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有罪辩护
导读：
2007年4月27日晚10时许，被告人孙炳接其内弟新伟电话称：其岳父新广在南孟镇小学门口被人打伤。而后孙炳打电话纠集王红(在逃)到现场去，自己也驾车赶到现场，然后被告人孙炳拉其岳父辛广玉去医院看病，被告人新伟骑摩托车去找打他父亲的人，当在**医院附近找到何阳等人时，立即打电话告诉了被告人新江，于是王红驾车携带木棍、砍刀等凶器与新江一起赶到何阳处，在被告人新伟的指认下，新江用木棍朝何阳打去，被别人挡住，王红用砍刀捅了何阳肚子一刀，何阳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王红又用砍刀朝其后背砍一刀，然后驾车逃离现场。被害人何阳因被锐器伤及下腔静脉造成大出血死亡。
孙炳、新江、新伟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
我们接受委托后，庭审中提出新伟系从犯，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判决新伟有期徒刑4年。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新伟家属的委托，被告人的新伟的同意，指派贾俊清律师和我担任其一审的辩护人。首先作为辩护人对给死者家属带来的伤痛深表理解和歉意。这种不幸的发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在被告席上的新伟都不愿看到的。我们也相信，通过今天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能够给死者一个公平的交待，能够给被害人的家属一个合理的答复，能够给被告人一个公正的判决。通过认真研究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新伟、结合法庭查明的案件事实，我们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下面就有关量刑情节及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关于事实认定方面，有三个细节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
公诉机关起诉书认为：“被告人新伟骑摩托去找打他父亲的人，当在南孟镇医院附近找到何阳等人时，立即打电话告诉了被告人新江，于是王红驾车携带木棍、砍刀等凶器与新江一起赶到何阳处，在被告人新伟的指认下，新江用木棍朝何阳打去”。此认定，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
1、新伟找何阳的目的是问谁打的他爸爸，找何阳的原因是他爸爸被打时，何阳在场。
新伟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三页第17行，新伟供述“我问谁打的我爸爸，我三哥说何阳跟打你爸爸的人在一块呢。我就又回家找何阳的电话去了，找到之后我又回到小学用我大哥新江的手机给何阳打电话”。第四页地16行，侦查员问：“你找何阳干什么?” 新伟答：“想替我爸报仇，问他谁打的。”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被告人新伟骑摩托去找的是“何阳”。而“何阳”不是“打他父亲的人”这一点，从公诉机关起诉的证据材料来看，被告人新伟是知道的。[page]
2、新江、王红的犯意不是新伟引起的。
董振宇
新江第一次讯问笔录第四至五页 “在学校门口，当时我姐夫已经送我爸爸去医院了，我们想去何阳家找何阳，王红从他车的后备箱拿出两根棍子给我说去村里掏他们去” 侦查员问：“ 掏他们是什么意思?” 新江答：“打他们，替我爸爸出气”。侦查员问：“后来去了吗?” 新江答：“没有，我们听说何须他们坐车走了，就没去”
另庭审中查明：三被告始终没有商量过。王红给他棍子在新伟打电话告诉何阳在网吧门口之前。以上证据说明，新江、王红想打何阳的想法产生在新伟打电话之前，新江、王红的犯意不是新伟引起的。
3、认定“在被告人新伟的指认下，新江用木棍朝何阳打去”没有证据证明。所谓“指认”的含义是指出、确认，是从不认识的人当中把要找的对象指出来。通过法庭调查，新江认识何阳。
在证人章标的第一次询问笔录第四页第13行，问“新伟当时说话和打架了吗”答“新伟在他哥哥动手之前说了一句 ‘先别打’”
在证人程浩的询问笔录第二页倒数第2行，“新江拿着棍子就要打何阳，新伟拦了一下，新江就绕到我们侧面拿着棍子打何阳，我挡了一下，棍子打在我后背上。”
新江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五页第6行，问：“你拿棍子打谁了”答：“我下车后看到何阳和另外两个人，我以为他们打了我爸爸，我就拿棍子打了其中一个人，我打的那个人个挺高、挺魁梧，后来，我弟弟就拦着我，我弟弟说打错了”
公诉机关起诉的上述证据材料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新伟当时的语言、行为是在阻止新江打何阳。
所以,我们认为: 本案对新伟的指控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起诉书中的表述方式，夸大了新伟在本案中的作用，加重了应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公诉机关起诉认定“孙炳、新江、新伟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是不妥的。我们认为新伟在整个案发过程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新伟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请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本案的案发过程：
在辛广玉被人打伤后，被告人孙炳、新江、新伟都来到南孟小学。之后，孙炳送辛广玉去医院;而后，新伟的母亲让新伟去医院看看父亲辛广玉;被告人新江误以为是何阳打伤的他爸爸(新江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五页第6行，问：“你拿棍子打谁了”答：“我下车后看到何阳和另外两个人，我以为他们打了我爸爸，我就拿棍子打了其中一个人，我打的那个人个挺高、挺魁梧)，新江在新伟离开后，去何阳门脸找何阳;没找到，而后回到小学同王红商量去村里掏何阳，为爸爸出气。[page]
另一边，新伟离开小学后骑摩托去医院路上，转而去找何阳，在网吧门口找到何阳后，问何阳谁打了他爸爸，何阳说不知道。于是新伟往回走，到十字路口给哥哥新江打电话，告诉新江何阳在网吧。过了一会儿，新江与王红开捷达车赶到，当时在晚上10点左右。新江见到何阳后从副驾驶室下车，奔向何阳，拿木棍就打何阳。新伟上前拦新江，说先打别打，陈浩挡了一下，木棍打在郭浩后背上。同时，王红从车上下来追赶何阳，将何阳刺伤。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江在接到新伟的电话前(也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已经产生了打何阳的想法，并准备了工具，只是没找到何阳。新伟打电话使新江知道何阳在网吧门口儿，并在新伟的带领下找到何阳-----案件发生了。
我们认为，对于伤害结果的发生，新伟与被告人新江、王红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新江、王红的行为是内因，起主导作用;新伟告知新江何阳的下落，并带新江一起找到何阳是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假设被告人新江、王红被告人自己找到何阳，危害结果同样会发生，而如果新伟给新江打电话没联系上，被告人新江、王红没赶到案发现场，危害结果则肯定不会发生。这就是他们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差别。相比较新伟起的作用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董振宇
起次要作用，是指虽然参与实施了某一起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的行为，但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这种情况是次要的实行犯。
辅助作用是指为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方便条件，帮助实行犯罪，而不直接参加实行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辅助作用的形式表现为：如提供犯罪工具、提供信息等。
结合本案，新伟打电话告诉被告人新江被害人何阳的有关信息，带着找到何阳，而没有直接实行加害行为，起的作用是辅助作用，是从犯。
认定新伟系主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1、新江、王红的犯意不是新伟引起的。前已述。
2、新伟不是组织指挥者。组织指挥行为通过命令性语言完成的，在整个案卷中找不到新伟进行组织指挥的命令性语言。新伟在得知父亲被打，给姐夫孙炳打了电话，告诉他岳父被打的消息，是合情合理的，没有法律上的意义。王红不是新伟叫来的，王红到案发现场以及带什么工具新伟并不知道。被告人新江也是不受新伟指挥，前边提及“新伟在他哥哥动手之前说了一句先别打”，“新江拿着棍子就要打何阳，新伟拦了一下，新江就绕到我们侧面拿着棍子打何阳，我挡了一下，棍子打在我后背上。”说明被告人新江不受新伟指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伟是犯罪的组织指挥者。[page]
3、犯罪不是新伟实施的。公诉机关起诉书已明确认定“王红用砍刀捅了何阳肚子一刀，何阳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王红又朝其后背砍了一刀”，这是没有疑问的。
总之，新伟的行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经过反复思考和仔细推敲，我们认为认定新伟系从犯更为得当。 这一点我们非常坚决。
三、被告人的新伟主观恶性小，社会危险性小。
王红不是新伟叫来的，带什么工具新伟也不知道;犯罪不是新伟实施的。被告新江打何阳时，新伟用语言、行为阻止。
另外，被告人新伟的认罪态度诚恳，悔罪深刻。对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非常后悔。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直接反映其犯罪的主观恶性程度。
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观恶性小，社会危险性小。
四、被告人新伟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之情节
被告人的新伟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行为，其行为属于自首。公诉机关起诉书中已经认定，我们非常赞同。依照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新伟及家属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以减轻被害人家属的痛苦。
董振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新伟主观恶性小，社会危险性小;在整个案发过程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认罪态度诚恳的，悔罪深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请合议庭在评议案件的时候，充分考虑以上辩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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