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如何控制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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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如何控制债务风险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更新时间： 2021-11-18 08:51:14 人浏览

导读：

2015年的中国经济答卷成绩即将在下周公布，GDP增速降至7%以下的概率加大。尽管这一年里的稳增长成为首要工作，但可以明显看到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紧迫感和巨大压力，已经从年前沿海代工企业纷纷关门传导至每一...

　　2015年的中国经济答卷成绩即将在下周公布，GDP增速降至7%以下的概率加大。尽管这一年里的“稳增长”成为首要工作，但可以明显看到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紧迫感和巨大压力，已经从年前沿海代工企业纷纷关门传导至每一个要看紧自己钱袋子的老百姓身上。

　　已经公布的2015年全年CPI为1.4%，是六年来的最低值，12月PMI重新回落到荣枯线以下，低于预期。按照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工业产能过剩、去库存、去杠杆、降低企业成本、改善薄弱环节——重中之重是楼市去库存和“僵尸企业”、赤字率调整和供给侧改革。

　　债务风险之下的2016年中国经济，这三个问题是必须认真解决的：控制债务风险、预判和纠错金融风险、化解库存的同时扩大有效投资。面临诸多困境，这是一张无法满分但是又必须全部完成的答卷。

　　问题一：债务拿什么还？

　　债务是困扰2015年经济的核心问题。

　　企业债务的大幅扩张，从金融危机时期大量沿海加工企业资不抵债的破产倒闭，逐渐转变为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债务风险逐步显现。2014年3月爆发“超日债”兑付危机之后，市场已经隐隐感觉到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正在扩散。

　　时任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就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当贷款方要求收回贷款时，一场“债务危机”便可能发生，引发一系列债务违约发生；当金融体系向已失去生命力的“僵尸公司”持续发放越来越多的信贷时，这将损害银行和债务市场，还会挤占其他企业的信贷。

　　2015年4月，“*ST天威”发行的“11天威MTN2”宣布无法按期兑付本年利息，成为首只违约的国企债券，这被看成是债务违约蔓延至国有企业的标志事件。*ST天威并非是当时唯一违约的国有企业。此前，中国第二大担保公司、河北省最大的国有担保集团——河北融投也处在500亿担保金违约的边缘。

　　到了第四季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断崖式下跌，恒鼎实业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在去年11月3日发布公告称，正在尝试出售资产，并取得新的银行贷款，用以偿还债务。恒鼎实业是一家注册于开曼群岛、在香港上市、主要从事煤炭开采洗选的综合型煤炭企业，在国内拥有多家与煤炭业务相关的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季伟杰对于恒鼎实业的违约事件给出的评价是，“恒鼎公司的困境可能引发中国实体经济的连锁反应，银行坏账率上升，许多依赖恒鼎的小型企业也将因此面临破产风险。”

　　煤炭行业的债务风险仅仅是中国企业债务的一个缩影。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中国国有企业利润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国有企业利润今年再次出现近两位数下滑，相比去年同期下滑9.5%，环比下滑9.8%。此外，2015年的前11个月，石油、石油化工和建筑材料领域的国有企业(或是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出现下滑。钢铁、煤炭和非有色金属领域的国有企业持续出现亏损。由此大概可以推算，上述行业中会存在数量不小的僵而不死的“僵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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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浩就认为，债务的快速增长让中国企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债权人提起破产诉讼，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二是企业继续负债经营，成为“僵尸企业”——其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而贷款方的资金健康状况也随之受到影响。显然，对于众多国企来说，后者是多数选择。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多个重要会议都对淘汰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做了点名，正在大力推进的供给侧改革的重锤已经瞄准了这些企业。面对已经严重拖累经济结构转型的僵尸企业，处理的办法正在转向破产和重组，这也是国企改革推进的重要着力点。

　　实际上，2015年比企业债务的风险不断扩散表现得更为急迫的是地方政府债务，这也使得财政在2015年下决心置换总额3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让银行为债务做展期。

　　从债务的本质来看，让债务迅速膨胀无外乎两点，一是从金融体系获得更多的资金，二是为了获得资金而付出的高额成本。中国的企业债务和地方债务，这两点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接下来的问题是，地方债务可以债务置换，国有企业可以破产重组，那么民营企业的债务怎么办？

　　在一位银行相关人士看来，民企债务最后的兜底人还是企业自己，这两年企业得等、得熬。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民营企业要等到这次经济调整的“手术”做完了，随着血液逐渐通畅，债务问题才能逐渐解决，这也意味着民营企业的日子十分不好过。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不仅认为民营企业的债务问题中在2016年会愈加突出，而且还将威胁到金融安全。

　　问题二：信贷风险怎么控？

　　2000年以来，中国债务利息负担显著加重——十余年间年息GDP占比增幅约50%。沉重的利息负担正蚕食着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挤占新增投资。这是王志浩在2014年对中国债务利息做的估算。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去年底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金融风险来自庞大的国企债务，规模达到78万亿。

　　上述两个数据形成了有趣对比，王志浩的估算显示债务高企与利息攀升有着密切关系，而彼得森的研究则表明国企债务风险已经成为金融稳定的巨大不安因素。

　　庞大的债务与中国金融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债务迅速扩大，这与金融杠杆密不可分。有些是企业主动选择，有些则是被动选择。

　　对于企业来说，成本最低的资金首选是银行的贷款。能成为银行的放贷对象，就要有拿得出手的信用担保，而银行认为最可靠的担保就是国有资产和政府信用。因此，从银行的大部分贷款最终都批给了有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要拿到资金，只能选择成本更高的路径。

　　正是银行贷款以外的几条路径隐秘之门打开，造成金融危机后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地方债务大幅上升的同时民间借贷疯狂、信贷天量增长与影子银行大量滋生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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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金融研究人士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过去是企业追着银行要贷款，很快变成了各地分行追着企业批贷款，剩下的额度就以信托等渠道继续发出去。

　　形象地说，第一层级的资金是信贷，成本最低，但主要流向了有政府或国有资产背书的企业；第二层级的资金是通过影子银行流出的资金，成本更高，但相对可靠；第三层级的资金是民间借贷，成本最高、风险也最大。

　　从债务风险曝露的顺序来看也是如此，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爆发，温州等地大量民营企业跑路，其背后两个重要的原因是货币政策在2010年由松转紧、民间资本放弃实体转投房地产和虚拟经济。

　　2012年开始对影子银行进行集中清理，随即银行表内不良资产猛增，这部分的不良资产最后获得了兜底处置。时任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刘煜辉估算，需要清理的影子银行总量在25万亿以上。刘煜辉分析，银监会早在2010年、2011年就开始着手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定下“降旧控新”的规则，要求银行对到期的平台贷款本息，一律不得展期和以各种方式借新还旧。逐步加强的调控力度，使得许多已经开展的地方政府项目的后续资金得不到有效满足。一旦出现“半截子”工程，就可能形成大规模坏账的风险。因此，银行开始绕道通过非信贷的方式，由“影子银行”来帮助地方政府。各种金融创新也因此层出不穷，包括前期的信托，后期券商的资产管理，实际上都扮演着通道角色。

　　最终流向国有企业的贷款也开始承受风险，2013年地方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已较2010年年底增加63%，地方政府信用降低加上经济增速不断下台阶，国企债务违约开始陆续发生。

　　资金流向与债务风险之间的对应关系十分明晰，但是金融杠杆在债务风险累积的过程中并不非单向作用于经济，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本身也尝到了加杠杆的甜头。

　　刘元春就发现，如果把银行业突出的业绩与整体经济运行做对比就能够明显看到，金融业利润超过实体经济并不是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动力切换的所致，恰恰相反，金融业的上升很可能是挤占了原本实体经济的利润。从2014年上市公司的利润来看，金融业的利润占据了中国上市公司利润的半壁江山，在工业利润仅为3%的时候，银行业利润增长了9%，在2015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仅为6%的时候，整个金融业的增加值实际增速达到17.41%。

　　“应该这样理解金融和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它们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整体经济转好应该出现的是金融与实体共同上升的局面。”刘元春说。

　　现在，债务风险的反噬让银行业也不得不未雨绸缪。贷款坏账上升使得银行不良率逼近2%，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贷款和部分类信贷业务风险会加速释放。2014年年中兴业曾经做过一个测算，以2013年的房价为基础，银行大约可以承受25—40%的房价下跌。这个测算的背景正是金融危机后不少地方购房实行零首付，而从2013年开始房价回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

　　2016年对于银行来说也不好过，据了解，部分商业银行、国有大行已经开始对2016年的业务做出大力调整，银行业务的重点从规模要转向利润，盈利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观察报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认为，针对银行不良上升，一方面要通过多种方式补充银行资本金，比如让商业银行认购特别国债，然后补充资本金，或者由银行发行优先股；另一方面则要组一批方资产管理公司，剥离有毒资产，借鉴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和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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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三：过剩产能怎么出清？

　　无论是债务风险持续还是银行业务调整转型，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

　　李迅雷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前不久听某位省级一把手谈对供给侧改革的认识，他说琢磨了很长时间，认为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就是“调结构”。我认同他的看法，因为要改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进步三大生产要素能够更好、更多地创造GDP，就要进行结构调整以获得最佳配置。

　　摆在眼前的经济情况愈加复杂：结构性问题突出，产能过剩矛盾不断积累、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市场预期有所恶化、宏观调控政策边际效应下降。

　　祝宝良对当前的宏观政策提出这样的建议，应改变“多个宏观调控目标、多项调控政策”并行的局面，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兼顾稳定经济增长和防范经济风险，加大改革力度，激活市场活力，实现增加有效供给和刺激有效需求双轮驱动。

　　2008年，中国GDP增速告别“10%时代”；2015年，中国经济挥别“七上八下”，正是迎来另一个拐点——7%以下。而从10%到7%，一个值得回味的问题是，在经济剧烈波动之时，对经济的承受底线也在不断调整，但从政策手段来看，投资一直是经济下行周期中发挥了巨大的拉动作用。

　　从4万亿投资到当前的加大基建投资，投资的重点上一轮的房地产转向了当前的地下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玩法的转变，也隐含着在消费短期内弥补经济下行缺口的时候，投资仍然对稳定经济不可或缺。

　　祝宝良就认为，产能出清和金融改革要同时推进。

　　经济结构转型之下的市场出清，难度可想而知。

　　在2015年底的2015中国改革论坛上，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就直言，“近两年，光财政方面发的文件，包括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已经将近40个了，一个月差不多发2个，这么多文件发下去，下面的反映是这个文件还没有消化，新的文件又来了，更谈不上执行和落地了”。“按照现在的方式，大家忙于发文件，忙于传达文件，忙于监督，下面忙于汇报，那么改革很可能就出现了在冰上开车的现象，轮子在转，车不往前走，出现了改革打滑、空转的现象。”

　　让过剩产能退出、市场出清，在企业安置层面还需要有更多事情要做，管清友给出的药方是：一是制定破产法实施细则。研究人员安置、企业资产核销、资产处置等指导意见和具体措施。出台财政金融支持措施，解决人员安置和资产处置的资金。二是结合国企改革，辅之于环保、技术等标准，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三是加大房地产去库存力度。推进保障住房货币化，运用发放租赁补贴方式解决住房保障问题。发展三四线城市养老和旅游地产。成立政策性住房银行，可考虑把住房公积金作为资本金注入，支持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购房。

　　微观层面上还对更为具体的出清方法、时机、风险有着更多讨论。这表明，无论是淘汰过剩产能，还是化解债务风险，仍需要更加明确的顶层方案，也需要给实体更多的灵活调整。

　　管清友这样看2016年的中国经济：是供给侧改革年，不破不立年，风险释放年，估值下移年，资本流出年。

　　债务风险释放已经进入核心一环。

　　(原标题：2016中国债务药方：不用毒丸，但必须是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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