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感冒3天花掉400元 谁为“过度医疗”买单？
导读：
看不起的感冒
随着气温骤降，呼吸道疾病迎来了高发期，各医院挂着吊瓶的病人塞满了病床。看着治疗室里“吊瓶林立”的景象，值班医生充满了无奈：“我们常会建议病人不用输液，可很时候实在是劝不动。”
1831年，当英国医生托马斯·拉塔第次尝试着用输血工具给一位病人输入盐水溶液的时候，一实验性的治疗方式是了挽救一位濒死的霍乱病人。直到今天，静脉注射技术不断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两星期不用取下针头的套管针。输液，其实一直是医生“最后的给药方式”。通常来说，只有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才会采用开放人体静脉通道的方式。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输液最大的好处就是“好得快”。山西大学生物化学博士生李冰解释，这说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静脉注射药物能被完全吸收，药效也比较快，十几秒钟就能让血液中的药物浓度达到有效范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一种错觉或心理作用，感冒打点滴就属于此类。”
为了比较输液与口服药物的治疗速度，她向记者介绍了几种常见药物的说明，常用于消炎的抗生素莫西沙星口服后能 “迅速、几乎被完全吸收”，绝对生物利用度总计约91%；另一种抗菌消炎药头孢克洛的药物代谢动力学证明，该药品口服后“吸收良好”。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吃药不管用，来医院挂个吊瓶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李冰解释说，任何药品都有自己的代谢规律，口服药一定要按照包装说明按时、按量服用，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很多人在家常常忘了按要求吃药，在医院输液按时按量，结果就产生了误解。
在效果相当的情况下，口服药品与注射治疗相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低廉的价格。记者拿左氟沙星做了调查，一盒口服药片，价格12元，可以吃3天；而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一天花费超过100元，3天下来需要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0倍。
切净杀绝，留一座“空城”
“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说这话时，家住偏关县城的吴三美刚处理完父亲的后事。
三美的父亲是名离休干部，2009年老人体检发现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为了治疗方便，举家迁移到太原一家三甲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治疗。两年多，老人陆续出入院10余次，直到不久前去世，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
住院期间，三美几乎天天陪着父亲，目睹了治疗全过程。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但医生总是不停地给输液，从早晨一直输到晚上。每次住院，医生都要给老人开汤药，但老人根本喝不下，端来就倒掉。为此，家属多次要求医生停止再熬汤药，无人理睬。三美说：“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需要的是临终关怀，医生却还拼命开药，而且多是昂贵的进口药！”
省城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
“已到这种程度了，不开刀怕留遗憾，开了刀，又怕没等伤口愈合人就没了。”省城某三甲医院病房内，李先生扫了一眼病床上身患胰腺癌晚期的妻子，紧紧把脸埋在了双手中。几个月的治疗，已把妻子原本丰满的躯体变得骨瘦如柴。
“从进医院那天起，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先是一次次抽血化验，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然后才确定先手术后放疗、化疗的综合治疗方案。刚开始放疗，尽管病人食欲差，但勉强还能坚持吃下些东西，随着一个个疗程的推进，恶心、呕吐、失眠很快把妻子折腾得变了个样。
“一些前期肿瘤尽管已发生癌变，但并没转移，如胃、食管、肠壁等浸穿黏膜基的早期肿瘤，完全可以当良性处理，切了就可，没必要再放化疗。而不少医生却有做手术的冲动，大切、放化疗，把患者的身体搞得一塌糊涂。许多乳腺癌，明明手术做个部分切除就可以，结果却全切。更有一些医生迷信新技术、新药物，给病人化疗、放疗时，该用50个单位的剂量，用到100个单位。”省人民医院放疗科主任张树平，对一些医生的过度医疗非常反感。
“他们是想给病人治病，可没想到在切除肿瘤、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切去了本可以不切的部分，扼杀了病人自身的免疫力，打垮了病人的精神，反而造成额外的躯体和精神负担，更不利于治疗。手术越彻底，放疗、化疗剂量越充足，给病人留下的越是一个空虚的免疫系统，使人体变得像一座没有任何防卫的 "空城"，放任癌细胞扩散和病菌侵袭。”
“过度医疗”成医患对立有力证明
《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从1990年的2.1元，渐升到2004年的35.1元、2008年的45.3元；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含手术费)则从1990年的121.5元，攀升至2004年的1566.3元、2008年的1887元。这背后，抛开物价增长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过度医疗造成的。
山西心血管医院主任医师张顺业表示，医院和医生也很无奈。以他所在医院来说，每年国家划拨的财政费用仅够给离退休职工发放工资，医院想购进新的设备、改善医疗条件等就只能想办法创收。一个医生不拿回扣，不在开药、做手术上“动脑筋”，副高职称的医生一个月除去奖金只有3000元。在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少、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的情况下，医生成为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是卖药、卖检查结果的生意人。此外，医生为避免出了医疗事故后患者家属找麻烦，往往追求全面的诊疗方案。《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定了医生在鉴定过程的举证倒置制度，这也导致医生对病人的过度检查。他们曾对参与培训的300名全科医生进行过调查，98%的人承认自己在医疗过程中有增加化验检查、院内院外会诊、多开药等“防御性”项目。
当然，现在很多病人也存在“复杂的技术和设备会带来更好的疗效”的错误观念，他们会直接要求医生开某种药物，或者要求医生进行支架手术、剖腹产手术等。
靠制度管住医生的手
“过度医疗定义虽然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却非常难界定。”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常务副院长李荣山说，临床医学非常复杂，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病也有不同的表现，同一种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也不同。因此，要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要对过度医疗设定标准：对病人的诊疗总体上是趋好还是伤害。在治疗中，要看医生的目的何在，治疗是否产生预防作用，是否减轻了病人的痛苦，是否能延长病人的寿命。病人的经济、心理是否能承受，治疗中是否能体现病人的权利。[page]
同时，应该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和监控网络。李荣山说，国外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很完善，建立了药品控制机制，审核每一个医生所开的药品，如果医生药品开得不合理，保险公司不会把钱付给医院。有的地方还建立了抗生素使用网络，监管每一个处方的抗生素使用情况。“这个经验可以借鉴，不光抗生素，整个药品都可以建立起网络进行监控。”
此外，相关部门应对医院体制进一步改革，建立补偿机制，使公立医院公益化，成为真正的非营利单位。医院分配制度要改革，让医生收入不与产值挂钩，实行以服务质量为核心、以岗位责任与绩效为基础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建立相关监督机构及严格评定标准，定期对公立医院进行考评，让过度医疗的机构和医生付出沉重代价。
李荣山最后说，我们要记住希波克拉底的忠告，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过多！”我们应该提倡人文医学的理念。作为医生，应该让患者及其家属参与治疗方案的决策，把各种方案的利弊陈述清楚，请他们选择最终的治疗方案，医生更多地扮演一种提供不同方案的角色。一份优化的诊疗方案，其实是在获益和风险、成本与效益两个问题中寻找平衡。(责任编辑：霍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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