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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之殇与商人之死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 更新时间: 2019-08-02 21:50:30 人浏览

导读:

匆忙的逃离低端并不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在低端站稳并逐步走向高端才是中国制造应该走的升级之路在前往珠三角考察中国制造业困境和解困之道的飞机上,记者翻看到了《环球时报》上的一篇报道,说美国人快过圣诞了,需要购买很多送给孩子的玩具,但是又担心中

匆忙的逃离低端并不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在低端站稳并逐步走向高端才是中国制造应该走的升级之路

在前往珠三角考察中国制造业困境和解困之道的飞机上,记者翻看到了《环球时报》上的一篇报道,说美国人快过圣诞了,需要购买很多送给孩子的玩具,但是又担心中国造的玩具存在铅含量超标等影响儿童健康的安全隐患。“想拒绝它,又离不开它”,是国外对中国制造普遍的看法。

在珠三角的实地采访,让记者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商人们以往闷声发大财的行商方式,在今年得到了彻底颠覆。他们开始关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并且能给你讲得条条是道。新的《劳动合同法》、取消出口退税、“十七大”、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增加等时髦的政经词汇,不停地从珠三角大小老板们的嘴里蹦出。就连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在评价佛山利达玩具厂老板自杀事件时,也能够用“踩上了中国贸易的红线”这样文绉绉的语言来表达。

对于中国制造业困境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矛盾是外向型经济造成的,或者简单地将之归结为人民币升值。也有人认为,所谓的中国制造问题,是一个走向贸易强国的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谁也无法避免,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对于中国制造无需过分担忧,当年的日本和新加坡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以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在低端生存无可厚非,也没有什么可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企业已经习惯于在低端生存,缺乏往上端靠齐的勇气和创造性。在佛山、广州、深圳和东莞一路看下来后,本刊记者发现,比中国制造向高端跃离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打破中国企业对于低端生存的路径依赖和心理依赖。

深圳一家兼营进出口和制造业的贸易公司主管告诉记者,目前珠三角出口的产品,包括玩具、鞋子和收音机,更多的是卖到非洲去。以收音机为例,该公司出口的产品在中国已经被淘汰了,根本无法使用,但在非洲依然有市场。非洲人也并不是真的用来听广播,而是作为赠送给朋友的礼物。这位主管告诉记者,这类收音机销售的非常好,只是利润非常低,一台收音机才赚几毛钱。因此,只有做大规模才能够有所收益。

的确,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培养了欣欣向荣的制造业,也培养了企业们对于低端生存的路径依赖。这位主管认为,不是他们不想逃离低端,而是由于他们没有更多的资金来迈向高端。他告诉记者,他的老板也想过升级现有的产品体系,但是开发一套模具就需要几百万美元的门槛让他们望而却步,能拿出这笔钱的同样瞻前顾后,老板们普遍没有做一个百年老店的思维。

如果我们从经济史中寻找答案,我们会发现,世界制造中心的第一次转移是从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国转移到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第二次转移由英国转移到了德国和美国,第三次是前苏联和日本制造业的崛起,但是他们未能取得像美国那样独尊的地位,只能算半个制造中心。这些国家在转型和调整产业结构上,有很多做法值得中国借鉴,然而前人的经验又无法全盘复制。每个国家的制造业转型都与其特定的国情有关。

以日本为例,它没有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不存在中国所面临的转移和消化巨大劳动力剩余的特殊困境。日本地少人多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不需要拥有像中国一样包罗万象的、完善的产业结构。

“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具备具有相对竞争能力的高端制造产业群。”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以瑞士和美国为例来说明高端制造业对大国崛起的重要性。

在梅新育看来,瑞士这样的小国的确有其天然优越性,但前提是世界上有大国起着主导的作用,扮演着维持社会秩序的角色,只有这样,瑞士这样的小国才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 [page]

“在产业结构上,美国比瑞士拥有更多的低端产业,只有像美国这样有完善的产业结构的国家才算是强国,才能作为国际社会的顶梁柱,才能够成为骨干国家。”梅新育表示,中国要想实现大国崛起,就必须在低端站稳脚跟的同时,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建立起一个高效的、完善的和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制造业体系。

“匆忙的逃离低端并不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在低端站稳并逐步走向高端才是中国制造应该走的升级之路。”他说。

商人之死与中国制造之殇

一个完全可以通过“犯错了,改了就是好同志”来解决的事件,在友邦对于中国制造的安全问题表示出“惊诧”后,商人改过自新的努力被忽视,自救的道路被封死,内心绝望的张树鸿最终走向了自杀的绝路

最后的镇守者

“我现在每天都在1点多吃中饭,还在处理善后的事情,春节之前要把所有的事情弄完,到时候我会联系你,现在什么也不想说。”佛山利达玩具厂董事长谢煜光在电话里对《商务周刊》记者说。

12月10日下午3点多,电话那头的谢煜光刚刚吃完中饭,他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疲惫。尽管他的“老搭档”——佛山利达玩具厂副董事长张树鸿上吊自杀已经4个月,但谢煜光要“善后”的事情依然很多。

佛山利达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美国玩具商美泰公司的供应商,专门为其生产塑胶玩具。8月2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出公告称,因为涂料的含铅量超标,召回美泰公司销售的96.7万件塑料制学龄前儿童玩具。

8月7日晚,美泰公司突然将利达的身份公之于众,并表示不再接收利达的产品。8月8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利达做出暂停产品出口的处罚,并要求其进行整改。8月11日,张树鸿被发现在工厂仓库内自缢身亡。

佛山利达成立于1993年,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实业公司和香港利达实业公司各占50%的股份。根据约定,中方在企业中不分红,亦基本不插手业务经营。香港利达的两位股东是香港居民赵贵全和张树鸿,各占一半股份,但这些年在内地的业务已基本交由张树鸿负责。

2000年7月,香港利达的全资子公司佛山市恒景玩具有限公司成立,几年后租用了原佛山帅盟玩具厂的厂房进行生产,香港利达管理下的佛山厂区已达三处,员工总数增加到2500余人,去年的产值约2亿元,产量居佛山第二,仅次于中美玩具厂。

记者入住的酒店位于佛山南海车站,正好与佛山利达的老厂一墙之隔。与中美玩具厂门前大量趴活的出租车和黑车、摩托车相比,利达老厂如今已是“门可罗雀”。自动铁门紧紧关闭,透过铁栏可以看到保卫室里4名正在打牌的保安。对于陌生的来访者,保安们显得很谨慎。

“谢董(谢煜光)刚才去吃饭了,这里已经停业整顿好久了,什么时候开业我也不知道。”一名自称受佛山警方派遣的保安隔着铁门对记者表示,老厂已经空了,只是谢煜光不定期的会来几次。

萧条的情景与佛山利达的总部,也是张树鸿上吊自杀的地方——恒景分厂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这家工厂连招牌都找不到了。厂房被佛山福裕酒店在一个月之前从佛山宝华村村委会租了下来。

“张自杀前的7月份,我们就和利达完成了厂房的清算关系。现在福裕酒店租下了我们的厂房,可能用来制鞋。”宝华村黄村长对《商务周刊》表示,福裕酒店已经交付了信用金,将在近期正式入驻厂房。

恒景厂的两个保安是由福裕酒店派出的,他们告诉记者,张树鸿自杀后,该厂的生产线和发电机以及村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已经被搬走了,具体去向不明,目前只剩下一些照明设备在厂里。 [page]

同样,帅萌厂也已停业,连值班室的电话也停机了。而在厂区后面,新盖的三栋厂房已基本完工,占地面积颇广,墙体的装修显示着半途而废的悲伤。该厂保安告诉记者,他是厂房的物业公司鸿辉公司派来看守的,厂房里只剩下几台发电机。目前经常出入厂房的只有5个人,都是来自利达老厂和恒景总部的人,负责人是一位姓梁的女士,正在做新的招租示意。

“我们已经和利达清算完毕了,我们跟利达已经没有关系。”梁女士一听记者提起张树鸿就挂掉了电话。

在佛山采访期间,记者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所有的人都在回避张树鸿这个名字,即便是提及,也只用“他”或者“那个人”来代替。其生前的合作伙伴甚至是同事,都似乎在刻意遗忘掉这个名字。

谁“杀”死了张树鸿?

一个企业家,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奋斗?他内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绝望的?

在佛山南海区,很多人都听过张树鸿,但都没有见过,反而是对于张的港澳牌照丰田霸道旧款进口车印象深刻。这位老板经常穿着和员工一样的制服出现在厂区,而且经常被人误以为是农民工。

他还是个比较“清高”的老板。作为佛山第二大玩具厂,利达玩具厂却没有加入当地的商会和协会。佛山南海区玩具协会和佛山官窑镇商会有上千家玩具会员,利达不在其中。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不出事甚至不认识张树鸿”。

与很多勤劳和低调的企业家一样,张树鸿的努力换来了企业越做越大。但宁静的日子到今年的6月结束了。

当月,一份来自深圳CTI华测检测技术公司的报告通报了一条致命消息。这是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民营检测实验室,也是美国美泰玩具认可并在内地委托代理的一家检测机构。报告显示,利达生产出口的一批玩具中,发现有5个样本的油漆铅含量超标,产品不合格。

6月下旬,美泰公司在第一次检出问题后,又追验了几批样本,发现铅含量超标的情况同样存在。7月份,美泰公司停止从利达进货,利达被迫停产,2500名工人几乎无事可做。

佛山利达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层干部对《商务周刊》透露,当时张树鸿并没有想到政府会停止利达玩具的出口,所以之前危机公关的重点放在美泰身上,没有想到向政府求助。

张树鸿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本来我们已经跟美泰方面谈妥了,而且已经赶制了大概1600万元的玩具,美泰同意继续下单。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政府会介入。”该中层告诉记者,7月10日,佛山利达和美泰谈好了之后,开始开工赶制玩具。

据该中层回忆,利达公司先后申请了两次新产品的出关,8月2日左右的第二次申请获得批准。但当几天后美泰公布利达的名字,利达的报关申请遭到了拒绝。

目前,对于张树鸿的死,媒体大多将“祸首”归结为利达供应油漆多年的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小型家族企业,成立于2001年11月,原来生产印刷品,老板与张树鸿是多年的好朋友,佛山利达的彩盒、纸箱都由东兴供货。

东兴供应的货品近四年来并没有出现质量上的差错。直至今年4月初,东兴称在黄色色粉紧急短缺的情况下,从网上找到一家东莞的色粉厂家购买补货。这家名为东莞众鑫色粉厂的企业向东兴提供了假的无铅色粉证书,但东兴没有发现问题。4月10日,东兴向众鑫购买了500公斤色粉。正是这些色粉导致了铅含量超标。

今年8月以前,对于出口玩具的检查是抽检。8月开始,中国针对出口玩具质量的专项整治首先在广东铺开。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1323家获得出口玩具质量许可证的企业实施拉网式清查,其中暂停242家企业的出口,撤销359家企业出口资格。 [page]

8月底,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公开解释,85%被召回的中国玩具主要原因是今年5月份美国材料测试协会公布了一项新的针对玩具材料使用的标准,经销商自愿根据新的标准召回,这些玩具的召回与中国玩具质量无关。9月下旬,美泰公司向中方道歉,称召回事件与中国无关。

目前,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表示要联系受“召回事件”影响的南海相关玩具企业,准备赴美提起跨国诉讼。近期举行的一次“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上,广东省公平贸易局局长陈立鹏也证实有意聘请律师赴美诉讼的消息。但该局办公室一位人员则对记者否认了陈立鹏的上述表态,称“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活着的阶级兄弟们

4个月过去了,时间正在冲刷掉一切。除了警方正在全力追查因假无铅色粉事件败露而逃逸的7名东莞众鑫色粉厂责任人,人们都在刻意忘记这场悲剧。

记者在佛山寻访东兴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警惕的目光,最后是一个小伙子将记者拉到一边指路,这才发现东兴已经改名换姓变成了佛山市梁记新能源有限公司。

佛山玩具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向《商务周刊》表示,召回事件对佛山玩具行业“没有影响”,今年的玩具出口比去年还要多,只是出口的难度增大了,检验方面更为严格。

从表面上来看,召回事件的确没有影响珠三角玩具行业的出口。以广东清远为例,今年1—10月,清远检验检疫局共检验合格出口玩具3104批,货值3116万美元,同比增长58.6%和76.6%。

但上述利达玩具的中层干部对记者表示,一般玩具都提前3—6个月下单,目前的出口玩具几乎是客户几个月前已下的订单,以此数据不易判断出冲击的程度,他估计明年的玩具出口会有下降。

事实上,整个珠三角的制造工厂们都在思考自己的出路问题。“今年制造业特别差,单东莞后街这边就倒闭了400多家大大小小的工厂。”东莞金亿鞋厂的老板陈灯龙对《商务周刊》说。

陈灯龙从事制鞋行业有6年多时间,金亿鞋厂的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是典型的来样加工型企业:从国外接收订单,自己采购材料进行生产,然后再出口。

东莞后街80%的企业都是鞋厂,据陈灯龙介绍,目前这些制鞋厂能够赢利的不到10%。在他看来,今年行业之所以如此冷淡,与整个世界和国内的经济大环境有关系。

“整个世界经济萧条,没有销售额就没有订单,再加上今年开‘十七大’,很多人都在观望政策走向。”陈灯龙说,随着出口退税取消,原材料等纷纷涨价,新《劳动法》的颁布又让用工成本增加,但国外的下单并没有增多。他透露,目前东莞的制鞋厂,出口一双低端鞋能够拿到1美元的利润已经很奢侈,高端的产品利润也只能勉强维持在2美元左右。

陈灯龙告诉记者,广东的制造业里,风声传得很快,因此他在张树鸿自杀的第二天就知道了消息。

“今年是我做6年鞋子最淡的一年,往年这时候已经是高峰期了,生产赶死了,可现在,冷死了。”陈灯龙说,不是他不想走向高端,而是他没有钱去投资,而且在高端生存的压力更大。

金亿鞋厂是陈灯龙今年6月才创办的新企业,对于这个行业,他曾经乐观地估计至少还有20年的生命周期,而且特地取“精益求精”之意将企业命名为金亿。但现在他已经开始考虑将鞋厂搬迁到内地。

“说真话,好多老板现在都想自杀。你不从事这行不知道这行的压力。”陈灯龙说,他特别能够理解张树鸿内心的绝望,“不是从头再来的问题,张树鸿要赔进去的可能是他全部的身家,而且他不知道未来还能干什么”。 [page]

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

——专访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实习记者许芬

《商务周刊》:今年是“中国制造”问题频发的一年,中国政府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去消除这些问题。但还是有人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比如佛山利达玩具厂副董事长张树鸿的自杀。要解决中国制造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企业家们需要做些什么?

梅新育:中国政府对于挽救“中国制造”是做出了很大努力的。中国制造的很多问题是一开始就潜藏在里面,然后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出来。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治支持。赢得政治支持的前提条件往往是这个问题要严重到一定程度,让大家都感受到,都再也无法忍受。中国制造的问题同样如此。如果哪个政府领导人有先见之明去解决的话,也许就会被批评为破坏经济发展,特别是破坏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的问题,有一种是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政府还没有采取行动,还有一种是政府采取了迅速有力的行动。

所以应该承认,在解决中国制造的问题上,政府的行动能力是有所差异的。关键在于问题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能不能抓住契机去解决并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

对于玩具厂老板的自杀事件我表示同情,他可能是受到的打击太大,丧失了继续奋斗的勇气。但是光有同情没有用,我们需要正确看待这个事情背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老板自杀的表面原因是他的朋友向他提供了质量不合格的油漆,却暴露出几个方面问题。第一,投资环境以及信用环境十分恶劣;第二,玩具厂没有建立足够严格的检验体系;第三,友情取代了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老板的经营策略有问题。首先,仅仅一个客户就让他走上绝路,表明他的销售市场集中度太高,甚至高到了致命的程度。小企业销售市场集中是应该的,足够的量赢得足够的效益,但是如果它达到一定的规模,销售市场应该逐步分散以分担风险。

其次,负债率比较高,一批货出了问题就导致他的资金周转不灵。因此,其他的企业需要考虑一下,应该为未来不可预见的风险预备足够的准备金。

总之,中国制造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正如毛泽东的《矛盾论》所说,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中国政府应该一方面注意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基础结构进行调整,另一方面注意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企业和企业家们需要意识到,社会环境正在转变,应该具备长远的眼光去发展自己的事业。有些企业家宁愿拿钱去享乐,也不愿投资壮大自己的事业,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商务周刊》:中国制造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也是一个层次性的问题。在您看来,处于低端的制造企业走向高端的路径是什么?对于处于高端的企业来说,又该怎么办?

梅新育:整个制造业体系有高端产业,也有低端产业。在同一个行业,有低端环节和高端环节。高端产业和高端环节不可能脱离低端产业和低端环节独自存在。

比如说芯片这样的高端产业,如果没有低端的需求,也就无法发展。在世界分工中,一个小的经济体可以只占有高端,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占有世界1/4人口的巨型国家,想只占有高端产业或高端环节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高端环节和低端环节必然同时存在。中国需要高端产业,但不能完全否定低端产业。世界上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各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创造条件和环境让能走高端的企业脱颖而出,让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page]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就是在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上丢得太多。今年5月,我去参观上海一家航空制造公司,我在飞机上仔细观察他们的机舱,发现除了有汉字标注的部件表明是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外,其他诸如油泵的密封等比较重要的部分都来自国外。可悲和可笑的是,据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该公司将30年前就已经解决了的关于密封的技术在最近两年当作新的重大科技攻关成果来用。

自主化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是中华民族赖以立足的根本。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走引进的轻巧的路子时间太长了,我们有必要重温毛关于自力更生的思想,学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精神。

以前的中国企业主要是引进技术。在企业内部,虽然人的才能和分工各有不同,但是善谈引进技术,善于索取政府优惠政策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相对而言,埋头做自主研发和生产管理的人才就难以更好地表现,提升的也较慢。时间一长,企业内部,行业内部,和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都更多地分布在前者,形成忽视自力更生的负面激励。

现在从中国现状来看,所谓引进然后国产化这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现在就必须要走自主研发的路,这就涉及到人的利益调整。所以中国企业要调整改革意识的话,就该将更多精力放在改变环境因素,调整人的利益关系这方面,这才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总之,中国的人才很多,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的是怎样组织好人才,协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进行自主开发。有些中国企业忽视国内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利用和组织好国内的人才资源,反而去一丝不苟地抄袭国外的知名品牌设计,这是让人悲哀的。

《商务周刊》:国外“喊打”中国制造,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制造在质量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更有来自政治上的原因。国外的工会认为中国制造抢夺了他们工人的饭碗,这些工会向政府施压,给中国制造掺杂了很多政治等复杂因素。我们该怎么办?

梅新育: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政府只需要积极应对就可以了。其实,我倒觉得我们可以此为自豪,将此看作是中国正在成长的一种表现。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宁可受攻击,也不能接受怜悯。接受怜悯,只能说明你的无能;而受到攻击,却说明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一件好事。比如前苏联受到国外攻击时,它是正在崛起的。而当戈尔巴乔夫向美国请求援助时,前苏联已经面临解体了。

《商务周刊》:中国制造业要走向高端,外部环境很重要。有人说,现在西方国家开始从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全方面对中国进行一场“货币战争”,这将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产业调整带来很多不利环境。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些复杂的因素?

梅新育:在泡沫经济时期做实业投资确实不容易,我们的制造业企业一定要站稳脚跟。在这个时期,企业会受到相当强烈的诱惑,企业本身也想获得更快捷的赢利,但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本业丢了。当年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时很多日本企业投资炒股,也曾经获得比投资实业更多的赢利。但是泡沫经济一破灭,很多企业就破产了。

因此,我敢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从中吸取教训,很多中国企业也会在泡沫经济结束后破产甚至一无所有。所以,我所赞成的观点是,就如康奈集团的老总所说的,“我们的企业家去推动企业上市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精力用来炒股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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