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国劳动者面前出现了相应的三条道路：

新增的就业大于失业；新增加的失业大于就业；两者相等。

“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

一般来说，较高的进口关税和较低的汇率，有利于扩大就业。入世了，我们还要不要坚持出口导向战略？

三种可能与三条道路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的“好处”在于可以扩大出口，因为许多国家的市场必须对中国产品开放；而它的“坏处”在于可以扩大进口，因为中国的市场也必须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开放。因此，目前我们可以预见到以下三种可能性：

1．出口大于进口；

2．进口大于出口；

3．出口和进口相抵。

从贸易与就业的角度来看，上述三种可能性也就意味着“入世”后中国劳动者的面前出现了相应的三条道路：

1．新增加的就业人数多于新增加的下岗和失业人数；

2．新增加的下岗和失业人数多于新增加的就业人数；

3．新增加的就业人数和新增加的下岗失业人数相等。

如果第一条道路走得通的话，将会皆大欢喜；美国人因为扩大了对中国的出口而得到了利润，缩小了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国人因为一些部门的出口扩大，而得到了就业的扩大和失业的减少；其他国家也会因为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享受间接利益。

如果第三条道路走得通，也值得高兴；因为虽然最终结果是两者抵消，但是，它的前提是贸易规模的扩大，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增加。假设一个工人的月收入从100元增加到1000元，或者1万元，在物价没有同时上涨10倍或100倍的情况下，即使每个月都是收支相抵，但他的购物的内容与心情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前者是一种贫困状态下的均衡，主要购物内容是生活必需品，而后者可能增加了许多文化娱乐的内容，是一种富裕状态下的均衡。

如果只有第二条道路走得通的话，将会皆大悲哀；因为就业的减少和失业的增加必然导致中国整体收入水平的降低，从而导致整体消费水平的降低，并且必然导致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的消费的减少。而对进口商品消费的减少，反过来又会导致整体消费水平的降低，从而导致中国整体收入水平的降低，并且必然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第一种道路是中国需要尽量争取的，第三条道路是中国可以接受的，第二条道路是中国需要尽量避免的。如果说中国对“入世”利弊大小的判断有什么标准的话，那么，它就应当在这里。

“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

对于中国的劳动者来说，第一条道路不易走，第二条道路不能走，因此，第三条道路似乎就成了唯一适当的选择。不过，遗憾的是，一些证据表明，这一条道路是否走得通，现在还很难说。有例为证；

例1外国谈判方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

1999年5月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出：“我们看到一些外国媒体的报道，说他们有一个最低的要价底线。但我们也要告诉他们，中国同样有一个出价的最大限度，我们决不会超过这个最大限度来进行承诺。”（《人民日报》1999年5月18日）尽管外方的“最低底线”或者中方的“最大限度”，可能都属于“最高机密”，但是，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论外方的要价有什么“底线”或“高线”，都是为了尽量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尽量压低中国的进口关税，尽量增加外国商品的销售，尽量争取利益范围的扩大；反之，不论中国的出价的限度是“最大”或“最小”，都是为了尽量控制市场开放的程度和速度，尽量保护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尽量减少失业人员和下岗人员的急剧增加，尽量维护中国的企业和就业者的利益。

例2美国对中国市场的看法非常严厉。

1999年4月朱总理访美以后，国内传媒对于“入世”的前景普遍乐观，但是，从美方公布的文件来看，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看法严厉大大超出了中国公众的想象程度。比如，在关于中国的“Market Access and Protocol Commitments”的文件中，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加入WTO，使美国有机会来说明，它的一系列的不公平的贸易习惯、贸易壁垒、歧视性的规则程序、不透明以及限制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或者不公平地影响美国贸易的各种政策。”第二句话是：“今天中国做出的广泛承诺以及即将举行的实质性谈判，将从根本上增加美国的利益，并且可以实施更加广泛的政策来推动中国采取国际上接受的行为标准。”接下去的内容是分别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方面对美国做出的具体的减免关税、扩大进口等承诺。

例3进口猛增对国内就业的影响非常严重。

1994年4月20日《经济参考报》一则消息的标题是：“低价晴纶大量进口，国内企业撑不住了”。文章指出：19年中国国产晴纶40万吨，进口38万吨，合计78万吨，但是国内需求只有65万吨。进口猛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南亚货币大幅度贬值，进口晴纶的价格从1996年初的每吨1700-1850美元暴跌到900美元以下。结果，国产晴纶的销售价格的也被迫从每吨1.9万元暴跌到8000-8500元（约合1000美元），因此，生产企业不仅无利可图，而且生产越多、亏损也就越多，去年全行业亏损额高达15亿元。

类似的情况绝非只此一家，几乎比比皆是。以钢材为例，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进口钢材358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1%。原因还是因为进口钢材价格便宜；3毫米以下冷轧板的每吨价格，国产3100元，而俄罗斯2700元，乌克兰2600元；2.5-3毫米热轧板的每吨价格，国产2300元，而俄罗斯1900元，乌克兰1850元。（《经济参考报》5月12日）。

决定进口的三个要素

上述三个例子告诉了我们几个事实：一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分歧依然很大。因为中国要尽量控制进口，但是美国要尽量扩大出口。二是一旦进口规模失去控制，即使中国没有“入世”，国内的企业也将会像晴纶企业和钢佚厂那样——“撑不住了”。如果“入世”以后，这种进口扩大的趋势出现加速扩大、而出口没有相应增加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加入破产和倒闭的行列。三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它也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中国劳动者被推到第二条道路上去。

那么，决定进口规模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简单地说，主要有三个：

1．经济发展战略；

2．进口关税；

3．汇率。

众所周知，如果我们把进口关税定得高一些，那么进口产品就会相应地少一些；如果我们把进口关税定得低一些，那么进口产品就会相应地多一些。

其次，如果我们把人民币汇率定得高一些，进口就会相应地多一些，出口就会相应地少一些；如果我们把人民币江率定得低一些，出口就会相应地多一些，进口就会相应地少一些。

但是，关税和汇率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是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我们选择“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那么，为了扩大出口，就必须制定较高的进口关税，以便限制进口；同时制订较低的汇率，以便扩大出口。反之，如果我们选择的是“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话，那么，为了培育国内产业发展，就必须制订较低的进口关税，以便限制出口；同时制订较高的汇率，以便扩大进口。

在1953年到1997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并且制订了较低的进口关税和较高的汇率，其结果是基本建立了自己自主的、完整的国内工业体系；第二阶段实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并且制订了较高的进口关税和较低的汇率，其结果是基本建立了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贸易加工体系和相应的国内产业结构。

但是，自从1997年夏季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界和理论界对于是否还要继续坚持出口导向战略产生了动摇和怀疑。比如，有许多人说，出口导向是东南亚那些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国地大物博，应当以国内市场为主。有一些人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出口导向战略的弊病，因此中国应当放弃这一战略。还有一些人说，中国出口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太高，应当适当降低，否则中国经济就会变得不安全，等等。

另外，人民币不贬值，在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幅度高达15%-80%的情况下，人民币也就相应升值了。

于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从1997年开始在决定进口规模的三个要素中，发展战略和汇率已经改变或者失灵，唯一的屏障就只剩下关税了。但是，中国“入世”的前提条件又恰恰是降低进口关税，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要让这唯一还在守卫中国国内市场大门的卫士“下岗”。当然，由于我们降低关税是一个分阶段实施的过程，因此，外国产品不可能马上冲破国门。不过，从发展趋势和最终结果来看，我们已经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利用关税来阻挡外国商品的进口。那么，这个“卫士”一旦下岗，谁能保证进口商品不会像洪水一样淹没中国的市场呢？谁能保证在这一场洪水面前，中国的产业可以岿然不动呢？谁又能保证中国的就业者的“饭碗”不会受到影响呢？

下岗失业知多少？

如果这些进口商品属于进口竞争型商品，即可以排挤中国同类产品的话，那么，就很可能导致中国下岗或失业的人员增加。

为了实际估计一下出口下降或进口猛增对中国就业者的影响，下面以19年为例，做一个简单的推算。

1．出口金额的减少。

众所周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年中国出口急剧下降，与1997年相比，仅增长了0.5%。由于1997年出口额为1827亿美元，19年预定出口增长率为10%。因此，计划额与实际额之间相差174亿美元（等于1444亿元人民币）。按照“波及”系数为2.5计算，因1444亿元出口产品的直接损失而给国内相关产业部门造成的间接损失，高达3610亿元。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相加在一起，总计为5054亿元。这一数字几乎等于19年中国GDP（约80000亿元）的7%。它超过了去年夏季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2484亿元）。

2．就业机会的减少。

由于大约每1万元可以保障一个劳动者获得一个就业岗位，因此，按照上述出口产业的“波及”系数计算得知，在与出口相关的各个产业部门中减少的就业岗位竟然高达3610万个。把直接和间接的失业人数相加在一起，总计为5054万人。它的规模几乎相当于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者（570万人）的10倍，或者相当于1997年公布的“下岗”人员（800万人）的6倍。也就是说，19年在中国总计6亿多就业者当中，几乎每12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因为出口的暴跌而被迫“下岗”或失业。

3．受到影响的家庭。

因为除了某些特殊场合以外，一般说来，每个就业者都不是孤立的个人：已婚者需要抚养妻子儿女，未婚者也可能需要抚养父母兄弟，等等。因此，为了计算的简便起见，这里假设每个就业者都有一个三口之家，也就是说，一个就业者一旦“下岗”或失业，就等于同时使另外两个家庭成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受到了影响。

因此，按照这一假设条件的计算结果是，19年因中国出口而受到影响的家庭人口总数高达1.5亿人。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8。

请注意：虽然上面计算的是中国出口下降给就业造成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即假设不是中国的出口下降了10%，而是进口增加了10%；同时假设增加的都是进口竞争型产品，并且波及系数一样的话，那么，就会得出与上述结果完全相同的结果。（当然，有些专家学者可能对此表示不同意见，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更加合理的假设和更加精确的计算。）

进口狂潮如何挡？

其实，如果真想挡住进口洪水的话，也不困难。钢铁厂也罢，晴纶厂也罢，汽车厂也罢，当一个工厂的生产和销售因为成本过高而陷入困难，并且使职工面临下岗和失业危险的时候，唯一方法只能是降低成本，提高价格竞争力，从而维持生产和就业。在市场经济中，常用的方法一个是减少员工数量，另一个是降低实际工资。虽然两者的目的和效果几乎完全一样，但是，从社会反应来看，前者容易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因此，许多国家尽量采用后者。

但是后者容易失去人心，引起群众不满，因此，许多国家有意无意地采用了通货膨胀的手段，它的效果是可以降低实际工资，而且如果通胀的幅度不高的话，群众的反应也是比较温和的。另外，关键的是，适度的通胀可以保证生产厂家的利益，从而也就保证了工人的利益：因为与失去工作的痛苦相比，降低工资的痛苦毕竟要小得多。

这些事例使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在关税卫士被迫“下岗”、出口导向战略失灵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要避免因为廉价进口商品的洪水淹没国内市场、避免引起大量的国内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的话，至少需要同时采取两个对策：

降低人民币汇率，实行大幅度的贬值，从而达到扩大出口和减少进口的目的；

降低实际工资，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从而达到降低成本和维持生产（即维持就业）的目的。

可见，通货膨胀和汇率下调实际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对内，一个对外。从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以来，不妨可以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之一就是通货膨胀，中国出口规模急剧扩大的“动力”之一就是汇率下调。因此，当近几年没有了通货膨胀、甚至陷入了通货紧缩的下调、甚至出现了汇率上扬的时候，出口的急剧扩张也就停止了。

当然，这种国内的通胀必须是适度的和温柔的，而不应当是极度的和狂乱的，否则，社会的反应也只能是过度的和激烈的。相比之下，对外汇率贬值可以是突然的剧烈的，可以是“不讲道理”的，甚至可以是“一点面子也不讲”。

几点结论

从促进经济发展、扩大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是该不该加入或者利弊是大还是小的问题，而是必须加入以及必须尽快加入的问题。

“入世”以后，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都会相应地扩大，因此会出现三种可能和三条道路：如果出口大于进口，则就业机会的增加就会超过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增加；如果进口大于出口，则就业机会的增加就会少于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如果出口和进口相抵，则就业机会的增加与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加就会相互抵消。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一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建议造成的错误决策，导致中国放弃了行之有效的出口导向战略，并且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居高不下。因此，目前唯一可以抵御进口商品大量涌入的屏障，就只剩下了关税。根据现有的经济贸易理论和有关国家的历史，可以预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且降低关税以后，很可能会导致进口商品大量增加，从而使下岗和失业人员也出现大量的增加。

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结果的出现，可以考虑的对策是对内实行适度的通货膨长，对外实行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这可能是中国既可以充分享受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又可以尽量缩小其害处的唯一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