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资”时代到“引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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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资”时代到“引智”时代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更新时间： 2020-06-04 09:40:16 人浏览

导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招商引资”一直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它也的确在我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时间跨过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门槛，我们蓦然发现，仅仅“引资”已经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了，人才的竞争比较优势正逐渐成为今后经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招商引资”一直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它也的确在我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时间跨过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门槛，我们蓦然发现，仅仅“引资”已经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了，人才的竞争比较优势正逐渐成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于是，“引智”时代悄悄来临了。针对这一话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王振。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资金不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困扰，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

　　记者：与过去30多年非常不同的是，现在 “引智”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您认为其中原因何在？

　　王振：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工业时代的代表，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是信息时代的代表。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在上个世纪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迁移中，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里脱颖而出，建立起自己的比较优势。现在，面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我们要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需及早认清这个巨大的机会和趋势。其二，从我国自身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沿海地区在过去30多年中之所以创造出 “世界工厂”的奇迹，主要依靠三大 “法宝”：引进外资、廉价劳动力与政策创新。不可否认，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接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但是这样的产业很容易被复制，它永远会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终有一天我们的低成本优势会随着生活水平的上升而消失。而知识密集型产业却会受到技术保密、转让壁垒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所在。其三，改革之初，我国经济发展非常缺乏资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引资是头等大事，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外汇储备已经非常庞大，资金不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困扰。由这三方面因素决定，引进人才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

　　当下， “引智”的范畴非常广，既包括海归人才，也包括国内的高技能人才，还包括外国人才。智力是一种 “软资本”，也是一种 “活资本”，如今对人才的争夺远比资金争夺要激烈。

　　记者：以往我们一说到 “引进人才”就会想起海外归国人才，那么现在的 “引智”是否有更广泛的含义？

　　王振：我们现在 “引智”的范畴非常广，既包括海归人才，也包括国内的高技能人才。其实，海外人才也不仅囿于海归，它也包括外国人才。这些人才的功用各有不同。比如，科技创新人才主要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提高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主要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高技能人才则是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把科技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关键。

　　记者：您认为智力资本与资金相比有什么不同？

　　王振：智力与资金的属性有很大不同。智力是一种 “软资本”，它不仅受外部作用的影响，而且受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很大。比如，即使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如果创新意识不强，创新积极性不高，也不能充分发挥创新作用，这就需要人才需求者采取各种措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智力还是一种 “活资本”。它的流动受到制度、政策、文化、习惯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比资金流动更加难以掌控。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增值效应也明显大于资金资本。由于具有这些独特属性，所以目前在国际竞争中，对人才的争夺远比资金争夺要激烈。

　　“引智”要注重以事业留人、以环境留人、以机制留人。要有让人才充分发挥创新能动性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开发机制。

　　记者：从 “招商引资”过渡到“引智”，是一个崭新的变化。过去，各级政府对于 “引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操作方法，对于 “引智”则比较陌生。您认为要做好 “引智”工作需要注意什么？

　　王振：我认为应该主要做好三点。一是 “柔性”的工作方法。 “引智”的对象是人， “引资”的对象是项目。 “引智”要注重以事业留人、以环境留人、以机制留人。这涉及到整个社会系统，周期较长，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二是 “软性”的配套环境条件。要引进人才、留住人才，除了要做好诸如住房、交通、办公等配套措施外，还需要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需要有让人才充分发挥创新能动性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及推动人才不断提升、增值的开发机制。三是 “弹性”的政府政策创新。比如，要激励人才的创造发明，就要在分配上有所体现，如果薪酬不能充分体现创造价值，那么，就可尝试让创造发明作为智力资本要素参与分配、享受股权。相比而言，我国 “引智”政策的创新才刚刚起步，因为涉及到人的因素，创新的难度可能更大一些，但现实意义也更重大一些。

　　记者：引进人才必然牵涉到人才评价标准问题，如果人才评价出现偏差，就会直接影响到 “引智”工作的效果，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王振：我国很多城市都是以学历和职称作为人才的衡量标准，辅以年龄作为引进人才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体系存在一定问题。因为职称一般是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评定的，而能写论文却不代表具备引进方所需要的能力。很多具备企业管理能力的人、掌握某项技术的人、还有诸如战略科学家，他们的能力不见得以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只以职称评价人才，未免失之偏颇，有时可能误导引进人才的计划。所幸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变。例如上海市和广东省先后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引进人才评价政策。它们从引进人才个体的基本情况（如年龄、受教育程度）、专业能力、政策导向和附加内容（例如投资额）等四个方面对引进人才进行较为综合和全面的评价。

　　对于我国来说，比较理想的状况是形成有梯度的产业布局和与此相适应的人才结构，不同层次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

　　记者： “引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我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会受到抑制？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对他们的就业是否有影响？

　　王振：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并不代表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定会受到冲击，它们是并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 “存量”部分，知识密集型产业属于 “增量”部分，我们现在需要把 “增量”逐渐做大， “存量”的空间并不会受到挤压，也不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方引进的人才是有梯度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第三产业发达，引进的金融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相应就多，中西部地区由于接纳了东部转移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需要引进更多高技能人才。对于我国来说，比较理想的状况是形成有梯度的产业布局和与此相适应的人才结构，层次丰富一些，经济发展回旋的余地也会比较大，不同层次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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