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就业政策并非如此简单
导读：
另一方面，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就业增长下滑、就业岗位减少相对照，中国劳动供给数量却在不断走高，特别表现在大学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群体上。就大学生来说，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尽管今年毕业生68%已经有了就业去向，但仍有30%的人离校以后没有就业，按照今年高校毕业生611万人测算，30%就意味着将近200万人，再加上历年没有就业的有100多万，这就有多达300万高校毕业生没有就业，而且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是二类院校、三类院校的，就业难度更大。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2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人数是1.3亿人，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尽管其中部分人已经回城并找到了工作，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回城并未找到工作或仍然滞留在农村等待随时返城，他们是不容忽视的劳动供给群体。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也是社会就业中需要重点帮扶的群体，还有地震灾区劳动者、妇女、残疾人、复转军人等群体的就业，他们也构成了庞大的劳动供给群体。因此，对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就业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供求双重挤压，就业形势严峻；相对于经济困难而言，就业难题将在泥潭中挣扎更长时间。这要求我们有比较“奏效”的应对之策。
可以说，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之处还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依靠就业岗位的不断增多和劳动需求的不断扩张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出台很多具体的保增长和促就业的措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更加紧密地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了要采取诸多措施缓解就业紧张状况。应该说，实践中这些刺激劳动需求的政策举措确实可以发挥不可估量的拉动就业的效应。但也要注意，一些表面上看来有利于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劳动需求的增加。
比如，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其政策用意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确保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不断提高，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由于劳动市场中的劳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性质，结果是一方面提高了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却减少了就业需求。而且，劳动需求曲线越富有弹性（劳动需求对应于工资率变化的反应幅度比较大，即劳动需求的变化率大于工资的变化率），工资差别越大，造成的就业损失就越大。因此，劳动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最低工资立法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减少了就业的可能性，但增加了那些保持就业的工资率。换句话说，最低工资立法有利于劳动者工资的上升或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但不利于劳动力需求和就业岗位的增加。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启示我们，在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和就业市场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以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个人和家庭收入，促进劳动者个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构建和谐健康稳定的劳动关系奠定必要的基础；在劳动力需求萎缩和就业市场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不仅造成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萎缩和就业市场紧张状况的进一步加剧，而且最终因为就业岗位的不断减少而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真正提高，最后结果会走到政策设计的反面。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劳动需求相对低迷的现实状况告诉我们，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特别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于刺激劳动需求的增加十分不利，而且会因为其影响劳动需求的增加而最终演变为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绊脚石”。
还比如，增加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一般认为，经济中投资的增加必然会拉动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生产，最终有利于劳动需求和就业岗位的增加，但从劳动经济学理论上分析，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将生产函数中的两个生产要素即劳动和资本扩展为三个要素即资本、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那么，投资对就业的影响作用就会呈现出非常复杂而难以确定的局面。一般来说，资本与熟练劳动之间是一种互补性关系，而与非熟练劳动之间则是一种替代性关系。增加投资导致资本扩大会引发作为互补性生产要素的熟练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上升，从而导致熟练劳动需求的增加；相反，资本扩大会引发作为替代性生产要素的非熟练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下降，进而导致非熟练劳动需求的减少。与此同时，增加投资因引发熟练劳动需求的增加和非熟练劳动需求的减少，会进一步传导到熟练劳动工资的上升和非熟练劳动工资的下降，从而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收入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们对于扩大投资的就业拉动效应应该持相对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对于投资对解决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的就业不要抱有过于乐观的期待，对于扩大投资有可能引发的社会不同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后果也要有相应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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