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4厘地，换算之后，不过160平方米。
对于靠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这点儿土地上的产出“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对于出嫁女来说，这块土地就是她们的嫁妆和在婆家挺起腰杆做人的资本。”11月5日晚，坐在昏暗的、不足10平方米的自家小屋里，62岁的村民周若秀哭红了双眼。在她身旁，出嫁女吴国环、吴国芹和黄朝宝的妻子吴国芳也是悲愤不已。
本报11月20日刊发的报道中提及，2004年，城北村曾给每位出嫁女分得2分4厘地。“可是，2007年，我们在建房下根脚时，少数村民再次以村组没有兑现承诺给他们的‘找补地’为由，强行把我们承包经营三年的承包地又抢了回去。”黄朝宝说。
一次原本令人充满希望的改变，戛然而止。
“没土地，就没话语权”
周若秀是出嫁女吴国霞、吴国敏和吴国平的母亲。“二十多年里，三个女儿相继结婚又相继离婚。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土地。”黄朝宝认为，“在农村，女人没有土地，在婆家就没有话语权，就会受到欺负。再加上，近年来，随着城北村土地被陆续征购，土地收益不断增加，被收回土地的出嫁女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离婚后，回到娘家的三个女儿只能挤在周若秀老两口低矮的小屋里。之后，为了维生，相继去外地打工。
35岁的出嫁女吴国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态很多。“土地被收回后，夫妻俩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多年来，两人靠在工地上打零工养家糊口，儿子初中毕业后，便再没有能力供他读书，只能外出打工。
出嫁女吴国芹，在失去原本准备盖房的2分4厘地后，“拥有自己房子”的梦想再度破碎，只能继续租房。“一家四口现在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每月同样靠打零工支付房租和生活所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5位出嫁女，几乎每人都有因为没有土地而被婆家和丈夫轻视的经历；而其离婚率是其他拥有土地的农村家庭的两倍甚至更多，在黄朝宝和出嫁女们看来，“这其中，都与失去土地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另外，失去土地的出嫁女，“不像其他土地被政府征收的村民一样可以获得补偿款或企业分红，”由于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她们生活窘迫，“一些人离婚后甚至没有栖身之地”。为了维持生计，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选择了外出打工。由于没有一技之长，留在家里的出嫁女们，也只能靠在工地上干一些粗重活糊口，“一旦碰到家人生病等不可预料的问题，则难以为继。”
此外，据周若秀、吴国芹等出嫁女称，出嫁女选择外出打工的原因，还有一部分由于受不了同村村民的敌视，“土地就这么多，给了我，他们就一定会减少。在城北村，我们这些出嫁女就像过街老鼠。”
城北村：我们已经尽职尽责
采访中，出嫁女代表们不约而同表达了一个观点：我们一直拿不到地，行政命令一直执行不下去，是因为镇上与村里相互扯皮、相互推诿，没有解决的诚意。
11月5日上午，在城北村村委会办公室，记者见到村委会主任高从杰。这位土生土长的村主任，曾亲眼见证了出嫁女为土地权益奔波的过程。他说，村规民约早已废止，村里一直承认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女是村里的一分子。多年来，村委会也一直在积极想办法，协调解决。
据高从杰介绍，从2001年开始，为严格按照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和城关镇75号文件落实该25位出嫁女的土地问题，村里曾反复召开村民大会。直到2004年，才最终得到了90%以上参会村民代表的同意，并当场签字：同意拿出一组河东的20多亩土地重新分配，其中56m×80m的部分分给出嫁女，剩下的近20亩土地将拿出来重新分配给48户作为“找补地”。在村委会的承诺和见证下，村民和出嫁女最终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
高从杰说，随后几年，双方相安无事。出嫁女在分得的土地上耕作，期间开始申请在此建房。村民代表及城北村委会也相继在出嫁女提出的《霍
邱县村民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上签字盖章。直到2007年出嫁女准备下根脚的时候，村民以“村里没有把‘找补地’给他们为由”，将出嫁女的土地收回。[page]
至于村委会为什么没有及时将“找补地分配给48户村民”，高从杰的回答有些含糊，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随着时间推移，48户村民家里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村委会也没有权利决定究竟要按哪个时间点的人口数来分地。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截至目前，当初承诺拿出来分给48户村民的近20亩土地，目前仍在空置、抛荒。在采访中，高从杰也确认了这一事实。
但在高从杰看来，对于25位出嫁女的土地问题解决，村里已经按部就班全部做到了：既执行了中央、县及镇里文件精神，也广泛全面听取了村民意见，土地当时也分到了出嫁女手中。至于后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村委会只是一级村民自治组织，我们的权限仅止于此，“我们也不好说原因。”
高从杰最后表示，如果镇里愿意找到法院强制执行，村里愿意全力配合。
土地“各家回各家要”？
对于已经得到的2亩4分地被“抢走”，却至今无法合法收回的原因，黄朝宝认为是因为当时没有拿到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经营权证。而要拿到这两个证，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有没有城关镇政府的盖章许可。
随后，记者来到城关镇政府，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分管镇政协主席王新远。
王新远在解释城管镇没有在《村民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上盖章的原因时这样表述：我们在审批过程中，去实地丈量土地，却受到了村民的阻挠，说明村民和出嫁女之间根本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在审批表上盖章，到上级审批部门也不可能通过。同样的，不管是镇里还是村里，必须完全取得双方村民的同意，盖下的章也才能起作用。
在出嫁女们出具的一份公证书上，记者看到，2004年12月30日，城北一组和出嫁女，在
霍邱县公证处达成的一份《承包土地协议》，双方协议：出嫁女不再享受一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和企业分红，城北村一组从河东的土地上给每位出嫁女划分8m×20m的可耕地，符合条件经申请批准后可作为宅基地。
对于这份已签字盖章的公证书，王新远认为，“这些都是村民相互之间随意的、私下的行为。”在当时村里答应给他们“找补地”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利益已经得到平衡。但后来“找补地”没有兑现，他们的利益得不到补偿，又再次反悔。在王新远看来，主要还是因为村里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把“小尾巴”解决掉。
采访中，王新远反复强调，不是镇里不愿意解决问题，而是根本解决不了。至于原因，王新远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村民之间建立在土地收益问题上的利益纠葛。而镇里作为一级行政组织，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在审批表上盖章）之前，只要有一个村民没有同意，“也不能草率行事。”
据王新远透露，目前，镇里正试图通过两种方式给予解决：一是城北村将建政府安置房，出嫁女将享受与村民同等的待遇，到时候可以分到一定面积的住房。二是，按照“各家回各家要”的原则，出嫁女到本组自己亲戚那里要一部分土地，作为自己的承包地。据介绍，目前，25位出嫁女中已有13位与亲戚签订了这样的合同。
“镇里给予安置房的承诺，对我们来说无异于画饼充饥，如今，连什么时候盖房子还不知道，何时兑现更是未知数，”对于镇里给予的解决办法，黄朝宝和出嫁女们并不乐观。
“而且，让出嫁女回自己亲戚家里要土地，无疑又会激起亲属之间更大的矛盾，”黄朝宝说。
面对那意味着太多太多的土地，城北村的出嫁女们，已经追问了21年。
如今，她们的问号却越来越多——
“究竟该如何解决？该找谁解决？何时能够解决？……”(本报记者 王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