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医疗纠纷，一位母亲九年无法释怀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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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快车官方整理更新时间： 2019-02-28 16:38:35 人浏览

导读：

儿子术后遭遇“意外”症状，历经两次医疗事故鉴定，结果迥异，终未被定为医疗事故。时过九年，对于这起医疗纠纷，李玲一直无法释怀——一次手术改变家庭命运9个年头了，提起当初发生的一些细节，李玲禁不住泪水恣肆，仍耿耿于怀，甚至，懊悔不已。李玲住在陇南市礼

　　儿子术后遭遇“意外”症状，历经两次医疗事故鉴定，结果迥异，终未被定为医疗事故。时过九年，对于这起医疗纠纷，李玲一直无法释怀——

　　一次手术改变家庭命运

　　9个年头了，提起当初发生的一些细节，李玲禁不住泪水恣肆，仍耿耿于怀，甚至，懊悔不已。

　　李玲住在陇南市礼县城关镇。1990年3月，李玲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儿子张强降生，让这个经济虽然拮据的小家变得更加温暖。张强快两岁的时候，李玲突然发现，儿子左侧阴囊有点大，便马上请中医给儿子诊治。“医生看过后，说是水疝(学名为鞘膜积液)，开了两服中药，吃了就没事了。”

　　此后，儿子再没犯过病，李玲也未在意，但上小学以后，张强在跑跳等剧烈运动时，左侧阴囊经常会肿大、发亮，但不疼不胀，只要平躺休息一会，症状就会消失。为了治好张强的病，2002年1月20日，李玲决定带儿子到天水市求医。

　　今年7月6日，李玲向记者再次回忆起这些时，不禁悲戚落泪。

　　虽然已时隔多年，但在李玲的脑海中，当时的情景清晰如昨：孩子经过几个小时的班车颠簸，正在犯病，阴囊也有点大。一进天水新天坛医院大楼，一层大厅只有药房里有一年轻女子，见有患者上门，便马上上楼把院长李小波叫了下来。李小波立即招呼他们母子上楼，看过孩子后，李院长说孩子的病是疝气。“当时，他很热情，我们交了1000元押金就在外科住下了。”

　　据李玲讲，住院第二天，该院医生赵渊和任庭松相继对张强的病情检查后认为是左腹股沟斜疝、睾丸鞘膜积液，要动手术。1月22日，住院第三天上午，任庭松再次对孩子的病情复查后，手术被排在当天下午。下午4点多，孩子做完手术，晚饭的时候，张强要小便，当李玲为孩子接小便的时候，眼前的情景让她惊骇不已：孩子的阴囊胀得比拳头大，红紫，像要胀破的样子。

　　“到晚上9点，孩子疼得直叫唤，浑身发颤，冷汗淋漓。手术后的次日上午，我给主治医师赵渊和手术主刀医师任庭松说了情况，他们给孩子开了点药，但孩子还是疼得不行，吃不下饭。”

　　李玲说，住院8天后，孩子出院了，但阴囊仍未消肿，她曾问过医生，对方说是术后正常反应，只能冷敷。出院20多天后，正是大年除夕，令她欣喜的是，张强的阴囊终于消肿变软，但阴囊顶部上方的左腹股沟却出现了一个肿块，此外，孩子的“左侧阴囊摸上去空空的”。春节休假结束，她和丈夫先后去过两次医院，“医生说没关系，肿块会逐渐变小，让孩子多活动。”

　　直到术后4个月的时候，孩子左腹股沟处的肿块才渐渐变小。2002年5月，李玲专门带着儿子先后到外地的几家医院进行检查，结果再次让她大吃一惊：“张强的左侧睾丸严重萎缩，只有右侧的1/4大小，睾丸附睾输精管精囊全部损毁，完全丧失生育功能。”

　　对李玲来说，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而从那时开始，一直到9年后的今天，李玲一家的生活也因此被彻底改变。

　　两份鉴定结果迥异

　　2002年7月和9月，李玲带着儿子两次找到天水新天坛医院院长李小波。据李玲回忆，当时，李小波认为孩子的左侧睾丸变小是由于病症复杂、体质特殊形成的，如果家属坚持，该院可以帮助联系医院进行二次手术。“因为把孩子交给他们我不放心，所以我拒绝了。”其后，李玲将情况向天水市卫生局等部门进行了反映。“2002年10月，经过协商，天水新天坛医院给了我1万元的经济补偿。”

　　今年7月7日上午，记者在天水新天坛医院采访时，见到了这份不足百字的补偿协议：“因张强手术后遗症问题，双方达成协议，由新天坛医院补偿李玲1万元。”该院院长李小波恰巧外出，副院长刘宏亮在接受采访时却称，“实际上，这笔补偿款，是李玲找的熟人打过招呼后给她的，同时医院也是考虑了她生活上的困难。”

　　对这一说法，李玲予以否认。

　　2003年10月，李玲以“手术失误导致患者睾丸发育不良、睾丸位置过高，属医疗事故”为由向天水市秦州区卫生局(时为秦城区)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子张强的病例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同年10月17日，天水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受理鉴定。

　　医疗专家组现场体检发现，“患者张强的左睾丸位于左阴囊的顶部，睾丸质中，表面不光滑，固定，左精索变粗，质较硬，左腹股沟可见一斜行手术疤痕，约5至6厘米。”专家认为，术前第一诊断(左腹部沟斜疝)依据不足，具备手术适应症，采取手术治疗是正确的，但具体手术方式与术前诊断不符，不必行鞘膜翻转及睾丸引降术，违法治疗常规；左侧睾丸位置位于阴囊上部与手术有因果关系，属四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手术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或者说，手术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为医疗机构，会尽量避免，但如果出现的话，也属正常范围。”刘宏亮告诉记者，术前，对于这些内容，院方都一一向家属进行了告知。在天水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中，这一病例被鉴定为四级医疗事故，鉴定结果出来后，院方还是准备积极配合进行处理，但患者家属不服，并向省级医疗机构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

　　“这次鉴定的医疗事故级别太低了，我觉得不公平，所以提出申请，要求省医学会重新鉴定。”但结果出乎李玲的意料。2004年2月24日，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主持了这次由7名专家组成鉴定组的鉴定会，鉴定组认为，医方对患者左侧腹股沟疝、左睾丸鞘膜积液的临床诊断正确，实施鞘膜翻转术并切断鞘膜通道在内环处高位结扎鞘突，符合治疗规范，无违法违规及过失行为。此外，患者张强睾丸发育正常，第二性征明显，医疗行为不存在损害睾丸的问题，其左侧睾丸上提，是因精索粘连引起的，属手术并发症，不构成医疗事故。

　　拿到省医学会的鉴定书，李玲回家后就病倒了，一连睡了好几天才下床，她“根本无法相信，这是事实。”

　　无法释怀的“追问”

　　省医学会主持的鉴定存在鉴定专业分类、专家抽取比例、鉴定书送达超期等问题。李玲告诉记者，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会确定的专业分类为泌尿外科，但是到了省医学会主持的鉴定会上，分类却变成了普外科，鉴定的专业分类存在严重偏差，且在此前的鉴定组专家抽取过程中，省医学会将两例医疗事故鉴定合并在一起，由两家患方和两个医方共同抽取专家，而按照程序，7名专家中，医患双方应各抽取3名，最终却两家患方仅抽取了一名专家，两例医方共抽取了5名专家。此外，2004年2月24日的鉴定会结束后，按规定，鉴定书应在45日内送达，但作为家属，她一直到4月9日才收到鉴定书。[page]

　　采访中，除了质疑省医学会的鉴定外，李玲对为张强诊治并进行手术的主治医师赵渊和任庭松的执业医师资格也是心存疑问。李玲坚称，孩子住院治疗时，二人都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属非法行医。

　　由于对省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果不服，2005年10月，李玲向当地卫生部门、省卫生厅及卫生部提出了申诉。2005年11月17日，卫生部就此批转天水市卫生局处理。

　　2005年12月，应李玲的要求，天水市卫生局对省医学会主持的医疗事故鉴定进行了重新审核，该局认为，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在此次鉴定专家抽取上与有关规定不符，要求秦州区卫生局委托省医学会进行重新鉴定。

　　事实上，时隔5年之后，这次函告委托的重新鉴定并未执行。其间，李玲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张强一案的鉴定情况及任赵二人“涉嫌非法行医”的问题。2007年6月27日，省卫生厅经调查核实并向卫生部请示后发函答复李玲称，在2002年3月天水市卫生局开展医师执业注册工作前，任庭松、赵渊二人在新天坛医院的执业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

　　此外，记者从一份由天水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出具的调查报告中看到，赵渊和任庭松两人于2002年受聘新天坛医院，2004年解聘，两人均于1999年5月1日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证，在此期间，两人均未进行注册登记。

　　今年7月7日下午，针对李玲反映的情况，记者前往天水市卫生局医政科采访，但该科室负责人拒绝透露任何情况。天水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主任王军元表示，按照规定，鉴定过程中，医患双方抽取专家的比例必须对等，虽然在省医学会主持的鉴定中存在这一问题，但这并不影响鉴定结论。

　　针对李玲反映的情况，7月9日下午，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主任王章告诉记者，张强的案例是与另一案例合并共同抽取一个专家鉴定小组的，因为医患四方抽取，因此共抽取7名专家，4名候补专家。“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患者和专家，并不违规。”患者为外科疾病，由医方外科进行手术，鉴定的主要学科为普外科、泌尿外科，鉴定组7名专家中，普外科专家占了4名，泌尿外科专家1名，超过鉴定组成员的1/2，符合相关规定。此外，省医学会的鉴定书出具日期为2004年3月5日，经有关领导和专家反复审核后，寄发天水市秦州区卫生局，鉴定书的出具日期并未超过规定的45天。

　　不想放弃

　　“孩子的手术9个年头了，我整整流了十年的眼泪，好多晚上睡不着觉。”已经快60岁的李玲说，“只要我活着，就要为孩子讨个说法。”孩子手术以后，李玲从未停止申诉的脚步，即便是2008年和2009年她患病在家，也不时向有关部门邮寄材料进行反映。

　　1984年底，李玲从天水市一所小学调至陇南市礼县一家单位工作。“手术之前，我们家虽有外债，但日子过得开心。”李玲说，儿子的手术，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9年多来，她始终没有放弃为儿子讨个说法，为此花了好几万元，也吃了不少苦。以前到兰州反映情况办事，她还坚持住便宜的招待所，后来为了省钱，地下通道和救助站是她常去的地方，“有时晚上在大街上来回不停地走，一直走到天亮。”“2007年，因为这个事情，我回家后就病倒了，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此后两年一直在家休养。”李玲告诉记者。

　　“母亲为我操了很多心，9年来她一直为我奔走伸冤，母亲这十年老了许多，她已经快60岁了，我只希望现在她能健健康康地享受生活，可她说一定要为我讨个说法。”时光飞逝，手术过去9个年头了，母亲李玲的头发多半已经变白，而当初只有12岁的儿子张强，也已成一名大学生，可那时手术台上的一幕，这对母子依然历历在目。

　　7月22日，记者见到了刚刚从外地上学归来的张强，他说：“从做完手术一直到上初中的几年里，我的体质一直很差，身体很虚，连睡觉都会流虚汗。初中三年，我从没上过体育课，也没跑过早操，一直到高中阶段，体力才开始慢慢恢复，逐渐能参加一些运动了。”

　　进入大学，张强钟爱足球，一场球赛能坚持跑动60多分钟，虽然能运动了，但在张强心里，对身体的担忧一刻也未曾减轻。

　　这是李玲最担心的问题：即便最终为儿子“讨回了说法”，可等他到了婚育年龄以后怎么办？“现在孩子或许还没考虑到这些问题，但以后这个问题我无法向他交代。”

　　“那次的手术让我至今心有余悸，过去痛苦的生活也让我害怕，我不想提起这些事。”张强说，“未来像一条黑暗中的大道，我不知道，我以后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只希望这些忧虑和痛苦远离我，我更希望我的母亲不会再为我担心，她能够健康开心地生活。”(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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