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人过错与过失相抵问题
导读：
受害人过错与过失相抵问题。不论是交通警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很多情况下都以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是否有“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主要(甚至是根本)依据，并由此来确定具体的赔偿范围及数额，这完全混淆了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与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受害人过错与过失相抵问题
过失相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过错责任，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无过失责任，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31条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但过失相抵也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最多的方面之一，截止到目前，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过失相抵的后果就是使侵权人减轻或免除责任，实际上混淆了受害人过错与过失相抵的概念和关系。在侵权法的过错责任中，受害人自己具有过错(有人称为混合过错)时可能会影响到侵权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承担责任的多少问题;但在无过失责任中，过失相抵作为当事人具有过错的法律后果，只能使侵权人减轻赔偿损失的数额，也就是说解决的是赔偿多少的问题。但由于我国的一些法律用语中并未严格区分，所以极容易引人误解，如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此句中的“责任”一词，立法者的意图很明显是减轻机动车驾驶人一方的赔偿数额或赔偿责任而已，绝不是涉及到归责方面。例如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四种责任划分方法，而且由于该办法所采用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所以把责任的划分与认定也作为确定赔偿比例或数额的依据，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归责原则所决定的是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而过失相抵所解决是减轻赔偿及其多少的问题，其适用范围与作用是不同的。在采用无过失责任及严格责任的归责方式时，受害人的过错并不一定是侵权人免除责任的依据[6]，而只能是在确定赔偿具体损失数额时是否可以减轻侵权人赔偿损失。不论是交通警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很多情况下都以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是否有“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主要(甚至是根本)依据，并由此来确定具体的赔偿范围及数额，这完全混淆了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与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违章行为”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也是错误的，如该办法第17条即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有违章行为，其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负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没有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行为，但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不负交通事故责任。”在适用无过失责任时，除了法定免责事由外，不论其行为是否违章，都应承担责任，况且在实践中也有当事人各方都无违章行为但仍然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呢?!而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依据，不失为一种进步。至于其第2项规定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以无过失责任作为归责原则，根本不以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具有过错从而判断其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从反面规定可以减轻赔偿范围与数额的方法，完全摒弃了“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无疑更加符合法学理论与客观事实。
由于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这里的“责任”并非归责原则中的责任，而指的是可以适用“过失相抵”，从而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数额或赔偿比例。所以我认为以防止引起误解，似乎应当修改这一表述方式。也许是受此影响，国务院及公安部的相关规定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第92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公安部于2004年4月30日颁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条也明确了责任确定的具体方法。例如该条第(三)项规定：“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这里的“无责任”是什么意思?似乎是“无须承担责任”，指的责任承担方面。但从无过失责任来讲，发生交通意外事故时机动车驾驶人即使没有过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此乃侵权法的一般常识及交通安全法的明确规定，岂能让这公安部的这一规章来予以否定?!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该条第(一)、第(二)项的规定中。以上所举条例及规章因未明确说明这里的“责任”指的是确定责任时的归责原则还是确定赔偿范围时适用过失相抵的依据，容易引人误解。更为担忧的是，如果机动车保险条款中是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确定的责任来确定是否理赔以及计算免赔率，那么机动车驾驶人在按照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承担赔偿责任后，岂不是无法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所以，我建议公安部应当对此条规定进行修改，使其更加明确与正确。
过失相抵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对于决定侵权人是否可以减轻赔偿损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此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是缺少这种过失相抵的详细而具体的标准，法官的随意性很大。在以往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如果是被公安交通机关认定为同等责任时，法庭就会让机动车一方赔偿其50%的损失，很简单。而如果是认定机动车一方承担主要责任时，则一般都为赔偿70%、80%甚至90%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时一般都为赔偿40%或30%的损失，很少有其他比例，且一般都会让机动车一方赔偿较多损失。至于法庭为何让机动车一方赔偿所确定的比例或数额的损失，则语焉不详，判决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也难免会出现司法不公平的现象。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可以借鉴日本的作法，对道路交通事故中过失相抵的问题作出具体的司法解释，比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过失相抵的比例基准或标准，不仅使得基本相同案件得到基本相同的裁判结果，体现司法公正，也能提高审判效率，而且也能使得机动车一方知道为什么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以及让受害人知道为什么要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增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及对交通规章的遵守。
此外，按照最高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了只有在受害人有“重大过失” 的才“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何谓“重大过失”?此司法解释未予以指明。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时是否属于“重大过失”?不无疑问。而且是否“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的权力在于法官，也就给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我认为，在确定是否应当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损失时，应当适用交通安全法的这一明确规定，不适用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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