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讨薪”演绎成新“愚公移山”
导读:
说到“欠薪”与“讨薪”,如今已是司空见惯了。前些年,我们的共和国总理还曾亲自出面帮助劳动者“讨薪”,按理说,治理“欠薪”至今早该功成圆满了。岂料,今天的劳动者“讨薪”与时俱进,大有演绎成新“愚公移山”之势。
杭州一女子跳楼讨薪被解救,被救后,该女子反复念叨说,今天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如果我今天真的死了,我还有我家人,我还有我老公,他会继续帮我讨这笔钱的!”这种情景,同寓言《愚公移山》是何等相似,当愚公下决心要把挡着家门前两大座山平掉时,有个聪明的老头笑他太傻,愚公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两座山终究会凿平。”
如果说“愚公移山”表达了中国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话,那“讨薪”之“愚公移山”又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很不幸,今天的农民工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奋斗在城市的边缘,用自己付出的汗水和努力追求着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并且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多年以来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血汗钱的事情却屡见不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欠薪如同一个顽疾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成了挡在民工面前几乎不可逾越的大山。
每一例“讨薪”事件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那就是“欠薪”者之所以“恶意”胆中生,置劳动者权益不屑一顾,以至逼得“讨薪”者为了要回自己的血汗钱而不惜前仆后继,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我是强势我怕谁”的原动力。在今天一系列屡禁不止的拖欠民工工资的背后,人们早已看出,长期的城乡隔离塑造出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歧视外地工人的心态。外地工人合理主张自己权利的呼声,除了被企业主理解为一种财务压力之外,也被傲慢的企业主理解为对自己作为当地人的面子的挑战。
必须明确,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业主的强势地位在于他可以支配的资源要远远多于农民工,而外来民工的弱势地位却显而易见:农村劳动力过剩、农业的不景气,导致他们不外出打工就无法生存,加上他们缺乏组织的支撑,一盘散沙,这就决定了打工者与业主在谈判中几乎不在一个等级上,反而促使了一些业主对待外地民工,唯有变本加厉采用着欺骗、恐吓和强暴的手段。在他们眼里,所谓的的劳动合同,民工的权利,全都是些废纸。
当“讨薪”演绎成新“愚公移山”,除了暴露某些业主无良、无赖、无畏,劳资双方权利地位不对称以外,还在于社会信用机制缺失、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执行力度不够、劳动者维权渠道不畅通。因而,我们必须从体现社会公平、维护劳动者权利的角度考虑,应该把整治欠薪变成制度常态,最终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之提供法律制度支撑,不能满足于年终算总账,陷入应景式、运动式执法的讨薪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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