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鸿雁来到平谷区兴谷街道后罗庄村报到，她的岗位是后罗庄村村支书助理。

　　这个7月，和王一样奔赴京郊农村任职“村官”的大学毕业生有3095名。

　　2006年开始，北京市率先推行了大学生“村官”计划，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聘用北京生源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非北京生源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计划3～5年内，实现每个村、每个社区至少有1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

　　今年是北京市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第三年。截至目前，北京市已有8136名高校毕业生在农村基层任职，覆盖京郊3978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2008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又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这些数量庞大的大学生下到农村，为“三农”服务，有媒体称之为新时期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

　　这些来到农村任职的大学生被赋予了诸多期许，“心怀土地，热爱农村”，“历史变革的承担者”，但也有人担心，大学生到农村会不会“大材小用”？会不会适应不了农村的环境，给政府增加包袱？

　　在日趋多元的社会状态下，大学毕业生为什么选择当“村官”？他们又为农村带来了什么？他们的未来出路又在哪里？

　　平谷试点三年回望

　　事实上，北京市“村官”计划早在2005年就在平谷试点。当年4月，平谷区以“政府雇员制”的方法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第一批选聘了32名大学生“村官”。

　　2004年时，平谷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就意识到农村的发展需要人才，开始酝酿选聘村官的事宜，当初有三个方案，一是选聘专家教授，不坐班，进行工作指导；二是寻找有工作经验、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才进村工作；三是采取政府雇员制的方式选聘大学生做村官。经过讨论，2005年初，平谷区最终选择了第三种方案面向社会招聘大学毕业生。

　　“以前的扶贫政策很大一部分是‘见钱见物不见人’，我们想到应该给农村输送人才。”平谷区人事局人才办主任胡连升回忆，当年公开招聘时，咨询的有600人左右，报名的有400人左右，经过报名、笔试、面试、政审、体检，最终录取了32人。

　　当时招聘的时候面向全北京市，年龄在35周岁以下，大学统招生，合同期三年，并许以公务员工资待遇，年薪3万。“这项工作一开展，社会反响强烈，引起了轰动”。

　　记者从平谷区人事局得到的消息，如今这32名“村官”，三年合同到期，续签合同的有23名，7名考上公务员，2名选择了离开。

　　外省人在京郊

　　贾辉就是这23名续签合约的大学生“村官”之一。

　　三年前，贾辉从北京农学院毕业，当时他报考了平谷的村官，经过层层选拔当上了平谷区南独乐镇北寨村的“村官”——村主任助理。

　　贾辉老家在内蒙古。现在他对北寨的村情已经了然于心。他向记者介绍，北寨村位于平谷区东北部，村子四面环山，属于纯山区村，北寨还是革命老区，素有“铁北寨”之称，全村267户，850口人，他还向记者说起北寨的当家品种——北寨红杏，因此北寨也被称为“中国红杏第一乡”。“我们村”已经成了挂在他嘴边的词汇。

　　2005年4月19日，北寨村支书刘永亲自把贾辉接到了北寨村委会，当时贾只带了铺盖、衣服、书籍及日常生活用品。第二天，贾辉到北寨村正式报到。刚来那会儿人生地不熟，年轻人又少，贾辉感到“有点孤单”。

　　但是，村民们对他的照顾让他感动。“平时叔叔、婶婶们给我送来各种蔬菜，送来亲手包的饺子和炖好的鸡肉，在冬季寒冷的时候，有位聂大妈和刘大婶送来自己亲手衲的鞋垫和8斤重的棉被”。

　　贾辉从接电话和撰写文字材料开始，然后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广微生物农药及有机肥，给北寨红杏制定了若干标准，编制了北寨红杏生产技术规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引进新品种，建立北寨红杏网站，村里开办电脑培训教室，他又当起了讲解员，还开通了村官热线，制作了宣传北寨的彩铃。

　　村支书刘永说，村民们眼界开阔了，知道什么叫配方施肥了，会用电脑打字和上网了，遇到不懂的也自己会上网查资料了。

　　贾辉在学校学的是植物保护专业，用刘永的话说就是“专业对口”。目前，北寨红杏已经发展到10000多亩，近60万株，其中40万株已经进入盛果期，年产红杏80万公斤。

　　2006年2月，北寨村成立了北京市北寨红杏产销合作社，经过132名社员选举，贾辉以124票当选为合作社的理事。

　　贾辉说，在北寨的3年间，他事业与爱情双丰收，“收获了爱情，也得到了村民的信任”。他感觉北寨山特别绿，水特别清，人特别朴实，“这里是我成长的摇篮”。

　　就在贾辉上岗5个月后，村支书刘永觉得“小贾不错”，把贾辉介绍给了村里出去的姑娘崔丽芳。“一见面就一见钟情了”，一年后的10月4日两人结婚，“丈母娘说我是一个姑爷半个儿，对我像儿子一样看待”。2007年10月9日，两人的小孩出生，“小贾升级做了老贾”。

　　贾辉对记者说，他在北寨三年三个变化，换了三个角色，“第一年是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第二年当上了村里的姑爷、妻子的丈夫，第三年当上了孩子的爸爸”。

　　明星女村官

　　7月9日，记者和平谷区人事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平谷区马坊镇二条街村采访，还没下车，工作人员王国旺就指着车窗外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说：“那就是我们的‘草莓天使’。”

　　王国旺所说的“草莓天使”，是二条街村村主任助理王丽娜。

　　王丽娜是2006年那一届的“村官”，两年“村官”干下来，荣誉颇多——2006年、2007年连续两届北京市优秀大学生“村官”、第三届“平谷区十大杰出青年”、第二十二届“北京市五四奖章”获得者，成为全国大学生“村官”的优秀典型。她的事迹也被诸多媒体关注，并被冠予“草莓天使”、“美女村官”，可以说她是“村官”中的明星。

　　王丽娜，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2006年毕业时，她成为所在学校应届毕业生中173名“村官”之一。

　　初到二条街的时候，甚至有村民会怀疑地问：“这个女大学生行吗？会做什么呀？”在村民的疑惑中，王丽娜上岗了。

　　王丽娜从了解村情民意入手，马坊镇二条街村，位于平谷区西南部，全村1060人，1800亩耕地，多数村民以种植蔬菜为主业，收入一般，农民最需要的就是增收致富。

　　王丽娜发现村里有一块闲置的土地，又正赶上北京市和平谷区支持农村发展设施农业，主要是在资金上支持建大棚。当时，村民的积极性很高，很快建起了占地120亩的69栋温室大棚。但是，大棚建起来了，农民对种植什么样的品种却没有准确的把握和定位。

　　王丽娜向村委会提出了发展种植有机草莓的建议，并对种植草莓的前景做了综合分析，走门串户、利用广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使农民认识到发展草莓可获得比种菜还高的利润。

　　很快，二条街村的草莓种植起来了。王丽娜又意识到“还缺技术”。于是，一个人单枪匹马走山东、下河北到各处去考察学习，并请教了很多专家，录制了一系列草莓种植的短片给农民一遍遍播放，同时总结编写了《温室草莓种植技术规程》小册子，发放到了每一户农民手中，并在上面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当农民遇到问题时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她咨询。因此，村民们亲切地称她为“王技术员”。

　　草莓成熟了，村民们又有了疑惑：“小王呀，草莓能卖个好价钱吗？你能够找到销路吗？”

　　看到园子里草莓红了一片，农民急，王丽娜心里也急。“为了兑现向村民作出的承诺，我没有退路，只好拼了！”于是，王丽娜行动起来，注册了二条街有机草莓商标，为外销草莓设计了一套精美的商品包装。

　　王丽娜当起了销售员，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想到了母校。一次性拉了600盒草莓去学校叫卖，学校很支持，不到半天时间全部草莓就一售而空。没想到这一举动，引来了京城多家媒体的关注和集中报道，马坊二条街有机草莓的名声竟因此“一炮而红”，成了社会上的知名品牌。

　　此后几个月，王丽娜为建立销售渠道，几乎跑遍了北京市区所有的商场、超市和批发市场。甚至夜里2点到批发市场搞销售和往超市送货。“回想起那段日子，真是感到既辛苦又充实。”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多时间，二条街草莓的销路打开了，产品摆在了大型超市的货架上。

　　王丽娜初当村官的时候才23岁，但她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给村民们找到了一条利用农闲时节发家致富的新路。因此，村民们送给她一个“草莓村官”的称号。

　　后来，占地120亩的69栋大棚成了“温室草莓园区”，而二条街村也变成了“大棚草莓种植”村，王丽娜起草了“温室草莓园区项目申请书”，成功地申请到北京市发改委等部门150多万元的发展资金。

　　2007年1月，王丽娜带着草莓参加“中国第一届草莓文化节”。在参加评比的来自全国11个省的草莓中，马坊镇二条街的草莓荣获“一等奖”，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中华名果”称号。

　　王丽娜告诉记者，她爷爷奶奶都是平谷人，住在山区，她“对农村有感情”。她说村里每年变化都很快，以前的臭水沟如今也变成了文化大院，村民学校就设在这里，他们在这里给农民培训、普法等也有了去处。

　　王丽娜的作为也得到了村民的赞赏，问起来都说，“这闺女不错，很能干”。2007年12月，王丽娜又被村党员会议选举为村党支部委员，正式进入了村官班子。

　　“万千宠爱”于一身

　　这是一群受到政策“宠爱”的年轻人。

　　3年前，北京市平谷区试点时开出的招聘条件是“年薪三万、解决北京户口、优先录用公务员”，报考的大学生趋之若鹜。

　　胡连升告诉记者，大学生“村官”来了，会先组织上岗培训，区里“一把手”亲自讲课，介绍当地的历史沿革、经济发展战略、基层党建、民俗旅游等内容，然后相关业务部门进行专业培训等。

　　平谷区出台了选用优秀大学生“村官”的优待政策，一是村官参加该区国家公务员公开招考，面试成绩加3～5分；二是参加该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考，笔试成绩加5分，面试成绩加3～5分；三是推荐优秀大学生村助理到有空余编制的事业单位工作；四是经镇乡考评为优秀等次的大学生村助理，可继续签订聘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马坊镇党委副书记李学东向记者介绍，镇政府对他们的衣食住行、办公设备都照顾到位，还给每人配了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

　　2006年，北京市开始大规模“招聘”大学生到基层任职，并出台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创业实现村村有大学生目标的实施方案》，被聘为行政村村主任助理或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的本科生，第一、二、三年平均月薪为2000元、2500元、3000元，还可在此基础上浮动，并由政府缴纳各类社会保险。所需资金由市、区(县)两级财政按照1∶1的比例分担。而这个薪酬待遇远高于北京大学课题组曾经调查的本科毕业生平均1549元起薪的工资水平。

　　北京市人事局还规定，非北京生源的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聘用两年连续考核合格者，按接收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的有关规定与程序上报市人事局批准后，档案、户口转至工作区县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也就是说给予办理北京市户口；如果学生工作满3年后报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总分加10分，3年合同期满后表现特别优秀者，可推荐免试入学；另外，在3年合同期满考核合格后，通过相关公务员考试的，可优先录用为北京市、国家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可列为副处级后备干部。

　　最新的消息是，北京市人事局等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针对已经育有子女或合同期内生育的大学生村官，落实其享有独生子女父母相关奖励的政策。

　　有媒体报道，2007年村官招考报名“火爆”。当年2月15日起北京市“大学生‘村官’岗位”开始接受报名后，在一个月内，共有11354名大学毕业生前来报名应聘。而当年北京市需要招聘的大学生村官为2000名。数据显示，2006年北京地区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总数为19.3万人。按照这个数据计算，北京市当年每17个大学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报名希望自己当上“村官”。

　　兴谷街道后罗庄村2007届“村官”张晓倩也坦陈，“毕业之前确实考虑过，就业压力比较大的问题”。在记者采访中，还有几位村官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村官”们的未来

　　胡连升也坦率地说，确实有一些大学生因为毕业找工作压力的原因进入“村官”队伍，但以平谷的经验，主流还是想为农村服务，自愿到乡村工作的。

　　关于大学生村官的出路问题，胡连升说：“大学生村官三年期满后，可以选择考公务员、考研、继续留村或者走向市场自己走创业之路。”平谷试点时期的32名“村官”三年合同到期后，续约的23名，考上公务员7名，2名选择了离开。“其中一位是因为家人生病，需回家照顾，目前还没有出现自谋出路创业的”。

　　畅泽萍就是考上公务员的7名大学生“村官”中的一位。2006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她和相恋三年的男朋友黄腾宇双双来到平谷区当起了“村官”。这对“村官”情侣同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一个任职马坊镇蒋里庄村村主任助理，另一个任职马坊镇塔寺村村主任助理。

　　三年过去，这对“村官”情侣也已结成伉俪。2007年3月，畅泽萍考上了平谷区的公务员，黄腾宇选择了续签协议继续“村官”事业。

　　黄腾宇和畅泽萍，一个来自重庆丰都县，一个来自山西万荣县，且都为贫困家庭出身，两人在毕业时选择了共同去京郊农村就职。

　　黄腾宇更喜欢把自己称为“农村社会工作者”，他俩在大学时就经常深入到各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多次配合一些NGO，就农业扶贫、农村发展等课题进行研究。

　　说到为什么选择“村官”职业，他俩表达了共同的意思，他们对农村有感情，专业又对口，能够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能有所改变，以更好地为农村服务。“学校氛围很强，志向也在此，觉得做村助理是个机会”。

　　这对“村官”伉俪，对农村、农民都熟悉，来到乡村“没有隔阂，也很快适应农村工作环境，在农村工作关键是心态要放好一点”。

　　畅泽萍说，要帮助农民，先要把自己看做村民，潜移默化地改变农民的思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件小事让她记忆深刻，以前村民买物品时没有要发票的习惯，她在普法的时候，提醒村民买东西要养成索要发票的习惯。有一次，一位村民在街上碰到畅泽萍，很高兴地告诉她：“刚刚买了个电器，我要发票了，得留着。”

　　而黄滕宇则在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农村的赋闲妇女，提高她们的自身“造血能力”。2006年10月，黄自酬资金组建了畅通达保洁公司，两年来已经接到了260多次生意，平均每次生意200元，为村民增加了一点收益。他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做一个关于如何提高妇女素质和能力的项目。

　　2007年6月13日，黄腾宇以高票被推选为塔寺村村委会委员，任期为三年。这意味着，黄腾宇开始走上了“掌权之路”，正式进入村级事务的“决策层”。

　　今年合同到期，黄腾宇选择了续签。他告诉记者，他最初的想法就是在农村工作5年，“哪怕一事无成，也要踏踏实实把这个事情干下去，这一段生活可以当成人生的历练”。

　　对于未来，黄腾宇表示，可能会长期服务下去，一辈子就在这个村、镇做贡献，也有可能进公务员队伍，也可能自己出去创业。

　　畅泽萍也坦率地对记者说，她考公务员确实也出于现实考虑，希求两人中的一人稳定点，“但起码我们一个人还在坚持”。

　　登记

　　7月8日，早晨6点30分，王丽娜和平时一样准时起床，洗漱完毕，骑上镇里配的自行车从镇政府的“村官”宿舍出发，15分钟后到达她所任职的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二条街村村委会所在地。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村官们需要在7点之前到村里坐班。这一天，王丽娜没有吃早饭。她告诉记者，她已经习惯了不吃早饭的生活，镇上食堂要8点才开饭，而她通常早于这个时间已经到村委会了。

　　到村里后，王丽娜打扫卫生、收拾完办公室，打开了村广播，开始播发一个通知，告知村民下午1点30分，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同学将来村里开普法讲座，地点是村文化大院的村民学校，并告诉村民这次的讲座涉及民法、婚姻法、宅基地管理条例、土地法、水利法等跟村民利益相关的政策法规，由于奥运会开始在即，讲座上还会讲一些与奥运相关的知识。

　　广播完，王丽娜坐到办公室，等待村民来登记粮食直补信息，“有种春玉米的农户来登记种植数量等信息，按照相关政策将来可能会得到政府补贴”。

　　几天来，登记的通知也已经通过广播一遍一遍播放。这几天，登记信息成了王丽娜的主要工作。

　　村民们陆陆续续赶到，王丽娜在登记的同时回答了村民一些关于政策的咨询。

　　在村民“断档”的间隙，王丽娜帮一位要修建房屋的村民起草了一份宅基地三方协议。顺便把村里定期向上报的环境整治情况打印一份，再发一封电子邮件到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期间，有一位村民来咨询户口迁移的相关政策。这是一位外省市嫁到当地村里的妇女，她想把户口迁到村里。王丽娜咨询了镇政府办公室，办户籍有一套规范的流程，需要写一个证明，还得镇长签字。之后，王打完证明骑车去镇政府把证明的事情办妥。

　　讲座

　　上午10点30分，清华大学法学院一行5人抵达二条街村村委。带队的是另一个名星村官——周倍良。

　　周倍良是清华大学法律专业大学生，2006年到门头沟区坝房子村当起了村支书助理，致力于农村普法，为农民维权，被称为为村民打官司的“农民律师”。王丽娜和周倍良同为大学生村官，而且“私交不错”，王便邀请周来二条街村为村民做普法讲座。

　　11点一过，王丽娜请周倍良一行到不远处的小饭店吃中饭。这一顿饭钱王丽娜自己掏腰包付的钱，“大家都是朋友，请客吃饭也很正常”。

　　一个小时后，他们出现在村民学校的教室，开始布置讲座会场。期间大家聊聊最近的工作生活现状，也开开玩笑。

　　下午1点左右，第一个村民来到村民学校。这个村民学校能容纳200人左右，“而这样的讲座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点30分，讲座如期开始，村民学校坐了一大半人，当然也有姗姗来迟的村民。听讲座的村民来自不同的村。之前，王丽娜已经把讲座消息告知了其他村的大学生“村官”，这个讲座的消息又通过广播被更广大的村民知道。

　　王丽娜端庄地坐上了讲台，“客串了一把主持人”。把讲座的内容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介绍给村民们。

　　在讲座的时候，王丽娜依然不得空闲。她时常跑着去办公室接听电话，或者有村民找上门来咨询相关事宜，王都一一耐心解答。

　　4点左右，讲座的最后半个小时是村民的提问时间。有个村民就自己的一个“心病”向“清华的专家”询问：离婚之前，丈夫向妻子借了几万元钱，现在离婚了，妻子要拿回钱，丈夫却不愿还了，问妻子能不能把钱给拿回来。清华的同学根据相关婚姻法给这位村民做了解释。

　　党员会议

　　当村民们在村民学校安静地听着讲座的时候，王丽娜偷偷地溜出了教室。

　　她要参加一个会议，此时是下午2点30分，离讲座开始已1个小时。

　　每月的15日是村里的党员活动日，由于那天王丽娜有其他事情安排。她事先征求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同意，党员会议提早到了这一天召开。

　　二条街村共有党员45位，当天到会的有35位党员。二条街村是“新民居试点村”，会议讨论村里“征地补偿”的问题。王丽娜在去年12月已经被选为村支部委员，她也是决策人之一，而以前只是列席会议。

　　会议一直持续。4点30分左右，讲座结束，王丽娜离开会场，送走清华大学的同学。

　　5点左右，会议结束。村两委班子留在办公室总结一天的工作，做一些和平时一样的交流。

　　上班之外

　　半个小时后，王丽娜推起自行车，离开了村委会。她的目的地是镇政府食堂，这一天她的晚饭是“烙子”——一种中间有馅的食物。

　　填饱肚子，王丽娜回到了宿舍。这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书柜、写字台、床、衣柜，还有电脑——电脑通常是村官们上班“8小时”之外的最大娱乐活动。当然，男生们时常会打打篮球，有时就去村民家串串门，唠唠嗑，“村民跟家里人一样”。

　　王丽娜打开电脑，和很久没有见面的同学、朋友打打招呼。时常，她会利用晚上的时间查找资料，或写村里的材料，“有时候感觉时间不够用”。

　　而往常这个时间——晚上8点30分，王丽娜可能出现在村文化大院的数字影院，按照村民的点播，会播放一些例如《脊梁》这样的教育片，也会放一些诸如《金刚》类的大片。

　　王丽娜拥有一个雅号“草莓天使”。她回忆两年前，刚开始种植草莓那会儿，她什么也不懂，就求教于电脑或者书本，“那时候有些疯狂，只要见到跟‘草莓’两字有关的材料就两眼发直”。

　　草莓一般是9月份种植，100天后开始采摘第一批，一直到第二年5月一轮种植结束。现在那120亩的69栋大棚正在高温“闷棚”和土壤消毒。

　　这几天，闲下来的时候，王丽娜就像惦记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惦记着这些大棚，“都看过好几遍了，没问题”。她乐呵呵地告诉记者，“现在是一年中比较空闲的时间”。

　　11点，关灯睡觉。这是她通常的睡觉时间，赶写材料时例外。

　　贾辉的“村官”日记

　　2005年4月20日晴

　　初到北寨，面对着很多陌生的面孔，我今后的工作如何开展呢？思来想去，还是从融入农村开始吧，融入农民中去。今天是我第一天工作，早晨很早起床，煮点方便面吃完之后，去了主任办公室开始打扫卫生，整理桌子上的文件，等待书记和主任分配任务，但是书记主任对我说，你还是先熟悉环境吧，一会儿我领你去见镇领导，以后还得跟他们长期接触。

　　9∶30回到村里，下午跟着主任上山去解决修路占地问题，这一天学到了如何跟村民打交道，如何解决矛盾纠纷，总之是学到很多东西，我要把它写到日志里，经过三年的积累将成我人生的一笔财富。

　　2005年10月16日晴

　　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得到了村委会和村民的认可。以前，书记曾问过我，小贾有对象吗？我说没有，没想到书记记在了心里。2005年10月16日，书记说，小贾，咱们村有个姑娘人不错，父母也很实在，在北京工作，你们要不要见一面？我含蓄地说，我刚来，这样不合适吧。书记说，工作和爱情是互惠的，只有工作和爱情双丰收的人，才是成功者。我们经过见面，开始走上了爱情的道路。

　　2006年4月20日多云

　　今天是我任期一年时间，我们两委班子坐到了一起，开了民主生活会。在民主生活会上，我发了言，提出了自己在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进取，同时得到了村委会领导的指导，这对我以后的工作是很有好处的，我很感激在我工作红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人。

　　2006年11月18日晴

　　刘书记在我一生中是最重要的人，是值得我尊重的好领导好大哥，他组织村委会和我的女朋友回内蒙古老家探亲。我记得清清楚楚，早晨4∶00准时出发，经过13个小时的车程，回到了内蒙古老家，父母激动得流出了感激的泪水。他们说，把儿子交给你们，我们俩就放心了，还给我带回了这么好的儿媳妇，这让我们全家都十分感激。

　　2007年3月10日晴

　　我是创新型科普社区志愿者，为了更好地建设北寨社区，我参加北大科普培训班工作已经3个月了。为了赶到北大，不耽误课程，每次4∶30要从家里出发。农村科普工作是很难做的，缺少科普人才和科普活动经费，科普形式也比较单一。听了北大教授的课，我学到了如何开展科普工作，如何把北寨创新型科普社区建设好。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找准创新点，提升北寨红杏文化品位。

　　采访手记：大学生村官群像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对大学生村官的评价最多的是“满意”二字，大学生村官普遍得到了平谷区人事局和乡镇主管领导的赞赏。

　　平谷区马坊镇党委副书记李学东说，农村里年轻人不多，成绩好的考出去了，剩下的也打工出去了，所以农村需要这些有知识、有理想、想干事、有爱心的“村官”。

　　兴谷街道后罗庄村村支书助理王鸿雁，刚刚上任三天，是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找工作不是很难，但中国农民占9亿，农村需要人才，家里、学校也鼓励，觉得在农村大有可为”。诸多像王鸿雁这样“新官上任”的新一届“村官”表现得信心十足。

　　多数镇、村主管领导的印象——现在村里的档案非常规范，计划总结、会议记录也规范多了，甚至一些村庄通过“村官”的努力，使农村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

　　这些琐碎的工作在一些“村官”的表述中有不同的理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现任大学生“村官”说，目前大多“村官”从事接电话、端茶送水、整理材料、写报告、送材料、网络信息化等“小事情”。他们认为“无法真正插手本村实际事务，甚至还有一些村干部竟要求“村官”帮忙做一些私人事情，俨然村干部的个人秘书，甚至有村官把“大学生骂哭了”。

　　但是，在一位乡镇干部的表述中，这些大学生“村官”已经成为了老村干部的“左膀右臂”，成为他们的“头颅”、“智囊”，可以说老干部离不开大学生“村官”了。

　　“农村工作确实不是很具体，是松散型的工作”，胡连升说，一开始有村民持怀疑态度，“一个学生娃子能干什么”，但后来村民办喜事有邀请“村官”当司仪主持婚礼的，而“村官”也会送上自己的“份子钱”，逢年过节也有村民请“村官”去家里吃饭，可以说普遍得到了村民的认可。这一切是前几届的村官打下了基础，现在“怀疑的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大多村民接纳大学生来村里工作。

　　兴谷街道党委副书记刘进林认为，大学生村官和老的村干部各有优势，年轻人热情高、有朝气、进入角色比较快，但村干部农村经验丰富，有自己一套处理问题的方法。另一位村干部也说，“书本大于经验”，过于照本宣科。

　　胡连升也承认，大学生村官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年轻人的通病，比如一些人资历较差、生活能力较差，甚至不会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一些乡镇请大厨给他们培训，这样的孩子适应期相对会长一点”。

　　大学生进村首先要把自己当成农村的一员，当好自己的村民，学会融入，学会交流，和群众搞好关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走入农民家中，谈天说地，和村民交朋友。胡连升还认为，这个群体有“向上的力量”，让他们自然地发展下去，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不在于为农村干了多少事情，鼓励是宝贵的财富，得到村民认可是最重要的。

　　一位大学生“村官”在一本他们自己编撰的杂志上写道：“我们是年轻的‘80后’一代，是自愿到农村奉献的一代，而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多年之后叫做‘青春’的日子。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朝气，也有颓废；有甜蜜，也有荒唐；有自信，也有迷茫。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青春岁月。”

　　或许，这就是这群大学生“村官”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