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用体系建设任重路艰
导读：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政府无信不威，社会无信不稳。从9月1日至9月30日，中宣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14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2009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诚信再次成为中国公众聚焦的话题。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与此同时，信用缺失正成为侵蚀社会肌体的毒瘤，制假售假、合同欺诈、恶意拖欠、变相传销等种种欺诈行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种种失信行为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信用缺失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缺乏诚信不仅会使社会公德丧失，而且会大大提高市场交易的成本和风险，影响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构建和完善信用体系，打造信用社会，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命题，也是一个经济命题，关乎着我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大局。
信用缺失 损失巨大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信用从信用主体划分，由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融合而成，其中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石，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而最关键、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是企业信用。也就是说，我国信用关系主流是企业间的交易行为。
不容乐观的是，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我国企业间的交易每年因信用问题导致的损失大约为6000亿元。中国企业联合会相关调查课题组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企业受到多种失信行为的困扰，主要包括拖欠款、违约、侵权、虚假信息、假冒伪劣产品、质量欺诈等。在企业遇到的失信现象中，被拖欠款所困扰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80％，违约的占71％，侵权的占47％；此外，虚假信息、假冒伪劣产品、质量欺诈的分别占31％、28％和13％。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合同交易履约率仅60％。商务部外经贸企业协会的另一项调查表明：68％的企业因为信用问题曾遭受到损失。其中，比例最大的是拖欠款行为和违约行为。全国有16.5万户企业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38％，是利润总额的8.5倍，达到14827亿元，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每年订立的经济合同大约有40亿份左右，但合同的履约率仅有60％左右；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企业“三角债”金额高达上万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
近年来，由企业失信引发的重大事件呈现多发趋势，去年发生的一起典型事件———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几乎对中国整个奶粉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构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势在必行
在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中国，并非历史上就缺失信用。无论是老百姓中流传的许多“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等民谚俗语，还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类圣人哲言，都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信用理念价值的认同与尊崇。[page]
但是，传统文化对信用的崇尚是建立在原始封建的农耕时代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约束，而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及国际化等现代社会经济体系，注重的是规则约束和法制化约束。
过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由于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计划来调节的，因此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诚信履约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信用的忽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就成为一个很基本的要求。然而，重塑人们的信用，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转轨时期的诚信缺失也就屡见不鲜了。
市场经济秩序的不完善、传统企业管理方式的落后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缺陷，是企业间交易行为呈现严重信用失控混乱局面的体制和制度性原因。信用记录不全，信用查询不便，使得中国信用体系的建立缺乏一个基础平台，这是造成我国信用缺失的一个技术性原因。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缺乏信用信息的共享机制、惩罚机制、有效的信用监管体系，造成了信用的缺失”。
归纳而言，没有健全的信用体系的约束和威慑，是信用缺失行为泛滥的原因所在。在当今经济社会中，信用并不是一种道德指数，我们不能指望通过简单地提倡诚实、利他和信守承诺等道德规范，就能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的信用社会，而必须依靠法制，才能创建全新的现代化、制度化并具有普遍约束力和社会公信力的信用体系。
信用缺失不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影响企业之间的交易速度、交易效率、交易规模和交易质量，破坏了经济主体之间以合同契约为基础的正常信用关系，而且严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特别是信用消费，影响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长，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制约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因此，构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多方入手完善我国信用体系
针对上述造成诚信缺失的多种原因，要想扭转这种局面，拯救社会信用，打造诚信社会，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最终方能达到目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固然重要，而制度约束和体系建设更加不可或缺。
从传统意义上理解，诚信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无法用具体数字来表示，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然而，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交往中，判断某单位或个人是否诚信，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可以量化的标准，这就需要一个公共约定的东西。否则，诚信就会变成任人打扮的“小丑”，你讲你的诚信，他讲他的诚信，互相之间的诚信不一样，信用标准不一致，诚信便无从确立。因此，对信用进行量化和标准化，是构建信用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建设信用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今年年中，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企业质量信用等级划分通则》推荐性国家标准。该标准统一了质量信用、质量信用风险和质量信用等级的定义，对企业质量信用的各个等级的划分要求和依据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为质量信用的监管机构、信用服务机构以及企业自身提供了技术依据和指南，使各类机构对企业的质量信用进行评价或者企业进行自评时能够有标准可依。
按照该国家标准，企业质量信用等级依据质量信用程度，从高到低分为A、B、C、D四等。在一定时期内质量信用风险很大，企业违法生产经营，且给社会或顾客造成重大人身危害、经济损失或社会不良影响的，为质量信用D等企业。该国家标准将自2009年11月1日起实施，与之相配套的其他标准也将陆续出台，这标志着呼唤已久的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终于起航。[page]
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和征信系统，为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记载和查询提供一个基础平台。通过这样一个信用平台，为市场主体建立诚信档案，让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向社会公开，使守信者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使失信者无处藏身，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代价。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市场经济向信用经济转型中，也曾爆发过大规模的信用危机；随后，美国建立起国家信用体系，从而使美国真正成为信用经济的国家。
国家信用体系的建立包括几个层面上的工作：第一个层面是国家立法。立法是保障信用体系建立的基础工作。第二个层面是政府管理，包括行业管理和信息开放化工作。第三个层面是信用行业的发展。向社会提供信用管理服务，正是第三个层面即信用服务行业的工作。信用服务行业的成熟度体现了信用经济发展的程度，信用行业的发展是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以美国为例，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下，除国家立法外，对信用体系的建设，政府只起到指导性工作，根本性的推动则是由信用行业完成的。信用服务行业的核心为信用评级与征信业。广义的信用服务业包括企业资信调查行业、消费者信用调查行业、资信评级行业、市场调查行业、信用保险行业、保理行业、担保行业、企业商账追收行业、消费者欠款追收行业和信用管理咨询行业等。
我国发展信用服务业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库，鼓励民间资金投资经营各类征信机构，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信用信息服务。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是道德文化的建设与信用交易活动的经济制度安排，是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照搬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所能解决的。当前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推进：一是加快立法进程。最主要是要划清三个界限：划清国家秘密和政府公开信息的界限，依法获取政府的信息；划清商业秘密和企业信用信息之间的界限，商业秘密不要泄露，但是跟信用相关的信息应该公开；划清个人隐私权和个人信用信息之间的界限。
二是加快建设企业信用服务的主体。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信用服务的企业，但是比较散、小，而且加工信息的能力都很弱。如果没有主体，信用服务体系就无法建设。构建信用体系我们也不能照搬美国的做法，主要应该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应当引进征信管理办法、先进的经验、技术以及专门的人才。可以通过合作、合资向国外的信用服务公司学习。第二，对我们现有的信用服务企业，应该确定自己的业务发展方向，不能哪种信用业务都做。第三，加快政府政务公开的进程，建立信用数据库。政府政务公开是信用服务的基础保证。
保育钧建议，应尽快确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目标。这个目标应当包括一系列与信用有关的、相互联系的信用道德文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规范、组织形式、技术手段、运作工具和运作方式而构成的综合系统，考虑到我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目标要分近、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他提出的近中期目标是，在10年内建立起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道德文化环境；二是在法律法规下，建立起社会化的信用信息的征集制度和共享制度；三是完善信用的法律体系并严格执法，健全失信惩罚机制，加大失信成本；四是健全完善全国性的信用监督体系和相关制度。
总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面对的是政治、经济、管理等系列问题，需要我们作出综合性的制度安排。信用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道德，更是一种社会财富。正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所指出的那样：“诚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笔财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需要一定的付出，但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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