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政策政治经济学综述
导读：
自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一直推崇自由贸易，并将其作为国家贸易政策的基本选择。发展至今，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哪一个国家是真正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而且当今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与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也是相违背的。经济效率最优的保护政策工具应是针对国内生产直接进行补贴，而不是征收关税，更不应该是采用配额、许可证、自愿出口限制等保护成本很高的非关税壁垒。但在现实中，政府通常更偏向于以非关税壁垒为工具。为什么现实与理论相悖?经济学家除了进行纯经济分析之外，还从政治角度探究现实中贸易保护政策的本质——收入分配问题。他们以收入分配为主题，将公共选择的一些思想观点引入贸易理论，通过运用政治行为的经济分析，考察政治决策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和变化、各国的相互作用和国内的结构特征，这类观点被称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一、理论背景
自由贸易政策将提高世界范围内的要素配置效率，增进各国的经济福利。贸易保护经盛行的国际贸易政策演进，却往往与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古典处方相矛盾。传统的保护贸易政策分析已经不能对当前各国实行的政策做出合理的诠释。
贸易条件改善论：贸易条件改善是以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为代价的，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很可能引起贸易伙伴国采用同样手段进行报复，最终可能引致关税战，导致贸易剧烈萎缩，降低世界福利水平。
市场失灵论：贸易政策不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最佳选择，只是一种利用外部手段治理内部失灵的“次佳选择”。处理某种国内市场失灵时，应“对症下药”，针对失灵根源制定国内政策进行干预。贸易政策与国内扭曲根源只有间接联系，间接的政策定会带来较高的干预成本。贸易政策的分析表明，直接采取生产补贴的办法比关税等手段效果更好，因为生产补贴只会造成生产扭曲，但可避免消费扭曲。
战略性贸易政策论：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无一般原则。其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单一的寡头垄断模型，这样最佳贸易政策通常随厂商的竞争行为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在实践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运用需要大量完备的微观信息，因为政府需要比较准确地掌握市场结构、厂商行为、厂商预期利润等情况，也需要准确了解与该产业争夺资源的其他产业的情况。此外，战略贸易政策仍面临着外国报复的威胁。
由此可见，贸易政策选择的纯经济分析没有为解释现实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坚实有力的理论依据。这促使经济学家着手进行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政策决策的过程中探寻选择贸易保护政策的真正根源。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论点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是国内政治经济诸因素综合作用和国与国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主要观点
(一)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即国际层次的分析，采用与传统自由主义不同的国际现实主义方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作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其自由观点基于三个假定前提：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角色和分析单位;第二，个人是理性的;第三，个人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其效用满足最大化的。政府的经济角色相对有限，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会限制市场力量，从而阻碍贸易的发生。诚然，自由主义者也承认某些“公共物品”应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提供，认为政府在维护自由竞争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国际现实主义产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萧条时期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以邻为壑”贸易政策的福利原因。现实主义者认为：第一，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角色和分析单位;第二，理性的国家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各国都有其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各国政府则是这种利益的保证。不同于经济，政治是一种零和游戏;第三，国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做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很大程度上属于各为自主的领域;而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学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他们强调了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国的贸易政策仅仅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反映，贸易政策的制定目的在于增强与国家利益相关的竞争力。此外，也强调了贸易的外部性，认为安全因素对一国贸易政策起着重要的影响。贸易政策的这种国际经济学分析，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金德尔伯格、格尔潘和库拉斯纳等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一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对外经济政策，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并且通过制裁、报复等强制手段来执行规则。霸权国家提供了自由贸易这一公共物品，并具有稳定和维护国际体制的能力。
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解释贸易政策的变化，认为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和途径，各国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贸易政策的选择。各国在选择贸易政策时，虽然按国家利益行事，但常处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两难境地，并且常有实施贸易保护的冲动，结果往往背离了效率原则。因此，在贸易政策实践中，通过两国或多国谈判达成协议要比单方面实施减税政策容易，单方面实施关税减让会引起国内较强的反对，而双边或多边协议可以得到那些因关税减让而得益的部门、集团和阶层的支持;而且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之后，各自都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有助于避免贸易战的发生。
(二)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贸易政策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更是各国国内政治经济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如实反映各种集团利益的政治过程的决策。国际贸易研究在这方面的进展得益于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市场的开创性研究。在政治领域，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民作为政治市场需求者，投票选举那些能够增进他们利益的候选人;总统和议员等决策者作为政治市场的供给者，追求当选或连任。这一理论运用于贸易政策的决定，并且假定经济市场是完全竞争、收入再分配可行、以直接投票的简单多数原则确定当选者且投票成本为零，决策者应当选择最有效率的自由贸易政策。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贸易保护主义，并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呢?这是因为上述结论的种种假设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已证明，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扭曲，使自由贸易政策不具备效率优势，自由贸易的好处亦因不能惠及大多数人而难显示其优越性。而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是以政治市场的缺陷为前提，解释了政治体系中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的动因。鲍得温等人认为，保护是来自于特定的选举人集团、企业、利益集团和政党的要求，并受到政治家和政府官僚的支持，并以关税保护的游说活动为例对贸易保护作用做了政治市场分析。一般说来，赞成关税的集团即关税保护的最大受益者，是供应国内市场与进口竞争的国内企业，也包括生产互补性产品和为进口竞争企业提供投入的企业。由于贸易保护的政策效应是有形的和直接的，可以增加国内就业和产量，所以尤其是在国内失业处于高水平时，保护主义者集团往往有着很强的游说力量，在政治斗争中起着重要的影响。而作为赞成自由贸易的主要力量，出口企业意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必然会导致国外报复，从而影响其出口贸易。但由于这种损失是间接的和难以事先定量的，因而他们很难将其出口利益转移为有效的政治行动。[page]
从事国际化生产的跨国公司和生产中使用进口投入品的企业也有赞成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但这些企业同时往往又属于与保护利益有关的进口竞争部门，因而其政治立场是模棱两可的，保护是影响特定经济部门或领域任何成员的公共物品，因此存在着某一成员企求享受利益而不愿做出努力的免费搭车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在自由贸易政策中显得比贸易保护时更强烈。因此，政治决策者认识到，应当根据院外活动力量的变化来确定政策取向。通常，院外活动力量作为就某一保护政策进行游说的集团，对于那些在事关该集团利益上持这种或那种立场的官员和候选人会给予或收回自己的金钱或选票。
三、结论应用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在多方面得到应用。第一，对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当今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与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是相违背的。之所以选择直接让国外承担保护成本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自愿出口限制等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而不运用经济效率最优或次优的政策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不但从经济上而且更多地从政治上考虑其影响。第二，对贸易政策的决策分析。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形成了两个分离的政策领域产业部门领域和国民经济领域。政策焦点本应是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但实际偏向单个产业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首先考虑到本国和外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其次要考虑到政策涉及到的利益集团的比重，进而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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