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危机，折射理想与现实差距
导读：
感谢 《南方周末》记者28天的“潜伏”采访，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对客观的富士康。在这个集聚了30万名打工者的地方，解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具有着标本意义。
今年以来，员工的一跳再跳，让富士康背负上 “血汗工厂”的恶评。原意要 “扒粪”的记者体验调查后呈现的报道， “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 ‘血汗工厂’的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最小的仅仅17岁，最大的不过24岁，富士康 “九连跳”演绎了青春的哀歌。尽管在这过程中，富士康不断地敞开大门，接受政府部门的检查、延请专家会诊，甚至请来高僧祈福；富士康内部也开通关爱员工热线、开展心理咨询，甚至建立了宣泄室，称 “公司管理层都愿意把自己的照片套在假人上，供员工们发泄。”但是，这一切努力仍然挡不住惨剧一遍遍地上演。“80后”、 “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到底怎么了？
富士康危机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企业文化、社会心理、精神危机等。笔者在这个多棱镜下看到更多的则是新生代农民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和绝望。“第七跳”卢新就是典型案例——“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乐观、多才艺”，这本不是精神危机的易感人群； “为了供卢新上大学，父亲打工被砸断腿，家里还有十余万元债务”，因教致贫、因教返贫是当下许多农村家庭的辛酸，大学毕业后有责任偿还家庭债务成为许多学子心头日益沉重的 “十字架”； “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他的职业理想应当说与他的受教育程度是相匹配的，但现实是他遭遇了大学生就业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卢新是2009级新干班工人，应该是蓝领制造工人的岗位，这与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预期的差距是显然的，由此带来的心理纠结也是必然的； “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1500寄给家里”，即便这样，卢新在临跳前晚一直念叨自己 “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这就是一名 “80后”大学生，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理想破碎的轨迹。知识改变命运，为大多中国家庭所信奉，为许多农家子弟所追随，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鸿沟赫然。
为钱焦虑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特点。不仅是在富士康，笔者到过的长三角、珠三角许多企业里，都看到过农民工主动申请加班，甚至能不能提供长时间的加班成为他们选择打工企业的筹码。与他们的父辈相同，新生代农民工也吃苦耐劳，克勤克俭；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对钱的渴望更多是贴补家用，改变农村即有的生活，而新生代农民工对钱的诉求是要融入城市生活。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不仅有着更多的城市梦，并且对自己户籍所在地几乎没有归属感。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可以选择，或留下，或归去，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愿有 “留下”一条路。然而，城市居，大不易，城市生活成本之高令许多农民工感叹“财富积累得太慢”。对处于低端产业、低端岗位的农民工来说，这个感受尤其强烈。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热衷于买彩票，希冀着“一夜暴富”的降临，以期填平理想和现实的沟壑。当融入城市的成本增长太快、个人财富的积累太慢并存时，他们失去的往往是希望。
在我国目前两亿人规模的农民工中，“80后”、“90后”农民工已占半壁江山，新生代农民工的占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增长，他们将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举足轻重的群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了解他们的需求，理解他们的困惑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富士康“九连跳”令全社会震恸，也应让全社会警醒。
如何缩小新生代农民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可作为我们思考的一个角度。笔者认为，应一方面通过人文关怀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对未来生活的合理预期，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相关社会经济政策改善他们的现实状况。比如，加快消除城乡差别，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可城、可乡，有多元化的选择；调高最低工资保障线，这是提高农民工当期收入最快捷的手段；根据人力资源市场反映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公共财政加大对职业技能教育的投入力度，尽量减少人才高端低用带来的人生挫败感；松动农村土地 （主要指宅基地）政策，让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获得先期的投入；城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将在农村已没有土地并已在输入地纳税缴费若干年的农民工纳入保障房的惠顾范围。
理想是船，希望是帆，一个好的社会应当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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