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意思？教科书上说“采取行动的时候，要关照自己公司采取行动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影响”。但是这个概念定得太简单了。公司应该负多大的责任？也就是说除了对股东之外，还要负多大的责任。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营业的时候，是不是更必须重视良好的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在促进发展社会责任的时候，谁应该做得更多，是政府还是公司？政府应该不应该强迫公司承担起责任，还是由政府自己率先做好？到底政府社会责任和公司责任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些国家如果政府关照整个国民待遇比较好，公司也会照此做的，当然最终的问题就是公司怎么做，才能够改善自己的社会责任，怎样掌握好平衡，担起责任还能创利益呢？欢迎您发表看法。

从矿业角度看政府以及企业社会职责

司徒慕德（英美资源集团董事长）

　　答案之一就是每个公司都是不一样的，对于英美资源集团来说，采矿是很关键的，但是现在矿藏往往是在偏远地区，它们是没有其他发展的机会，这是唯一的发展机会，在中国，差不多有150个城市是依赖于煤矿或采矿业。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矿业资源，那里的治理往往比较弱，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并不限于西方公司。我敢肯定，很多新出现的中国的国际化公司，也碰到这些挑战，也要应对这些挑战。因为他们向亚洲、拉丁美洲进行扩展。同时在中国国内也有这种情况。如果政府的中介角色不存在，那将更麻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府的社会责任，那么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如果在发达国家里，运营治理比较好时，事情就好一些，我并不同意“资源诅咒”说法，也就是采矿公司去采矿了，结果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肯定的说，我们需要小心，才能够避免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今天要谈谈采矿公司是怎么做的，以改善他们和社区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够改善我们工作当中发展这一块的内容。

　　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还是民间社会，都不能独自的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合作，合作就必须建立相互的信任。变化的方面之一，就是社区的反映，传统上，往往采矿时，股东赚了钱后，他们会向政府交税，向政府提供服务，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当地人也就有钱了，有收入了。现在采矿不像以前那样劳动密集型了，所以就业机会也少了，而社区现在也更要求他们能够获益了。这种获益可能从政府那来，如果政府关照不够，他们就去找公司，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在拉美国家，政府批准项目后，却受阻于社区，我听说，在中国有些社区现在也变得“敢说话”了，所以我们怎么办？

　　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和主要的采矿公司一起在国际采矿金属理事会上采取行动。并给他们的发展带来很好的宣传，我们也和国际组织一起合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国际层面上，通过全球影响的组织，最近他们在上海开过大会，来施行采矿公司的透明行动，鼓励公司公布到底他们挖了多少矿，挣了多少钱，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使得政府公布他们的税收，那笔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并向社区公布。 我觉得这些做法对中国公司也会很重要，因为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也向海外发展，到海外寻找资源，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我知道很多中国公司对此都很有兴趣。第三，我们认识到不能只站在一边看着社会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合理的条件下，我们都应该参与解决问题，我们有这种能力，这需要多沟通于当地的社区、社会多沟通，我们公司内发展了一套有26个参与的工具来评估我们的能力建设，我们把它叫做“社会经济发展工具”，用此改善我们评估对自己行动的影响，我们做了32个项目，世界各地都有，一共在15个国家里做这些工作，现在政府的角色就是向所在地花钱的问题，最近在苏格兰开的会议，这些国家都同意向非洲提供这种工具，但是如果这种援助没有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的话，他们那些援助就会失败，因为会养成依赖于援助的情况，所以我们发现当地的社区商业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让公司和他们的供应商合作，或者和供应商相关的领域采用技术创造超出他们行业之外的那些就业机会，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我想提一下两个领域。一个是艾滋病领域。另一个是在气侯变化领域。在这两个领域与政府的框架之间，这对加入公司的参与之间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解决社会以及全球问题。在艾滋病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在整个的行业，由各个企业进行联合对艾滋病进行看诊。就这一方面的工作，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一种职业病，和各个企业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并不涉及到各个公司的供应本身，但是我们可以来使得各个小的企业联合起来发挥我们的作用。 在中国，我们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和吴仪副总理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合作，这可以看到，一方面艾滋病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由公司本身处理，通过我们的员工，通过我们来进行大量的预防措施，通过我们的培训，可以说由我们的员工向他们的家人进行培训，我们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作为也涉及到政府所提供的框架，比如在去年10月份时，中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涉及到多达一亿民工的教育的项目。当时对艾滋病这种病毒的传染途径进行教育，对员工来说，他们由公司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公司在这方面能够做很好的工作。

　　接下来我想提下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企业能够进行合作，综合深入的考虑怎么来解决气侯变化以及能源的安全问题。我们希望一方面能够保证增长率，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实现千年计划的发展目标，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技术或者能源能够提供气侯解决的方案，同时单一的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奏效。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单一的非常好的“万灵药”可以解决，我们是否能够得到各种不同能源的来源。 还有一点很重要，政府也应该提供一个框架。使它能够驱动市场在这一方面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能够积极的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朝这个方向发展。在中国，我们对于煤矿的存储进行了很多的合作和国际、国内各个组织进行更多的合作，以便来进行相应的煤气化和液化的工程，以及对于储藏，大幅度的降低碳的排放量。 [page]

　　我们作为企业，希望可以改进经营方式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于国际性的企业，尤其我指的是大型的企业，他们通常是“遥不可及”的，并且是信心勃勃的。同时我们要来明确一下，我们不能够总是侧重于我们重要的股东，因为现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样一个赢得信任的必要性，在全球化经济浪潮当中，我们企业都非常的负责任，并且能够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参与到非常稳健的创造机制当中。

要考虑到社会的环境、安全、环保

爱德华 米其林（米其林集团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

　　米其林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司，规模非常庞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多方面的研究，我必须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必须真正的解决，并且认识到自己应该对社会作出贡献，否则是不能够取得成功的，它必须对社会作出自己应尽的职责。同时，现在大家对于一个公司能够做什么有了一些了解，除了他们应尽的职责外，还有其他的承诺，对于非政府组织，对于一些企业，或者是对于一些超级的公司，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个公司其实也是脆弱的，因为大家知道，对于他的顾客来说是有投票权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他们崩溃了。因为他们做的不够好。

　　很明显公司不能够替代政府的角色，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能够实施它的职责的。同时，这个职责是不能够被企业所替代的，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公司对于社会有远见卓识，他自己是能够创建一种平衡的关系。而且，它会乐意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于米其林，我可以界定一下我们的使命，一个公司的使命总是涉及到它的目标，还有目标的目标，换句话对米其林来说，大家知道我们是制造轮胎的，我们满足了全世界20%对轮胎的需求，但是制造轮胎本身并不是足够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涉及到轮胎、采矿、航空以及各行各业，所以我们有着目标的目标，我们的目标的目标就是要使得人们的移动性变得更好。这并不仅仅是个理论，如果我们以刚才的这种方法界定一个公司的目标的目标，你就会看到，除了要进行简单的商业的业务活动，也要来考虑在环境方面以及有什么样的挑战？

　　换句话说，移动性会造成一些危险，会造成对于运输排放量造成环境的污染问题，会出现一些有关车辆的事故，也会造成堵车。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是供应商，但同时也要确保进行必要的研究，提出的建议应是稳健的，能够应对刚才所提出的这些挑战的。

　　我的观点是，我们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这不仅仅探索了我们的目标，而且思考了我们的“目标的目标”，这就是进行商业化的一个方法。譬如说，看不同公司，你就会意识到有一种种类的企业，它界定为我们仅仅侧重于我们的利润、股东的利益和价格。如果是这样的目标的目标，还会出现其他的因素，这个因素是涉及到他取得这个目标的目标的过程，比如涉及到我们的客户，是我们这些的来源，对于我们环境来说就受到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想法确实是对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太限制”的界定。

　　当我们提到企业的社会职责时，好的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对企业社会职责的界定，是这样的，这种界定指我们是现在这样的企业，我们有使命，我们在各个职责方面都扮演得很好，这不仅仅考虑到自身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很明显要探取这些方面的因素，如果考虑了这些因素后，才能是一个好企业。不光考虑到盈利性，也要考虑到自身的职责。如果提高工作场所的安全程度或者减少停机的时间，安全仅仅是出于盈利的原因，我觉得，提升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是因为有职责来保护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员工。这是我们的职责要来提升安全程度。另外对于企业的原因本身来讲，大家知道要参与到社区当中，改善和社区的关系，这种改善的关系，也许表现在你和当地的社区之间签署的协议，或者是遵循了有关这个社区或者国家的《环境法》。

　　还有另外一些方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非常明显的。换句话说，对于一些企业，它发现在赢取利润以及履行社会职责方面出现了一些冲突和矛盾，在80%的案例当中都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在盈利、环保、社会考虑、社会职责方面，都出现了这些类似的矛盾，这之后，必须做出一个判断，同时取得一个平衡的关系，在这里，我想再回答一下您所提出的政府的关系，这是确实非常重要的。并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政府不断地推出各种不同的新的法律、规定，要求生产绿色的食品、绿色的能源，或者进行回收、再循环的生产，这是符合社会需求。

　　对于米其林来说，应该这么做吗？如果不这么做会增加我们的成本，如果不这么做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糟糕，总之，我们所谈论的是我们的目标的目标。而这一种目标的目标是对环保有利的，这之后，我们就可以决定，确实这种做法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的角色是要帮助这种法律的实施。这种法律是非常明智的，而且这种情况下是强制执行的，我确实觉得，现在在20%中，我们是要涉及到盈利的考虑，并且尽我们应尽的社会职责，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在尽企业的应尽的责任时，应该采取远见卓识进行实施，要找到平衡点，因为这种方法会使我们收益，并且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不知道在世界上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同政府、学术科机构和公司结成伙伴

贺林先生（瑞士诺华集国际集团研究总裁）

　　诺华公司是一家制药公司，介绍两点。第一点对于现存的公司来说，95%的公司是通过商业的制药公司的运作来盈利的。第二个观点，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这些药物，但是并不能以非常好的方法得到这些药，所以在这不要认为药品是一种奢侈品。

　　我们确实面临“两难”的境地，我们总不能使制药公司作出贡献，能够减轻“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我们对于自己首要的目标，也就是对于我们的投资者进行回报的目标作出牺牲，在这里我要回答给大家。一方面人们觉得药品太贵了，他们没有钱购买，即使药品在一个国家是能够得到的，你们也会发现，他们通常有的时候是不能通过流通的渠道到达病人的手中，其中主要是由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全世界的各个病人，他们有的时候并不了解这些病人他们所需要的真正的药品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来使用这些药品。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制造药品的企业，他们并不是为没有钱的病人制造药品，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对这些疾病进行很好的研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这我还可以列出很多，大家可以从中想象出，对于制药公司来说，他们觉得不可能销售所有的药品，我们必须和非政府组织和政府进行合作。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制药公司是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的。这是什么？主要有两点： [page]

　　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制造现有的药品。这些药品对于病人来说，以前他们不能够承担，但是现在对于肺结核，或对血吸虫病及其他病人他们能够得到，他们可以和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和各个政府进行合作，使得需要的病人首先能够得到这个药品，这是我们项目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做起来非常困难，其中的一个例子是非常成功的。这就是来源于中国的一个药品，去年的论坛我也提到了，这就是我们的药品，主要是来自于中医的配方，现在它成为了一个非常灵验的药品，在许多的西方国家受到欢迎。我在这要侧重于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时，我们对于很多研究的工具进行了很多的分析，我们针对某一个国家的疾病进行特殊的分析。我们建立了一个制药公司的研究机构，比如热带病的研究机构，我们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援助，并且和一些私营的部门和机构进行了合作，在我们研究所当中，我们可以进行非常有效的研究，对这两种疾病进行针对的研究，比如在这里可以看到对肺结核和登革热的研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技术可以把生物医药方面最深的研究，转移到对疾病的研究当中，我们对这两个疾病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对于一个制药公司来说，在于我们的药品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所，对于贫穷国家的贫困人口所研究的，是免费的，不盈利的给他们提供治疗的机会。所以这又是一种社会回报了。 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总是应该有一定限度，必须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公司进行，才能够把公司的利润进行转化。

　　第三点是为了帮助那些无法支付的国家，研究所在那些国家将培训科技人员、医药人员，更好的了解怎么样使用这些药品，例如肺结核病，在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有不同的肺结核病的遗留，很多得了艾滋病的病人，最后是因为结核病而死，治疗结核病的最后一种药已经是40年前发明的，这意味着现在对这个药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就是说病毒已经产生了对这个药的抗药性）。因此我们正在研究一些新的方法来排除抗药性，在微生物中无论是蛋白质或是其他的东西，为了消除抗药性，我们要寻找新的目标，就是要寻找新的微生物。

　　但是，这些微生物病毒可以在你的身体里隐藏50年以上。所以，现在正在寻找相应的药品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分配出多少资源？我在这张图上作了介绍。因为生物学、基因学是我们科学的基础，在很多国家受过教育的居民，对进化论有一种非常信任的科学理论，所有这些细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在我们研究中，也可以寻找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可以把这些投资有选择的选择一定的病毒因素。所以，我们做了相应投资，可以取得这种“成熟”的效应。当然这种溃疡分支杆菌病病在非洲西部非常普遍的。现在必须用手术解决，但对这些病人，做手术非常困难，在当地的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病是一种受了魔咒，所以他们不到医院里去治，而把这个病隐藏起来，等到看医生时，已经太晚了。

　　用这种相应的抗生素完全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相应的生物学理论，应该在世界上得到普及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但需要同政府结成伙伴，我们也可以和学术机构，科研机构、公司结成伙伴。总的来说，通过这么一种非常特殊的药品的产生怎么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只要我们股东能够分享利润，只要我们维持整个社会中能够给我们维持一种不断给股东赚钱的基本条件，作为一个医药公司，我们是可以是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的。所以如果病人最终无法支付相应的医药成本，我们这种医药公司也没有办法再去经营了。

企业要有提高社会责任水平的战略

陈小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我想讲三点：:刚刚哈先生提了一些问题，说政府和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责任。

　　我想讲的的一个问题是，我认为都有责任，而且应该是互相配合的，但是角度有所不同。 第二个我想讲的是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也正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水平，但是，要真正的把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搞好，需要有结合中国国情的一些认识和安排。现在大家经常说，中国小煤炭、甚至大煤炭，出现了不少事件。我也请教过一些专家，他们说现在有些煤矿出现问题比40年前做的还要差。但是我们和40年前相比，我们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想是因为国情。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正在发生一个系统变化，整个体制从计划体制变成市场体制，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也从简单的重工业变成充分重视国民需求。而且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因此在这样巨大的20多年的发展战略和体制变化中，有很多东西衔接不上，自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讲这个就是想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充分认识这个特点。

　　接着就是第三个建议，既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又认为有国情和系统的原因，因此，进一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实践，需要提高认识，需要系统推进。首先是在提高认识上，中国，特别是前两年，媒体上有很多争论，有的认为强调这个，主要是外国一些机构先提出来的，因此认为会加大中国企业的成本，会不会成为有些机构干预中国的理由。但是经过这两、三年的讨论，大家已认识到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必须和谐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必须重新重视这个问题、认识这个问题。这里面提倡的基本理念，重视环境、重视节约、重视人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从政府到企业到老百姓都认可的原则。

　　至于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些提高成本问题，这部分成本，可能会根据中国的法律来承担。而我们这方面没做好，通过这件事推进一下应该也是正常的。中国企业也要改变那种主要靠简单的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所以这个认识要提高。光认识上提高了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我刚才说的“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那当然也是不行的。在这方面我认为，政府和企业都有很重要的社会责任，从政府方面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在提倡理念上是有社会责任的。另外一个，在法律的制定、健全上也有责任。第三个就是法律的执行。中国有时，是法律执行的不够好。当然中国也有法律不健全问题，有些规定大家都知道，非常严格，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甚至也未必合理。结果就很难办。大家知道，中国规定按时间计算的周工作时间是40个小时，加上加班49个小时，比一些发达国家要求还高。其实根本不可能做到。当然现在要否定这个法律也很难。这就说明法律健全很重要。当然法律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 [page]

　　另外，政府提倡社会责任问题，不是说政府就可以干预，超过法律的要求来要求企业那是不合适的。跟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例如《民法》《公司法》都是我们要遵守的法律。从企业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很重要。从中国的企业来看，首先，要有一个认识；其次要有自己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战略。作为战略，有三点。第一个要有重点。因为每个企业环境、情况都不一样，可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可能是资源开采型的。第二个要遵守法律。第三个要提高透明度。这样我们的水平就会逐步提高。

嘉宾互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国]：借这个机会我想谈谈对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谈一点看法，我通过对企业研究发现，企业发展呈现四个规律，第一个资本社会的规律；第二个组织形式股份化的规律；第三个是管理人员专家化的规律；第四个是市场国际化的规律。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之所以成为潮流，是经济客观规律的客观反映，企业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融合不同的文化、构成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淡化乃至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之船、之桥，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表面上看，企业是投资者的企业，其实，从更深层次上来看，企业是全人类的企业，企业的使命是通过发展给整个人类带来和平，不仅实现经济一体化，也推动世界发展的一体化。谢谢。

[新华社记者]：我有一个问题请问米其林先生。您刚才提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米其林作为一个国际公司，除了发展交通目标之外，还有自己“目标的目标”。即交通的安全，我觉得这是米其林公司作为一个大规模的跨国公司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有这样的实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对于中国来说，很多种小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他们没有精力，或者没有时间发挥他们社会责任，我想请您谈一下，对于中国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小企业，他们发挥社会责任方面时有什么建议？

[新华社记者]：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陈所长，您刚才提到政府在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的作用。请您谈一下，政府让企业发挥社会责任方面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什么样的体制，我看到有的媒体报道上认为，在别的国家，有一些免税政策，如果企业进行捐助会有一个免税政策，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促进企业发挥他们的社会责任，请您谈一下，中国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措施？

[爱德华 米其林]：我当然认识到许多中国公司在不断的改善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中国公司展现了巨大的活力，谈到公司的社会责任，我们要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它遵守法律恰当的行为模式，即诚实、诚信这两个是社会期望每一个公司都要做到的。如果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即贡献。公司应该给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不管健康产品――食品，或者其他的产品。给社会提供良好的产品、安全的产品，当然很清楚从这几个环节中，我们要考虑到技术能力，现在政府的一系列规则给企业提出了挑战，他要求企业提高产品安全系数，我完全了解对某一些公司来说，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因为他们在技术上有一定的劣势，他们怎么能够在市场上维持竞争力？他们如何面对更强大的国际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困境。在中国很多公司面对这样的困境。

[陈小洪]：主要是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责任？我觉得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这方面应该支持和提倡，虽然很多是企业自觉的行为，但是政府的支持和提倡是有意义的。第二个要制定比较好的法律，并要求企业真正的执行这个法律，不要出现遵守法律的企业由于它的成本高，输给不遵守法律的企业，这样就不可能推进了。我觉得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另外，记者朋友还讲到关于捐赠、免税之类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企业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就环境或者能源、节能投资，这种也可能会有一些鼓励性的节税的政策，也是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就是大家都必须做到的。除非他是一个特别新的东西，如果做一个跟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公益性活动捐赠，那有可能将来会有税收的优惠。

[王志乐]：我们也研究了一些跨国公司关于强化公司责任的提法，我对刚才三位的说法我是表示赞同的，而且这三家公司确实在这方面做的都很好，我们平常都有联系，我认为外国的跨国公司还有外国公司在中国推进公司责任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中国一些特殊的国情，所以我从这点非常赞成刚才陈所长讲的观点。我认为，国外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在国际上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的发展，他从早期为股东负责，然后逐步提升到为社会，为环境负责，最后形成了这样公司责任体系，也就是说，一个公司要为股东负责、为社会负责，为环境负责，但是由于已经解决了股东责任问题的时候，到中国就比较强调环境和社会，但是中国公司真正作为公司来运行，现在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因为中国的《公司法》1994年才出台，到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在总部那一级还没有完成公司改制，民营企业也大概在90年代才出现，现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他们刚刚接受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也就是说中国公司的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现在提倡的起点是不同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国际的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在中国推进公司责任这一件事是好事，而且符合中央政府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符合中央的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环境友好的体制。 但是，我觉得在推进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中国企业站在不同的起点，中国理解一些媒体报道时，把社会责任往公益事业上过分强调。公益事业是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是主要的部分。因为这样几个原因，中国企业在对公司责任强调时，有一些“敬而远之”的表现，所以我建议，国际的这些大公司，在推进这件事的时候，能不能从中国国情出发，比较全面的强调公司责任，包括股东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这样做，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晓明]：我想向瑞士诺华国际集团公司总裁贺林先生提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最近在法国因为政府要推行新的《劳工法案》，引发大学生以罢课的形式进行抗议和政府进行激烈的冲突，据我所知，新的调整法案规定企业可以在雇佣新员工时，在两年内自由解雇员工，而不承担法律责任。大学生抗议恰恰针对这一点，我想知道，欧洲的企业是不是也存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过度的问题，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更多的是保护企业还是保护劳工？谢谢。 [page]

[贺林]：感谢你的问题。我想可能米其林先生对法国情况更了解。你讲的不是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这个问题是劳工市场缺少灵活性问题，是他们想把劳工市场搞得更具有灵活性一些，我觉得和公司社会责任不是相关的，米其林先生可以补充的说一说，因为他来自于法国。

[爱德华 米其林]：是的。在公司和雇员之间是有很紧密的关系。此关系超过雇佣合同，在很多公司里，有点像家庭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商业之间的关系，而是大家一起在公司里发展，你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劳工市场，有时风险过多归罪于雇员这一边，雇员没有任何保护，公司可以毫不顾忌他们对公司的贡献，而把他们解雇掉，很多国家提供了更多的保护，欧洲是19世纪做的事情，而有些国家走的是另一个阶段，由于对雇员太残酷，导致劳工市场不灵活，非常僵硬，适得其反。由于公司无法灵活的根据市场来调解劳工就很麻烦。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总体社会上来说是相当慷慨的，在社会保护方面过去做的过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什么事情做得过头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我们劳工市场很不灵活，这对劳工市场很不好，导致失业率很高。德国为了使劳工市场更加灵活一些来扩大就业，可是过去大家已经习惯了保护的方式了，而且不理解为什么从长期来看，灵活性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根据论坛发言记录整理　未经发言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