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保护缺失造汇率“软肋”
导读：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4月3日宣布将推迟原定于4月15日发布的主要贸易对象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后，并没有影响一些境内外人士组织营造人民币升值舆论氛围的积极性，甚至出现“晚升值会导致很大损失”、“升值有助于调结构、反通胀”、“人民币将一次性升值10%”等言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源于中美贸易失衡带来的汇率争端，少有人愿直面人民币汇率与生产率、生产要素价格以及劳动者保护之间的关系。
“巴-萨效应”难释人民币汇率变动
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和萨缪尔森各自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他们都认为，甲国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幅度高于本国的非贸易部门和乙国的可贸易品部门，将带动工资和价格总体水平上涨，而且涨幅较乙国为大。按照实际有效汇率=名义汇率×(外国价格/本国价格)的公式，在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上述情况将导致单位外币兑换到的本币数量变小，实际有效汇率呈升值趋势。
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率的提高最为明显，因此，当一国处于经济高增长阶段时，该国的可贸易品部门相对于不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提高程度一般来说就高于其他国家，从而出现该国实际汇率升值的现象。这样，巴-萨效应就将经济高速增长与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明确联系起来。
后来许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实际汇率变动趋势在总体上是倾向于支持这一假设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美国也有较明显的“巴-萨效应”。中国的情况在1995～1997年与该效应比较接近。当时人民币名义汇率在渐进中累计升值4%，但在物价上涨率高于美国的情况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幅更大，从6.24人民币/美元升至4.9887人民币/美元，累计升幅高达25.1%。
这种情况在1997年之后出现了逆转。在当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明显影响中国之后，人民币名义汇率结束了缓慢升值的状态，一直稳定在8.27。加上1998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并一直持续到2002年，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显著高于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出现了贬值的倾向，从4.9887贬回到2002年的5.6832，累计贬幅为12.2%。在1998～2002年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幅达到6.1%、年均GDP保持7.9%高增长率以及名义汇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贬值，这显然与“巴—萨效应”是相反的。
失灵原因
针对“巴-萨效应”失灵的情况，国内外一些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野村证券首席研究员关志雄认为，失灵的原因在于中国拥有数亿剩余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并未引发实际工资的上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杨长江认为“巴-萨效应”有关劳动力完全流动和贸易品购买力评价的理论前提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并且推导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可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不是这些部门工资的上涨，而是可贸易品部门价格的下降。以上学者的结论是，在名义汇率不变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蕴含着价格下降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的可能。[page]
实际上，这一结论与工资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的事实是基本一致的。根据统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尚有53.4%，但2008年已降至42%左右。从人口统计数据看，我国新生儿高峰是出现在1982～1991年，最高点是在1987年。由此推算，非农劳动力供应的高峰期是1998～2007年，最高点是在2003年。在2003年之前，劳动力供应不仅非常充裕，而且还处于逐年增加的状态;在2004年之后，虽然新增劳动力的规模仍然很大，却已平均每年递减48万人左右。从上面的情况看，劳动力供应的高峰期和增长期，确实与“巴-萨效应”在中国的失效时间段基本吻合。
即使如此，劳动者所获收益的升幅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仍不能完全怪罪于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除了劳动力供应充裕外，工人收入增长缓慢的更重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以及对劳动者的保护明显不足。
农民工未获得与其付出相对应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涉及人员伤亡的安全生产事故频发高发、蓝领工人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高速成长的好处等，既带来了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后果，又直接导致企业的储蓄率较高、劳动大众的消费后劲普遍不足、宏观经济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外部需求。
我国的产能过剩，一方面是劳动力供应规模不断扩大和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内部需求明显不足造成的。由此也带来了贸易顺差过多、人民币名义汇率面临升值压力等问题。
要解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死结、要调整好经济结构、要达致社会和谐和政权巩固的目的，需要上下好好梳理在劳动者保护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劳动者保护不足是贸易失衡之源
综观之，劳动者保护不足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建立起规范的薪酬调整机制。笔者在香港工作时分管过本部门的人事，对市场上的调薪机制有一定的了解。在一个正常的劳动力市场上，各家香港企业都会根据本企业的盈利状况、当期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市场平均薪酬增长率确定本单位员工的平均薪酬增减幅度(以增为主)。而在内地，该机制则明显缺失。有论者认为，这与政府引导不足、与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未设工会以及工人缺乏集体谈判能力有一定的关系。
其二，不论在金融机构，还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中，目前都出现比较多的同工不同酬现象。除了农民工外，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企业大量聘用低薪制的代办员，或阶段性使用劳务派遣公司派出的员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企业成本，但其本质是逃避企业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其后果是部分工人付出了与他人相当的劳动、收入却明显低于别人，并由此带来了贫富分化加剧、内需不足和产品外溢等问题。[page]
其三，我国多数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明显偏低，企业对相关设施的投入明显不足，以致安全生产事故频发高发。将美资主导的外商投资企业与中资、台资、港资、韩资企业进行对比就可以知道，在后面这些企业中，劳动者所面临的安全生产条件明显不如美资企业。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杭州地铁塌陷事件、各地伤亡事故不断的煤矿，更可被视作工人人身安全缺乏足够保障的典型例子。
除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偏低外，地方安监部门执行力度不足，出了事故后处罚力度太轻，伤亡劳工或家属所获赔偿金额根本不足以体现生命的尊严，以及农民工与城镇正式工在因公死亡后同命不同价等，既人为导致了企业自身的成本被转嫁给工人和社会，又扭曲了外向型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出口商品成本不合理地低于大多数国家。有些学者将此现象直指为“带血的GDP”，说法可能有些偏激，但由此带给各方的思考确实比较沉重。
笔者在今年春节回到全村人口不足100人的浙西老家过年，获知村中同龄的两个人都已在矿难中去世，有个亲戚还因为以前打工的条件太过恶劣而患上了精神病。他们所获的赔偿都极其微不足道。这种状况已到了必须作出改变的时候。
其四，农民工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贡献最大、但由此作出的牺牲也最多。在4.87亿农村劳动力中，非农就业人口约为2.1亿，其中，农民工数量超过1.2亿，乡镇工人多达8000多万。这些农民工长时间奋战在建筑和路桥工地、工作在各大小工厂，为共和国建造了道路网和高楼大厦，创造了大多数的工业生产总值，但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却一直非常微薄。
农民工的工资偏低，除了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外，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被视为“非本地人”，企业不必为他们提供本地化和城镇化所需的薪酬水平，包括购房支出、足额的城市生活费用和医疗、养老保险等。而且，由于他们从身份上说仍属于“农村人”，因此，企业主给付的工资只要超过农业收入，广大农民工似乎也就“满足”了。
这种同工不同酬、使中国社会严重陷入城乡二元格局的做法，在追求GDP增速的影响下，一直得不到有效纠正。很自然，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出口顺差过多的格局也就难以得到改变了。
企业成本被不合理外部化
如前所述，在研究“巴-萨效应”为何在中国失效时，国内已经有学者指出，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有前提条件的：包括一价定律、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生产要素价格反映其真实的价值或成本以及不考虑汇率预期的影响等。这些前提条件的缺失足以否定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准确性，由此推算出的人民币均衡汇率自然是不科学的。[page]
以前面提到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劳动者保护和社会保障明显不足为例，企业本该承担的成本已经被不合理地外部化或社会化了。与此相仿，我国企业的排污成本远低于治污成本，企业对环保设施的投入和使用明显不足;许多企业仿造他人的生产技术没有付出代价;工业用地被当作吸引投资的优惠工具，使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很低;外商投资企业以前曾长期享受税收优惠，现在仍可通过集团公司内部的跨境关联交易规避税收;以及水、电、煤、油价格的形成机制未完全市场化等，也都是企业自身成本被不合理地外部化、社会化的具体表现(在人均水资源贫乏的中国，城市水价目前只有国际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些做法一方面使企业保持低廉的生产成本，导致“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价格上打遍天下无敌手;另一方面直接推高了企业的储蓄率，导致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一直比较低。以上两者实际上就是我国贸易顺差较多和内需不足的最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与其不断调升人民币名义汇率，刺激热钱大量流入，把企业挤垮或迫使企业没有足够的财力去配合政府解决上述问题，还不如利用后危机时代全球供过于求的形势，继续理顺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及社会保障工作，加快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步伐，逐步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水平，并为农民工融入城镇创造有利条件(包括廉租房)。唯此。才能缓解贸易、汇率和热钱流入方面的压力，才能真正贯彻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才能最终建成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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