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企业办社会”是不相容的
导读：
提要 “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而这些年轻而又可爱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的集中体现。
仿佛一个黑色幽默，就在鸿海精密（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首次就一系列雇员自杀事件发表公开声明的第二天，昨日凌晨，该公司又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已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的“11连跳”了。
一个多月来，随着富士康员工“连跳”数字触目惊心的快速上升，舆论对这家口碑本来就不算太好的台资企业的关注以及对“连跳”事件的讨论也急剧升温。
事实上，“富士康悲剧”以一种经典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论及的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的模式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中国到处存在。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都还记忆犹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如鞍山、抚顺等——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工厂。反过来说，像鞍钢这样的所谓企业，其实就是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从托儿所到殡仪馆一应俱全。然而，这样的“企业办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也就是它们最终无一例外地难以维系，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国企改革”的原因。
不幸的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出口加工业基地在奉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情况下，它们的企业却仍然试图沿袭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由于企业的规模普遍比较小，问题一直被掩盖着，今天终于大规模爆发。富士康80万员工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赚钱外，还有任何一个正常人都离不开的社会性需求，像家人、朋友、恋人间的感情交往……
具体地看，这11个跳楼的年轻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寻短见的原因，有些甚至是十分偶然和难以理喻的。但是，假设他们是生活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那么，他们那尚未成年的大脑内那些一时想不开的念头是完全有可能在包含着感情的人际交流中被扭转和打消的。问题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郭台铭董事长也不是它们的党委书记。在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下，追逐利润是企业和企业家天经地义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便富士康今后做再多关怀员工的事情，它也绝不可能把自己的企业建设成又一个鞍山——它所能够办出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不自然的、军营式的扭曲社会。一个正常的人际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具有一种有机的生态。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之所以能够办成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社会，完全是因为它可以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直至完全牺牲效率，使自己根本就不再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富士康对这80万雇员不是采取集中住宿管理，而是让他们散居在当地，生活上自我管理，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这一定会给当地造成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一定会给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正因为此缘故，富士康实际上是主动用一种企业管理的方式将本来大部分应该由政府挑起来的社会管理负担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这么主动替政府背包袱，也是有自己的好处的——这么做的员工管理成本肯定是比开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此外，这种军营式管理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员工结成“同乡会”一类的组织进而增强他们面对资方的集体谈判力量。
因此，富士康式的“企业办社会”对当地政府和企业本身来说，是“双赢”的，但它的代价是牺牲了员工的正常社会生活以及身心健康。
归根结底，“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而这些年轻而又可爱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的集中体现。他们以鲜血和泪水拷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得上这种变迁？市场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的成功高度依赖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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