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这个词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并不算陌生，甚至我们开始喜欢它，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从哲学角度对创新概念进行了探讨与研究。有人认为创新是将新的观念和方法诉诸实践，创造出与现存事物不同的新东西，从而改善现状。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体凭借理念和实践超常而首创性地对事物进行旧质形态向新质形态转化的活动。创新是指人们在实践中通过研究发现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新过程、新本质和新的规律，以及运用这种新的认识发明了新的技术，首创了新的实践方法，创造出了新的事物与过程，是就其过程更是就其最终成果而言的。这也体现了现代人敢想敢做的一种释放。

对于我们90年代的人说，首先，创新是一个系统。创新由创新主体、创新对象、创新手段与创新环境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其中，创新主体是系统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活的要素，而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形式是一切事物中最高级最复杂的能动性形式，可以开辟创新的深度、广度等可能性空间。在创新系统中，创新的各个要素是通过人的认识的创新和实践的创新的组织结合而形成有机整体的。认识的创新是一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维活动，是人们以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为前提，运用新的认识方法、手段以及特有的思维视角，开拓新的认知对象和领域，取得新的认识成果的思维活动，其表现形式是新的思维方法、新的世界观的产生以及新的理论、新的学说的建立。它是创新的先导并贯穿于整个创新活动之中，是取得新成果的关键。例如，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打破了对于感官直接提示给我们的东西的无限信赖。哥白尼的发现确立了抽象思维的更大的决定性作用，使人类认识能够透过直接的外观，进入到现象后面的本质，重新审视和描绘世界图景。实践的创新则是各种具体创新的共性概括与哲学表述，是构想和现实相统一、意识和能力相融合的产物，是认识的创新的实践性展开，其表现形式是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新成果。

其次，创新是一个过程。它是从思想到行动、从构想到现实的知行统一的发展过程。从哲学的角度看，创新是使整个世界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有规律地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因而，创新意味着发展，不仅是人的主观世界认识发展的过程，也是实践改变客观世界发展的过程，是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统一、认识与实践统一的运动发展过程。

最后，认识的创新与实践的创新彼此影响、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着创新系统的运动变化与发展。思维的创新、理论的创新的作用体现于人们的认识活动领域，发生的是客观见之于主观及客体主体化活动，最本质特征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实践的创新的作用体现于人们的实践活动领域，发生的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及主体客体化活动。由于认识活动具有不可直接感知性，而实践活动具有直接感知性，这就使认识活动的本质特征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得以实现，从而表现为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实践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实践的事情”。从现实意义上讲，认识与实践不可分割，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际上就应是坚持“实践是由认识活动作指导的一切现实中的感性活动”，认识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所以，认识的创新是创新过程的根本，创新是属于意识的，是创新主体对客体在实践基础之上的“能动的反映”，这与创新是“实践的事情”并不矛盾。

2 创新的根本

概念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是科学抽象的一种结果，是理论思维最基本的形式，是科学认识的支点。概念至少有两类：一类是对对象各种抽象规定的概念，另一类是理性的具体的概念。这两类概念是同一思维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产物，是经过相互逆反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而最终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思维的创造，有新东西产生，突出地表现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能发现、发明、创造新东西。

思维的自由是创新之母。思维的自由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一旦它获得相对独立，就有能动性，表现为自由——为认识活动、思维活动提供空间和活动范围。认识的过程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超越的过程。所谓超越有三层含义：一是说“超越”来自于自身，就认识而言，是说认识发展的源泉，推动科学进展的灵魂主要来自于认识自身的否定性；二是说“超越”使认识的内容能够进到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必然性，即超越现象达到本质和真理；三是说“超越”使认识不再单纯地是对原来有限事物的认识，而是超出了有限，趋向无限，达到了新的东西。这三层含义归结为一点，就是辩证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是发现和产生新东西的过程。

建构是创造的形成。现代认识论围绕着对人的主体性的研究，将认识由被动式进入到了主动进行式，角度、方式、坐标发生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确立了三维结构，主体及其思维结构成了观念形态的东西与物质形态的东西之间的信息转换体，主体是主动的，是信息转换的加工、调节系统。思维的建构性也就是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方式对客体的实在内容——信息所进行的能动的反映过程。可见，思维的建构性是主体能动性的高度体现，建构使创造得以形成。

想象是创造的深化。事实上，人类的一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都不可能仅仅在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世界中周旋，而是需要丰富的想象活动的参与的。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们，历来都强调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的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康德指出，在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中，存在着联想和生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在努力达到最伟大东西里追逐着理性的前奏——在完全性里来具体化，这些东西在自然里是找不到范例的。”因而，认识过程中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寻求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独特连接方式；创新的成果，就是寻求这两个世界的独一无二的连接点。而这种创新必然依赖想象，与此同时，辩证法作为想象活动的规律，始终在默默地支配着它。所以，想象是创新得以深化与实现的关键。

3 创新的意义

把人的认识（能力问题纳入到创新范畴之中，无论是从其概念的规定性上看，还是从其理论渊源上看，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科学的。时值今日，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知识资本以显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被人们普遍接受，知识与经济紧密结合至高度融合，形成了知识的经济化和经济的知识化，引发的社会的重大变革成了一组连续不断的链条。知识经济的精髓——创新，已不仅仅是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科技知识在经济中的运用，而是上升到了“意识”、“精神”、“灵魂”的高度，成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根本所在。创新不仅仅是企业之事、科技界之事，不仅仅是科技人员的历史使命，而且是全党、全社会、全国人民共同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树立创新意识，创新、创新、再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真正把创新作为了一种优良的作风来培育，在宏观上不断改善创新的社会环境的同时，在微观上不断增加社会中每个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使之融入全民族的思想与行为之中，成为广大人民的重要素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新思想的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社会上下需要统一认识，不仅要鼓励自然科学方面的创新，而且更要鼓励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不仅要及时迅速地把自然科学的创新成果投入社会经济领域，转化为生产力，而且更要及时迅速地把社会科学的创新成果投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转化为生产力、制度力、精神力。

一般情况是，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总体状态来看，人类社会主要是表现为第一种状态。即从总体和整体看，人类社会是在向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提升的方向演进。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片断和局部来看，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较为具多。第四种情况对人类社会发展而言，只具有局部和短暂的意义。每逢在社会大的转型和变革时期，第四种情况发生的几率相对较高。转型本身就是一个总体问题，既包括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包括生活方式的变革。所以，转型为个人利益的扩张提供了秩序空间，这时就有可能造成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严重侵蚀。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有可能使生产系统呈现出对个人利益的高效率但对社会利益的低效率，从而使才对社会的贡献度趋于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价值系统的紊乱，有可能导致德的无所适从，其结果只能使德的彰显趋于萎缩。当然，转型有可能使德的价值系统得到重建，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并且只能是在转型完成以后。但不管怎样，德的价值系统稳定性是保证德的投入量增加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稳定的德的价值系统才能为德的投入与产出提供稳定预期；反之，则反之。要实现第一种情况，社会竞争制度必须应当为德和才的投入都提供足够的回报。如果一个社会只对德提供足够的激励，而对才激励不足，其结果就会导致第二种情况；如果一个社会只对才提供足够激励，而对德激励不足，其结果就会产生第三种情况。

社会竞争制度如何才能为德与才的投入提供足够的激励，关键是社会制度应体现公平性、竞争性、人道性以及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所谓公平性就是社会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同时，社会应当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和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所谓竞争性就是社会应当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应当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允许人们去积极竞争并为竞争者提供良好的竞争条件。所谓人道性就是社会应当有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应当能让弱者得到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保护。公平性和人道性是秩序之源，而秩序又是催生道德的前提和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公平和人道，同时也就失去了秩序和道德。竞争性是社会活力之源。一个社会如果失去竞争性，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社会只能以停滞和循环的形式存在。同时，社会的竞争性既为德的产生提供需求，又为才的产生提供供给。所以，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应当是公平性、竞争性和人道性的有机统一。

如何实现社会制度的公平性、竞争性和人道性以及三者的有机统一，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制度本身是人类长期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但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所以，在制度创新方面，政府应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并努力使这种优势转化为社会效益。问题是，政府也是一个由大量“经济人”组成的联合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所以，有政府参与的利益博弈并不能保证制度创新的公平性、竞争性和人道性。对此，可有三种解决办法：一是要大力发展民间各种非政府组织。组织化是变弱性为强势的一个基本条件。民间力量弱小与分散化有直接关系。大力发展民间各种非政府组织，主要应靠民间的自组织；同时，政府应当努力排除自身利益的干扰，给予民间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各种可能的支持。二是寄希望于政府内部握有核心权力的领袖人物的有力推动。政府的改革必将涉及政府官员的整体利益，但改革的成本落到每一个官员身上，其体现的效用水平是不一样的。有的官员更偏好名，有的官员更偏好利。同时，对于改革而言，改不改，如何改，对其产生决策的最主要影响力来自于核心权力及握有核心权力的领袖人物。所以，这时领袖人物的偏好就成了影响改革的关键变量。如果领袖人物更偏好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富于个人牺牲精神，又能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改革，这时，一种良性的制度创新就有可能出现。三是寄希望于民间组织与领袖人物的有力互动。

创新的指针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伟大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创新思维的结晶，又是进行创新思维的指针。创新就要形成鼓励创新的良性体制和文化氛围。体制与创新关系密切：好的体制是创新的动力机制，对创新起着规范、引导、激励等作用；坏的体制则阻碍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的改革，都必须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环境，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和支持人们干事业的机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文化氛围对创新也至关重要。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提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积极方面，也有不鼓励创新的“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的消极因素，创新就必须破除那些陈旧的思想，树立“敢为天下先”的观念。我们要鼓励和支持冒尖，鼓励和支持当领头雁，鼓励和支持一马当先，为创新营造良好的舆论和环境。

创新就要有一大批勇于和善于创新的人才。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必须有大批的人才。创新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才的问题。当今世界，人才和人的能力的培养，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人才资源并不十分丰富，特别是人才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增强的一个主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更新人才观念，借鉴国外人才资源开发的经验，探索更加灵活的人才工作思路，营造符合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和人才的总体需要，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

创新就要求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作好表率。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起先锋模范作用，更要“努力成为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典范”。（《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７０３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必须掌握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有做好本职工作的科学精神和专业知识；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各自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

古人说得好：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探索。只要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不断开拓创新，在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