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高消费治“老赖”的执行
导读：
为破解“执行难”，最高法院拟出台一项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将采取“限制高消费”的严厉措施。此前，一些地方法院曾采取过类似措施。这次上升到出台司法解释的层面，可见最高法院破解“执行难”的决心和力度。但是，哪些属于“高消费”?怎样监督“高消费”?“高消费”又会面临什么处罚?……考虑到此举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社会影响力，最高法院慎之又慎。(9月18日《新华网》)
按照常识，法院裁决了，败诉的一方应该主动履行法律义务。但现实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往往形同一纸空文，败诉的一方往往赖账不还，根本不把法院判决当回事。法院执行起来那是相当得难，败诉了的一旦成了“老赖”，那就成了爷，胜诉的奈何不得，法院也无可作为。可以说，“老赖”不除，不仅无法构建和谐的信用社会，导致社会不公，也使法律的严肃性受到了挑战，使正常的社会秩序变得紊乱。
治“老赖”，以往有过曝光、监控、限制等等举措，可惜收效甚微。此番最高法拟对“老赖”实施“限制高消费”的严厉措施，法治决心和善意都可圈可点。不过，正如诸多法学专家所担心的那样，现在连“高消费”的定位都还是一团混沌的“葫芦提”，又怎么去限制?而且，即使明确了什么是“高消费”，又如何去监督“老赖”的“高消费”?再者，抓“老赖”们“高消费”的“现行”之后，又该怎么处罚?
这些“问号”不能释疑解惑，限制“高消费”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就连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俞灵雨也认为：“由于财产登记等一些制度还没有建立健全，因此限制高消费一定意义上是宣示性的。但是，一旦被发现违法，就会予以制裁，让其付出代价。”
不过，如果限制“高消费”仅仅是宣示性的，那这样的治理之策就不过是“黔之驴”式寓言或“稻草人”式童话，虚张声势自欺欺人而已。众所周知，君子自律以德慎独以法，小人则是先自毁道德然后漠视法律。就个人私德和法治公信而言，“老赖”就属于小人，用“宣示性”的举措治理小人，恐怕连些许的威慑都难以实现，又遑论让“老赖”们不再耍赖呢?
更重要的是，对法院而言，治理“老赖”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执行来确保法律的严肃和威严。如果“老赖”们无法做到自觉履行法律义务，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执行的方式予以解决。其实公众心知肚明，如果法院真有执行的决心，将执行进行到底，“老赖”们一个都赖不掉。须知，所谓的“老赖”，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凡尘俗世当中。顺藤摸瓜，其职业、社会关系、收入状况等方面的确实信息都可以获取，法院通过合法的强制手段怎么执行不下去呢?
庸常的社会常识告诉我们，法院往往重的是审判的程序和结果，并不恪重后续的执行。往往是发出一纸宣判书了事，至于宣判过后的事情，并不太热心去管去问。须知，在我们这样一个行进中的法治国家而言，由于缺乏成熟的社会信用机制的支持，法院执行比法院判决还要重要。而恰恰是在执行环节，法院的力道相对孱弱，这才是“老赖”盛行的主因。
正本方能清源。在我看来，治“老赖”的宏观举措在于涵养全社会的法治素养和信用意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已经在路上，还需持之以恒地和加速狂奔。而治理“老赖”的现实之策，就是各级法院改变重审判轻执行的龙头蛇尾的机制弊端，强化执行力度。否则，如果机制不更新，用一些华而不实的措施去治“老赖”，终究是隔靴搔痒，治理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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