律法规之外，医患双方增进情、理两个层面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也许是缓解医患矛盾、维护医患双方利益的不可或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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