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证对于驾驶员来讲是件非常重要的证件，能够证明驾驶员有资格驾驶，当驾驶员酒驾的时候，会扣留驾驶证，那么醉驾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规定？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法律快车小编整理了相关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醉驾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规定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即：“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由此，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从行政违法行为转变为犯罪行为。为保障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依法惩处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3年12月18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3〕15号，以下简称《意见》）。为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和适用该指导文件，现就《意见》的制定背景、起草原则和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关于《意见》的制定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机动车成为重要的代步工具，机动车保有量逐年提高。据统计，2010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2.07亿，比2009年增加了2048万辆，增幅高达10.98%[1]。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出行的同时，无视交通管理法规，违法驾驶机动车的现象也日益增多。以酒后驾驶机动车为例，2010年全国查处酒后驾驶63.1万起，其中醉酒驾驶8.7万起，因酒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4368件，死亡1958人。其中一些恶性事故案件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从严惩处醉驾行为，遏制酒后肇事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入刑，并于2011年5月1日施行。此后，各地司法机关面临大量的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需要处理。但危险驾驶罪系新罪名，如何准确适用法律，在量刑上如何把握宽严政策，存在不少问题和争议。为规范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联合制定了《意见》。

　　关于《意见》的起草原则

　　《意见》的起草主要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体现依法从严惩治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的要求。考虑到醉酒驾驶机动车具有高度危险性，为确保此类案件的处理能够切实起到预防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醉酒程度较高，在高风险路段醉酒驾驶，醉酒驾驶载客营运机动车，逃避或者拒绝、阻碍执法检查等情形，明确规定从重处罚，以体现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二是重点解决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对部分尚不能解决的问题，留待条件成熟后再解决。《意见》对已达成共识的“醉酒”的含义和认定依据、“道路”和“机动车”的范围、从重处罚的具体情形、强制措施的适用等突出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关于《意见》的主要内容

　　《意见》共七条，主要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含义、从重处罚的具体情形以及数罪并罚、适用罚金刑等有关定罪量刑的问题和收集证据、采取强制措施等程序性问题作了规定。

　　（一）关于如何认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经研究，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如果没有特别需要扩张或者限制解释的理由，对概念性法律术语的规定应与其所依附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据此，《意见》第一条对“醉酒”、“道路”、“机动车”作了界定。

　　1、关于“醉酒”的认定标准

　　2004年5月3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毫克/100毫升的驾驶行为，属于醉酒驾车。2011年7月1日施行的修订后《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10，以下简称《国标》）继续沿用这一标准。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是否应以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作为入罪标准？经研究，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是根据我国驾驶人员生理特点，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多方论证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且实践操作多年，已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可以采用。故《意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2、关于“道路”的含义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意见》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适用这一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实践中对如何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存在不小争议。例如，机关、企事业单位、厂矿、校园、住宅小区等单位管辖范围内的路段、停车场在何种情况下属于“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经研究，判断这些地方是否属于道路，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道路的公共性特征。无论管理方式是收费还是免费、机动车进出是否需要登记，只要允许不特定的社会机动车自由通行，就属于道路；如果仅允许与管辖单位及其人员有业务往来、亲友关系等特定事由的来访者的机动车通行的，则不属于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不能认定为道路。

　　3、关于“机动车”的含义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意见》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危险驾驶罪中的“机动车”适用这一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实践中对有动力装置驱动且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接近或等同于机动车的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以下简称超标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存在争议。各地司法机关对醉酒驾驶超标车的行为是否以危险驾驶罪入罪处理不尽一致。经研究，相关法规并未明确规定超标车属于机动车，有关部门也未将超标车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在此情况下，公众普遍认为超标车不属于机动车，醉酒驾驶超标车的行为人不具有危险驾驶机动车的违法性认识。因此，尽管醉酒驾驶超标车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但在相关法规未明确规定超标车属于机动车的情况下，不宜对醉酒驾驶超标车的行为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二）关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从重处罚情节

　　《意见》第二条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后果、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方面，规定了七种从重处罚的情形，并设置了一项兜底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关于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

　　《意见》第二条第（一）项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或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罚。理解该项规定，主要注意四点：第一，该项规定的发生交通事故从重处罚，是以尚未构成其他犯罪为前提。第二，实践中，醉驾者并不一定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可能对方的过错更为严重，故该项规定对醉驾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从重处罚，但被告人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因其性质恶劣，即使只负次要责任，也应从重处罚。第三，该项并未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伤的程度和人数，以及造成财产损失的具体数额。主要考虑是，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对于醉驾发生实际危害后果的，一般情况下均应从重处罚。如以人员受伤程度或者财产损失数额作为是否从重处罚的标准，难以保证标准的科学性，且规定过细会导致缺乏灵活性，难以应对实践中的复杂情况。例如，发生交通事故致多人轻微伤的并不一定小于致一人轻伤的严重程度；又如，发生相同程度的车辆碰撞，因对方车辆价值不同，产生的维修费用可能相差悬殊。故该项规定未以交通事故的具体后果作为划分是否从重处罚的标准。但实践中，可以根据交通事故的具体危害程度，确定从重处罚的幅度。第四，对于发生交通事故仅致本人受伤或者财产损失的，系被告人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的代价，不应因此对其从重处罚。只有造成他人受伤或者公私财产损失的，才对量刑产生影响。

　　2、关于危险性较高的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

　　《意见》第二条第（二）至（五）项规定了四种危险性较高的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

　　关于“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主要考虑是，被告人醉酒程度越高，对其驾驶能力的影响越大，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越高，故对醉酒程度较高的被告人应从重处罚。关于从重处罚的血液酒精含量值的确定，经抽样调查，行为人血液酒精含量在16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约占查处者的40%，若以该含量值作为从重处罚的标准，加上其他从重处罚的情形，约有一半以上的被告人可能会被从重处罚，整体量刑偏重。而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在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约占查处者的20%，以此作为从重处罚的标准较为适中，不会导致从重处罚面过宽。

　　关于“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主要考虑是，这种类型的道路车流量一般较大、车速较快，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多为连环撞车，后果较普通道路严重，故对在此类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从重处罚。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有的部门建议对在闹市区、繁华路段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也应从重处罚。该建议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鉴于闹市区、繁华路段在实践中难以界定，容易引发争议，故该项未予明确规定。如在人流量、车流量明显大的路段醉酒驾驶的，也可作为其他从重处罚的情形予以处理。

　　关于“驾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主要考虑是，作为驾驶营运机动车的从业者，应有更高的行业自律要求，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会对不特定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故应从重处罚。不过，为避免从重处罚范围过宽，宜限于载有乘客的情形，对驾驶空载营运机动车的，因其醉酒驾驶行为不会对乘客安全构成实际危险，故不能据此从重处罚。

　　关于“有严重超员、超载或者超速驾驶，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牌证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理解该项规定，主要注意两点：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多种违法驾驶行为，该项只列举了三种严重的情形，主要是考虑这些情形在实践中较为常见，或是对道路安全带来高度危险，或是反映出被告人恶意违法。明确列举有利于提示公安机关在查处醉酒驾驶机动车时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对于其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如违反交通信号灯、逆向行驶等涉及道路通行安全规定的驾驶行为，也可酌情从重处罚。第二，应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认定该项规定的三种情形。该项规定的“严重超员、超载或者超速驾驶”是指超过额定乘员20%、超过核定载质量30%或者超过规定时速50%的；“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是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虽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准驾车型不符的；“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牌证”是指行为人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牌证而使用的。

　　3、关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的情形

　　《意见》第二条第（六）、（七）项规定了两种反映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的情形。

　　关于“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或者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醉驾入刑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行为人采取各种方式逃避、拒绝甚至阻碍公安机关查处酒后驾驶的现象增多。如，有的驾车逃逸；有的待在驾驶室拒绝打开车门车窗；有的在遭遇检查时大量饮水，或者大量饮酒。对于这些采取非暴力、威胁手段逃避、拒绝或者阻碍检查的，应当从重处罚。对于采取驾车冲卡、推搡、恐吓执法人员等暴力、威胁手段拒绝、阻碍检查的，如果该手段尚未达到构成犯罪的严重程度，属于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或者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关于“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有的部门建议对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年限作出规定。经研究，行为人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后再次醉酒驾车的，反映其不思悔改和对公共安全、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漠视态度，应从严惩处，不宜对年限作出明确规定。不过，对于前次因酒后驾车受处罚的时间久远的（如10年前），与时间短暂的（如1年前），行为人在主观恶性上有所不同，量刑上可适当体现区别对待。

　　4、关于“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考虑到实践中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情形比较复杂，《意见》第二条设置了一项兜底规定，以应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情节恶劣、应予从重处罚的情形。为避免不当扩大从重处罚的范围，执法工作中应当严格适用该项规定。只有符合其他七项的规定精神，体现出驾驶行为危险性程度较高、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的其他情形，才可以酌情从重处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意见》第二条对具有上述从重处罚情节的行为人并未明确规定“应当”从重处罚。主要考虑是，实践中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情形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具有上述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如，对于仅造成他人轻微擦伤或者致车辆轻微刮蹭，且行为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谅解的，可以考虑不从重处罚；又如，在一些地区无证驾驶摩托车的现象比较普遍，如果一律从重处罚会造成打击过严，效果未必好，故对于无证驾驶摩托车但未发生交通事故的行为人也可考虑不予从重处罚。

　　（三）关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数罪并罚的规定

　　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有的部门反映，实践中存在暴力抗拒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情况，建议《意见》明确规定如何处理。经研究，被告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其后又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实施的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的行为。故《意见》第三条规定，此种情形下应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理解该条规定，主要注意两点：第一，该条规定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不包括采取驾驶机动车冲撞执法人员的方法。被告人醉酒驾驶机动车冲撞执法人员的，其行为既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应以处罚较重的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若该冲撞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重伤、死亡、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被告人采取驾驶机动车冲撞之外的其他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以妨害公务罪和危险驾驶罪数罪并罚；若该阻碍检查的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数额较大的财产损失，符合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以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并与危险驾驶罪数罪并罚。

　　（四）关于罚金刑的规定

　　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有的部门反映，一些地方存在危险驾驶罪判处罚金数额偏高、主刑与罚金刑失衡等问题，建议《意见》明确规定该罪的罚金刑数额。考虑到《意见》仅是指导性文件，不宜对个罪的罚金刑具体数额幅度和计算标准作出具体规定，故《意见》第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5号，以下简称《财产刑规定》）第二条作出原则性规定：“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判处罚金，应当根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认罪悔罪态度等情况，确定与主刑相适应的罚金数额。”在确定罚金具体数额时，应注意两点：第一，罚金的数额应与主刑相适应，避免出现主刑轻、罚金重的倒挂现象，更不能“以罚代刑”。第二，被告人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反映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确定罚金数额时应予以适当考虑。

　　另需说明的是，该条曾规定判处罚金要“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部门提出，刑法未将“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作为确定罚金数额的条件和因素，建议删除该规定。经研究，该规定来源于《财产刑规定》第二条关于判处罚金应当“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的规定，且从司法实践看，如果不适当考虑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仅根据犯罪行为本身决定罚金数额，不利于体现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原则。考虑到目前刑法仅规定“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且实践中此类案件判处罚金数额一般为数千元，被告人基本有能力缴纳，罚金刑执行问题并不突出，故采纳了上述部门意见，没有保留“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的规定。

　　（五）关于对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调查取证的要求

　　公安部于2011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公交管[2011]190号，以下简称《公安机关办理醉驾案件意见》），已对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程序作了详细规定，故《意见》第五条仅概括地强调了对查获经过、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和血样抽取、证人证言等重要证据的收集要求。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有的部门提出，为促进公安机关全面、客观收集证据，建议规定对查获经过、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和抽取血样过程必须拍照、录音或者录像。经研究，有的地方执法人员不具备随身携带照相、录音或者录像设备的条件，如临时发现醉酒驾驶机动车嫌疑并查处的，难以做到同步拍照、录音或者录像，故该条仅规定“有条件的，应当拍照、录音或者录像”，未要求一律这么做。

　　（六）关于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醉酒的依据

　　《国标》规定了四种检测驾驶人员是否酒后驾驶的方法，即：呼气酒精含量检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唾液酒精检测、人体平衡试验。其中，呼气酒精含量按1:2200的比例换算成血液酒精含量；对不具备呼气或者血液酒精含量检验条件的，应进行唾液酒精定性检测或者人体平衡试验评价驾驶能力。上述四种方法是否均适用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是《意见》需要明确的问题。

　　经研究，唾液酒精检测一般作定性检测；人体平衡试验虽考虑了驾驶人员对酒精耐受力的个体差异，但可能受试验人员主观判断的影响，易产生争议，均不适合作为认定醉酒驾驶犯罪的检验方法。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相较唾液酒精定性检测和人体平衡试验，检验方法和结果更为科学、客观。但实践表明，呼气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会受到口腔酒精、吹气技术、呼出气体温度、周围环境温度湿度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且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在不同地域使用时稳定性不同，一些检测仪精确度不够高，特别是测出的数值处于临界点时易受到质疑，故多在酒驾初查时使用。相较而言，血液酒精含量检验被证明是四种检测方法中最精准的方法。《公安机关办理醉驾案件意见》规定，交通民警在检查中发现机动车驾驶人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的应当立即进行呼气酒精测试，对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应当立即提取血样，送交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检验鉴定机构或者其他具备资格的检验鉴定机构检验。据此，《意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据。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抽取血样前脱逃的可以作为例外，以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主要考虑是，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存在一定的误差，一般不宜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醉酒的依据，但犯罪嫌疑人脱逃的，其应当承担脱逃行为带来的不利后果。此外，对于犯罪嫌疑人系特殊体质不适合抽取血样作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也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因这种情况较为少见，故《意见》未专门作出规定。

　　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有的部门建议，实践中有的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在检查时当场饮酒，《意见》可明确规定以其饮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但也有部门提出，虽然从常情分析，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醉酒驾驶，其没有必要在检查时饮酒，但若以此为依据，无法证明犯罪嫌疑人驾车时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醉酒状态，有推定犯罪之嫌。经研究，《意见》采纳了第一种意见。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醉驾入刑的目的是加大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的惩罚力度，有效防范风险，如果犯罪嫌疑人醉酒驾驶后可以此方法逃避法律追究，将会产生不良示范效应，不利于对社会安全和公众利益的保护。第二，犯罪嫌疑人停车接受公安机关执法检查时，属于被迫、非正常停驶，法律上可以拟制为仍处于驾驶状态，其在此期间饮酒的，仍可视为在驾驶时饮酒，其饮酒后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可以认定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因此，即便犯罪嫌疑人在检查前的实际血液酒精含量未达到80毫克/100毫升，其也应当承担在检查时饮酒带来的不利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在极个别情况下，即使没有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也可认定犯罪嫌疑人醉酒驾车。例如，犯罪嫌疑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跑，导致血液中无法检出酒精含量值，或者检出的酒精含量值未达80毫克/100毫升的，如果确有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驾车前大量饮酒，通过侦查实验等方式能证明犯罪嫌疑人驾驶时的血液酒精含量足以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也可以依法认定醉酒驾驶。但这种做法属于例外情况，不是常态，更不能据此认为办案中可以不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

　　（七）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的程序性规定

　　在《意见》起草过程中，各地司法机关普遍反映，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直接适用逮捕措施，造成实践处理存在诸多困难，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逃后导致诉讼活动不能正常进行，一审判决生效后收监执行难，等等。为解决此难题，有的地方明知逮捕不妥，也对被告人予以逮捕；有的地方以需要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为由，延长拘留时间至七日甚至更长；有的地方突破刑事诉讼法关于开庭公告时间等送诉讼期限的规定，在七日内完成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经研究，法律的明确规定应当得到严格执行，即使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逃的可能性，也不能突破法律规定违法办案。故《意见》第七条强调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应当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遵守法定诉讼期限、强制措施等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才可依法予以逮捕。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直接适用监视居住措施，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关于从宽处罚的问题

　　关于如何适用刑法总则从宽处罚的问题

　　在《意见》起草过程中，各部门一致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也应当适用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但对在此类案件中如何具体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特别是如何体现从宽处罚，始终存在争议。这是《意见》对此问题暂不作出规定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中唯一仅将拘役规定为主刑的轻罪，该罪的法定刑虽轻，但其刑罚适用也应当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体现“轻罪轻刑”，而不能一味强调严惩，甚至当从宽处理的而不依法从宽。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情节较轻、情节轻微或者显著轻微的情形，可以适用刑法总则的规定，依法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例如，对被告人不具有《意见》第二条规定的从重处罚情形的，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可以依法宣告缓刑。对虽具有《意见》第二条规定的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亦非完全不能适用缓刑，只是适用时要依法从严掌握。再如，对不具有《意见》第二条规定的从重处罚情形，且血液酒精含量刚超过80毫克/100毫升，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或者具有自动停止驾驶、短距离驾驶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或者具有为救治病人而醉酒驾驶等符合情理的事由的（紧急避险除外），可以认定为醉酒驾驶机动车情节轻微或者显著轻微，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当然，免予刑事处罚和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应当是极少数案件，这与醉驾犯罪的整体状况是一致的。

　　关于对醉酒驾驶摩托车能否从宽处罚问题

　　在《意见》起草过程中，有的部门反映，醉驾入刑的初衷是打击醉酒驾驶汽车犯罪，并非打击醉酒驾驶摩托车犯罪。但我国摩托车保有量较大，约占机动车总量的40%，一些地区查处醉酒驾驶摩托车的情况比较突出，而醉酒驾驶摩托车属“肉包铁”，其危险性小于醉酒驾驶汽车（俗称“铁包肉”），建议量刑时对醉酒驾驶的车型作区别对待。经研究，该建议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考虑到实践中醉酒驾驶摩托车的情形比较复杂，如果规定对醉酒驾驶摩托车的一律比照醉酒驾驶汽车的予以从宽处罚，未必符合实际情况，故未采纳该建议。实践中，对醉酒驾驶摩托车的，可根据具体案情酌情处理，必要时可以从宽处罚。

　　二、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抢劫犯罪是多发性的侵犯财产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抢劫解释》）和《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抢意见》），对抢劫案件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规范，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抢劫犯罪案件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各级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为统一适用法律，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抢劫案件的经验，现对审理抢劫犯罪案件中较为突出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和刑事政策把握问题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的基本要求

　　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多次结伙抢劫，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及老人等弱势群体实施抢劫，在抢劫中实施强奸等暴力犯罪的，要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判处。

　　对于罪行严重或者具有累犯情节的抢劫犯罪分子，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严格控制减刑的幅度和频度。对因家庭成员就医等特定原因初次实施抢劫，主观恶性和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要与多次抢劫以及为了挥霍、赌博、吸毒等实施抢劫的案件在量刑上有所区分。对于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坚持依法从宽处理。

　　确保案件审判质量。审理抢劫刑事案件，要严格遵守证据裁判原则，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特别是对因抢劫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更要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严格依法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坚决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

　　对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死刑，应当坚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以最严格的标准和最审慎的态度，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抢劫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关于抢劫犯罪部分加重处罚情节的认定

　　认定“入户抢劫”，要注重审查行为人“入户”的目的，将“入户抢劫”与“在户内抢劫”区别开来。以侵害户内人员的人身、财产为目的，入户后实施抢劫，包括入户实施盗窃、诈骗等犯罪而转化为抢劫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因访友办事等原因经户内人员允许入户后，临时起意实施抢劫，或者临时起意实施盗窃、诈骗等犯罪而转化为抢劫的，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对于部分时间从事经营、部分时间用于生活起居的场所，行为人在非营业时间强行入内抢劫或者以购物等为名骗开房门入内抢劫的，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对于部分用于经营、部分用于生活且之间有明确隔离的场所，行为人进入生活场所实施抢劫的，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如场所之间没有明确隔离，行为人在营业时间入内实施抢劫的，不认定为“入户抢劫”，但在非营业时间入内实施抢劫的，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公共交通工具”，包括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地铁，轻轨，轮船，飞机等，不含小型出租车。对于虽不具有商业营运执照，但实际从事旅客运输的大、中型交通工具，可认定为“公共交通工具”。接送职工的单位班车、接送师生的校车等大、中型交通工具，视为“公共交通工具”。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在处于运营状态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及司售、乘务人员实施抢劫，也包括拦截运营途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对旅客及司售、乘务人员实施抢劫，但不包括在未运营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针对司售、乘务人员实施抢劫。以暴力、胁迫或者麻醉等手段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特定人员实施抢劫的，一般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认定“抢劫数额巨大”，参照各地认定盗窃罪数额巨大的标准执行。抢劫数额以实际抢劫到的财物数额为依据。对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明确目标，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抢到财物或实际抢得的财物数额不大的，应同时认定“抢劫数额巨大”和犯罪未遂的情节，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未遂犯的处理原则量刑。

　　根据《两抢意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抢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费的，以行为人实际使用、消费的数额为抢劫数额。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无法实际使用、消费的部分，虽不计入抢劫数额，但应作为量刑情节考虑。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电子支付、手机银行等支付平台获取抢劫财物的，以行为人实际获取的财物为抢劫数额。

　　认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要注重对行为人是否穿着军警制服、携带枪支、是否出示军警证件等情节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是否足以使他人误以为是军警人员。对于行为人仅穿着类似军警的服装或仅以言语宣称系军警人员但未携带枪支、也未出示军警证件而实施抢劫的，要结合抢劫地点、时间、暴力或威胁的具体情形，依照常人判断标准，确定是否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

　　军警人员利用自身的真实身份实施抢劫的，不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应依法从重处罚。

　　关于转化型抢劫犯罪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主要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一般不考察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是否既遂。但是所涉财物数额明显低于“数额较大”的标准，又不具有《两抢意见》第五条所列五种情节之一的，不构成抢劫罪。“当场”是指在盗窃、诈骗、抢夺的现场以及行为人刚离开现场即被他人发现并抓捕的情形。

　　对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暴力强度较小，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可不认定为“使用暴力”，不以抢劫罪论处。

　　入户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在户内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构成“入户抢劫”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两人以上共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犯罪，其中部分行为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对于其余行为人是否以抢劫罪共犯论处，主要看其对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人是否形成共同犯意、提供帮助。基于一定意思联络，对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人提供帮助或实际成为帮凶的，可以抢劫共犯论处。

　　具有法定八种加重处罚情节的刑罚适用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具有“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等八种法定加重处罚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应当根据抢劫的次数及数额、抢劫对人身的损害、对社会治安的危害等情况，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程度，并根据量刑规范化的有关规定，确定具体的刑罚。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一般应并处没收财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一）抢劫致三人以上重伤，或者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二）在抢劫过程中故意杀害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致人死亡的;

　　（三）具有除“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外的两种以上加重处罚情节，或者抢劫次数特别多、抢劫数额特别巨大的。

　　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抗拒抓捕而杀害被害人，且被告人无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慎重。对于采取故意杀人以外的其他手段实施抢劫并致人死亡的案件，要从犯罪的动机、预谋、实行行为等方面分析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并从有无前科及平时表现、认罪悔罪情况等方面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程度，不能不加区别，仅以出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一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抢劫致人重伤案件适用死刑，应当更加慎重、更加严格，除非具有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造成被害人严重残疾等特别恶劣的情节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具有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以外其他七种加重处罚情节，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认定“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应当从严掌握，适用死刑必须非常慎重、非常严格。

　　抢劫共同犯罪的刑罚适用

　　审理抢劫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共同犯罪的情节及后果、共同犯罪人在抢劫中的作用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情节，做到准确认定主从犯，分清罪责，以责定刑，罚当其罪。一案中有两名以上主犯的，要从犯罪提意、预谋、准备、行为实施、赃物处理等方面区分出罪责最大者和较大者;有两名以上从犯的，要在从犯中区分出罪责相对更轻者和较轻者。对从犯的处罚，要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从犯的罪责，确定从轻还是减轻处罚。对具有自首、立功或者未成年人且初次抢劫等情节的从犯，可以依法免除处罚。

　　对于共同抢劫致一人死亡的案件，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除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及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外，一般只对共同抢劫犯罪中作用最突出、罪行最严重的那名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行最严重的主犯如因系未成年人而不适用死刑，或者因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而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不能不加区别地对其他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抢劫共同犯罪案件中，有同案犯在逃的，应当根据现有证据尽量分清在押犯与在逃犯的罪责，对在押犯应按其罪责处刑。罪责确实难以分清，或者不排除在押犯的罪责可能轻于在逃犯的，对在押犯适用刑罚应当留有余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格外慎重。

　　累犯等情节的适用

　　根据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抢劫犯罪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的，适用刑罚时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情节和后果，所犯前后罪的性质、间隔时间及判刑轻重等情况，决定从重处罚的力度。对于前罪系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的累犯，应当依法加大从重处罚的力度。对于虽不构成累犯，但具有抢劫犯罪前科的，一般不适用减轻处罚和缓刑。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罪犯具有累犯情节的也应慎重，不能只要是累犯就一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同时具有累犯和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综合考虑，从严掌握。

　　关于抢劫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的处理原则

　　要妥善处理抢劫案件附带民事赔偿工作。审理抢劫刑事案件，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不主动开展附带民事调解工作。但是，对于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或者被害方生活、医疗陷入困境，被告人与被害方自行达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的，民事赔偿情况可作为评价被告人悔罪态度的依据之一，在量刑上酌情予以考虑。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于确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年龄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实施犯罪时的年龄，一律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过了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把被告人犯罪时的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法律文书中要写明未成年被告人出生年、月、日。对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时的年龄没有查清，而又关系到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处何种刑罚的公诉案件，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关于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适用

　　根据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具体确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根据案件情况慎重考虑。

　　（一）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

　　（二）以下情形，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1、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

　　2、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盗窃财物，数额刚达到或者略过“数额巨大”标准，而其他情节轻微，又系初犯或者偶犯的；盗窃近亲属的财物，其亲属不要求对被告人定罪处罚的；

　　3、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未成年人在年满14岁以前和已满14岁不满16岁期间都实施了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行为，应当对其已满14岁不满16岁期间实施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应将年满14岁以前实施的行为作为犯罪一并追究。

　　未成年人在年满16岁前后都实施了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犯罪行为，应当对其年满16岁以后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应把年满16岁以前实施的行为作为犯罪一并追究。

　　关于对未成年罪犯刑罚的适用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一）剥夺政治权利刑的适用

　　对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未成年罪犯，除依法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以外，一般不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刑。

　　对于未成年罪犯，不应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

　　（二）从轻、减轻处罚的适用

　　对未成年罪犯依法从轻处罚，应当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相对较短的刑期；依法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

　　在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节，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幅度，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

　　（三）缓刑的适用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适用缓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宜适用缓刑：惯犯、有前科或者被劳动教养二次以上的；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四）免予刑事处分的适用

　　未成年罪犯中的初犯、偶犯，如果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适用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分：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以及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对免予刑事处分的，可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五）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

　　1、未成年罪犯认罪服判，遵守教育改造规范，积极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可以视为“确有悔改表现”。未成年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减刑；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罪犯，认罪悔罪，并有真诚悔罪的实际行动，也可予以减刑，同时相应地缩减缓刑考验期。

　　2、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未成年罪犯，二年期满，符合减刑条件的，应即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五年以上十八年以下有期徒刑；对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一般一次可以减一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一般一次可以减二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对确有悔改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上述减刑期限的限制。

　　对未成年罪犯减刑时，原判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可以一并酌减，但酌减后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最短不得少于六个月。

　　3、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一般执行一年六个月以上方可减刑；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一般执行一年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以间隔六个月以上为宜。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上述规定时间的限制。对未成年罪犯减刑后，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予以假释。

　　4、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接受教育改造表现突出的，可以适用刑法第七十三条关于“特殊情节”的规定予以假释。但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惯犯、累犯和罪行特别严重的未成年罪犯假释，应当从严掌握。

　　5、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已成年，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因余刑不满二年继续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的，对其减刑、假释，仍然可以适用对未成年罪犯的从宽标准。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原则与成年人刑事案件相同。赔偿责任一般应当由未成年被告人的监护人承担。未成年被告人有个人财产的，应当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监护人予以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已失效，以下简称《决定》）的适用问题

　　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罪犯，逃跑后或者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时已满18岁的，应当适用《决定》处罚；重新犯罪时不满18岁的，一般不适用《决定》。

　　未成年的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三年内或者逃跑后五年内犯罪，如果犯罪时已满18岁的，应当适用《决定》；如果犯罪时仍不满18岁的，一般不适用《决定》。

　　因不满16岁不处罚由政府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在收容教养期间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不适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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