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

交警认定

胡律师回答的已经很清楚了

交警部门。

按照我国《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结合司法实务，我们可以把行为人发生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形： 1、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造成了严重后果。例如行为人的行为已经造成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结果，并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此时，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尽管是一种故意，但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在主观上仍然是一种过失，此时的逃逸并不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而是危害结果发生后，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产生的一种行为，是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在此种情形下，根据《解释》规定，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应承担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 2、行为人在发生交通肇事行为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此种情形下，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但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例如行为人的行为仅造成一人重伤，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但由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最终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此时，死亡后果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救助而发生的，也就是说是因为行为人的逃逸行为而引起。在这种情况下，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备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行为人明知对被害人不予救助可能会造成其死亡的结果，却仍然逃逸不予救助，主观上是一种间接故意，客观上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故应构成以不作为形式涉及的故意犯罪。我们知道，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犯罪，因此，对此种情况下逃逸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似乎又有些欠妥。那么对此究竟应该认定为何种犯罪呢？目前，法学界有人认为应该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该行为如果发生在行人较多的地方，行为人认为自己不予救助，来往行人可能予以救助，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不予救助，符合遗弃罪的犯罪特征，应该认定为遗弃罪。此时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明知被害人得不到救助可能死亡或者重伤，而不予救助，是一种间接故意，被害人的生命安全除了对行为人的救助行为具有依赖性，还对过路行人的救助行为具有依赖性，此时符合遗弃罪的犯罪构成。我国《刑法》第261条关于遗弃罪的规定是:\"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负有法律上对被害人的救助义务，而此种情形下行为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没有实施救助行为，属于法律上的不作为行为，是对被害人的一种遗弃行为，符合遗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笔者认为，该行为依然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这是因为，一、《刑法》第133条已经明文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认定为遗弃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二、这种遗弃性的逃逸比起第一种情形下的逃逸，其主观恶性更大，但由于遗弃罪的法定刑比第一种情形下逃逸的交通肇事罪低，如果对行为人以遗弃罪定罪量刑，就会罚不当罪，从而违反了《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尽管《刑法》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在理论上不甚完善，但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以交通肇事罪予以加重处罚，也是一种权宜之策。第二种情况是该行为如果发生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则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罪，因为一方面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不及时救助被害人可能造成被害人的死亡或者重伤而然不予救助，另一方面，此时被害人的生命和健康完全依赖于行为人的救助行为，行为人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不予救助则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 3、行为人发生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起来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重伤的。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不仅自己不救助被害人，也使被害人很难得到他人的救助，因而产生的危害结果更大。此时行为人的客观方面已不再是消极的不作为，而是一种积极的作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已经不再是过失，而是一种追求因自己不救助或者他人不救助而产生的严重危害结果，因而是直接故意。此时，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转化为故意杀人行为或者故意伤害的行为，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和罪行相适应原则故应认定为相应的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 4、发生交通肇事后，其他人员指使行为人逃逸。《解释》第五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的共犯论处。\"但是，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也就是说，在刑法理论中，过失犯罪是不存在共同犯罪的。而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犯罪，因而也就不存在交通肇事罪的共犯问题了。对此，笔者认为应分别情况予以认定： （1）、如果指使行为发生在上述逃逸的第一种情形中，由于肇事者的交通肇事罪已经构成，那么指使行为与肇事行为就不存在共同故意，因而也就不存在共犯问题。此种情形下指使人员的指使逃逸行为尽管不值得肯定，但并不能因为其存在妨害司法活动的危害性而就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去追究其刑事责任，应该按照犯罪构成的有关理论，确定最符合其本质的罪名或者根据社会治安处罚的规定予以论处。如果其他人员明知肇事者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并且还积极地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则可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的规定，以窝藏、包庇罪对其定罪量刑。 （2）、如果指使行为发生在上述逃逸的第二种情形中，根据上面分析，尽管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不应该存在共同犯罪的问题，但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应该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而不应该认定为遗弃罪的共犯。在此意义上的共犯是一种过失的共犯，应但承认和补充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这种过失的共同犯罪是经常可以预见的，需要在理论上肯定过失共同犯罪的理论价值。因为这种情形下的逃逸，指使人和肇事者都具有逃逸的共同故意，且实施了逃逸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之间具备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故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3）如果指使行为发生在上述逃逸的第三种情形中，则应该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的共犯论处。因为，在第三种逃逸中，指使人和肇事者已不仅是简单的逃避法律追究，而是以积极的行为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隐藏或遗弃，从而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或者重伤，主观上具有杀人或者伤害的直接故意，对此，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认定指使人与行为人为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的共犯。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交通肇事中的逃逸行为，并不能从表面现象简单地一概而论，应分别不同情形，并结合《刑法》的相关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应牵强附会，生搬硬套，而应体现出法律应有的严肃和立法精神，做到不枉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