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不说普通话就罚款？
导读：
“讲一句武汉话，罚款10元”。最近，武汉一家小型民营企业向员工颁布“禁讲方言令”，理由是在工作场合说方言，会让人感觉公司非常不规范。
如今的职场，一般都倡导说普通话，只是对于讲方言该不该禁，该不该罚，职场人士争议颇多。使用方言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你是否支持公司禁止员工上班说方言？
说方言未必就不规范
最讨厌的企业管理方式就是罚款，这不是把员工都当成幼儿园小朋友看待了嘛，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要罚个五元十元的，好像员工之所以遵守规定只是因为心疼被罚掉几元钱似的，觉悟就这么低？所以，看到这则“禁讲方言令”，实在大跌眼镜。
方言的力量，并不仅在于一种语言，更在于一种文化，即方言文化——同根同种，同一地域。说方言，会让人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尤其是萍水相逢者，一旦用方言接上了头，信任感往往油然而生，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所以，我一来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便开始学习“上海闲话”。
至今仍清楚记得，第一次采访是去南汇农村采访一个基层干部，那时，我连“上海话”都几乎听不懂，更何况“本地话”，虽然连蒙带猜，仍然一直为了“一个凹头”究竟是多少时间的问题而纠结。那个干部说，她为了工作常顾不上家庭，例如前段时间在“上海”培训，“一个凹头”才能回家一次，我暗暗在心里分析起来：从词语结构分析，“一个凹头”与“一个小时”、“一个星期”比较接近，但是，一个小时内往返一次明显不现实，而一周内回家一次，似乎也称不上特别典型的舍小家为大家。想破了头，我也没猜出来，在普通话里只有一个字的“月”在上海话里竟要用两个字来表达。
类似的尴尬还有很多。我拿出当年学英语的劲头，向身边人拜师学艺。虽然我还算有语言天赋，很快就能开口说了，不过，笑话也闹了不少。比如，上海话把“耳朵”读为“你都”，“右腿”说成“右脚”，于是，我就想当然地把“木耳”说成了“木你”、管“小腿”叫“小脚”，让上海人或者笑喷饭，或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我基本上被评价为“天衣无缝”，倘若不自我揭底，陌生人还真不知道我是“新上海人”。
记者这一行，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说上海话容易混迹于人群做“包打听”，在街头采访中尤其需要，所以，不仅自己觉得受用匪浅，还有不少同行很佩服我呢。当然，在一些岗位，比如电话呼叫中心、营业员、售票员等，讲一口标准普通话十分必要。但如果客户喜欢说方言，改用方言接待不是也挺亲切嘛，否则，为什么很多地方卫视的主持人插科打诨时还要夹杂一两句方言呢？传播学中有个名词叫——“接近性”，只要效果好，形式何必教条死板？难道，对于前鼻音、后鼻音说不利索的员工，企业会大方到出钱送他们去培训吗？
只说普通话少了些亲切
其实我很喜欢说家乡话，但苦于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工作场合几乎没有说家乡话的机会。只有每次父母从老家来上海小住的时候，我可以突破普通话、上海话、英语的包围，和家乡话亲密地接触一下。
我固执地认为，有很多内心的愿望，不用家乡话说，就不是那个味道。就像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他最出彩的包袱，无一例外都是上海话说出来的。
讲普通话的优势在于沟通方便，但缺少你自己的烙印。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工作语言，仿佛和计算器、复印机没有什么区别。语言到了纯粹讲工具作用的时候，就少了些亲切，更像是一种告知。
我想，即使你在工作中使用方言，只要得当，也没有什么不妥。若一个商场的服务员，能对四川客人说成都话，告诉他这件衣服很适合他，相信要比他说海派的普通话更能得到客户的赞赏。当然你不可能什么地方的方言都会，但至少，你有一门方言，要比没有强。
我每次回到家乡，无论是去超市，还是去饭馆，都希望服务员对我说家乡话。乡音的亲切，相信绝大多数离家的游子都有感觉。
要是家乡的人突然有朝一日，厌恶了自己的土话，以为这是落后的东西，要抛弃。我想那是让很多人伤心欲绝的。
我的家乡在安徽安庆，长江边上，那里有全国知名的黄梅戏。要是家乡人突然都不说家乡话了，那黄梅戏还能传承多久？用普通话唱？不是那个味道。其实，就是京剧里的念白，也是方言的底子，“大街之上”，有劲道的念法是“大该（音gai）之上”，这是很徽派的土话了。这岂是普通话可以一“普”就“通”的？
再广而言之，现在国际通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而标准的英语应该是伦敦口音，可是纽约口音、澳洲口音也照说不误。在香港，至少广东话是和英语是可以公用的，没有谁会认为在公司说“唔知”是不规范，是需要改变的。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水土，一方水土有一方的人。说普通话的必要性，并不比说方言的理由充分。要不然，中国就只有一种语言了。少了多样性，这是可怕的，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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