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血汗工厂”说不——新生代农民工待遇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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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快车官方整理更新时间： 2020-06-03 23:42:24 人浏览

导读：

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倒逼工厂涨工资来自农民工输出地安徽阜阳的20岁机修工陈怒已经在深圳工作3年，高一辍学出来打工的他第一年工资800元，第二年涨到1300元，第三年没有什么涨工资的迹象，陈怒不再忍下去，而是选择跳槽。陈怒说：“深圳的消费很高，如果不包

　　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倒逼工厂涨工资

　　来自农民工输出地安徽阜阳的20岁机修工陈怒已经在深圳工作3年，高一辍学出来打工的他第一年工资800元，第二年涨到1300元，第三年没有什么涨工资的迹象，陈怒不再忍下去，而是选择跳槽。

　　陈怒说：“深圳的消费很高，如果不包吃住，我们辛苦打工一年剩不下什么钱。如果我拿1500元的工资，每个月要给家里寄800元，我自己只剩下700元，这700元要包括住房和吃饭，最后算下来我一个月只有300元吃饭钱，要很节省才勉强过得下去。1500元是一个普通员工很正常的工作报酬，可是现在连生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要另寻出路。”

　　富士康公司是一家超大规模的世界500强企业，深圳的员工有40余万，其中约有30万员工起薪点为最低工资标准。2008年9月，深圳市总工会向富士康发出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考虑到劳动成本问题，富士康公司仅在员工福利等方面与工会达成一致，签订了集体合同，而在工资增长这一涉及员工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却避而不谈。

　　但是，金融危机后招工难的问题倒逼富士康重回调薪谈判席。2009年12月26日，富士康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富士康科技集团集体合同(草案)》, 合同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上有了明确约定：在集团实际工作时间满一年(含)以上且符合绩效考核要求的员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不低于3%，并将于每年12月定期就此进行集体协商。

　　富士康工资集体协议的签订，使30余万员工脱离了领取最低工资标准的境遇，这在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年3月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深圳将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提高工资待遇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增加深圳的就业吸引力。

　　但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反映，深圳很多企业还是紧贴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农民工的待遇并不会因为每月增加100元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用工企业：“现在农民工的流动性实在太强”

　　不可否认，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强度的耐受性已经大大降低。来自湖南新宁县的李方今年24岁，17岁就南下广东打工，目前是上海青浦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一身黑色西服黑皮鞋和他的职业似乎不怎么搭调。

　　初去南方的李方在广东一家家具厂做小工，每月挣数百元的工资刚够他打牌、抽烟。他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质的改变。4年后，李方不甘做小工，又回到了老家。经父母介绍，他做起了卖饲料的工作，2000元的月固定工资加提成原本够他在老家过上滋润的生活，但一个“累”字还是让他放弃了。“早出晚归，托货、送货，又累又麻烦。”至今李方回忆时还露出痛苦的表情。

　　在浙江杭州，真功夫餐饮管理公司的人事经理黄洲胜在招聘市场已经“驻扎”了一周多，才招到1名员工。他承认自己的公司待遇不算高，不能包员工住宿，1000多元的工资吸引力不高。“我们属于比较辛苦的行业，招聘的员工都是90后的，他们吃不了什么苦。公司只能适当考虑给他们减轻点工作压力，在业余生活上给他们丰富一点，提供一个好的开心的工作环境，给他们一个心理安慰。”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要求，杭州顾家工艺沙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唐伟锋则表示比较乐观。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倒逼企业提高待遇后，企业为员工提供良好的保障，反过来员工会给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据他介绍，自己的公司今年提高待遇后，很快就招到了想要的技术工人。

　　但是，由于当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普遍不高，主动为员工涨工资的动力不强，相关企业的农民工流动明显加快。浙江红叶制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崇元告诉记者：“公司曾经招过一个小青年，干了4个月就不辞而别，一个月内在义乌换了6家企业。这样的例子并不新鲜，在义乌非常普遍。在当地企业中，红叶公司已经属于员工稳定性最好的企业之一，绝大多数企业每年新招员工要占到全部员工的60%。”

　　从事餐饮业20多年的义乌新晶辉餐饮董事长任承坚也感叹说：“以前员工流动率在20％左右，最近几年流动比例在增加，现在流动率已经到了40％，有些员工甚至连该拿的工钱也不要，也不跟公司打招呼，突然间‘蒸发’，去年下半年就发生10多起这样的事情。”

　　半月谈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家认为，当前农民工的流动性已经到了企业能够忍受的极限。浙江绍兴天圣控股公司工会主席魏国良说：“每年都要新补充近千名员工，这对企业产品质量会造成很大影响。因为高流动性导致企业的熟练工越来越少，而且容易诱发劳资纠纷。”

　　政府：努力当好企业和员工的“红娘”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和企业在待遇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一些主要用工地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浙江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保障局副局长陈英平说，新一代农民工的文化层次比较高，待遇要求也高，以前是“有工就做”，现在是“试试看”、“挑挑看”。招工难的矛盾根源在于待遇问题，从政府来讲就是如何化解矛盾，搭建平台，做好企业和员工的“红娘”。政府要想办法出台政策，强制、扶持、鼓励企业提高员工的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主力军，单纯重复劳动的加工企业对他们没太大吸引力，这些企业以后招工可能会越来越困难，甚至被淘汰。”针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给企业开出的三剂药方是：注重员工的福利待遇和薪资水平；注重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和成长机遇；重视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她还建议，政府部门应更加关心、扶持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加强企业用工环境建设。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表明，在中国1685元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这1685元是计算了每个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2个人可以养活4口之家，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以得到的水平。如果按这个标准计算，珠三角农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个小时，每个月加班120个小时才能拿到1685元的工资，而在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农民工工作时间非常长，许多人却连这个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工资都拿不到，这样的工资水平显然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对于那些“血汗工厂”来说，以廉价的方式来获取高额原始利润的低成本时代肯定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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