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万青走红背后是民间调解机制缺失
导读：
柏万青，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老大妈，如今已成为上海电视荧屏的收视保证。《新民晚报》的报道说，以她名字命名的《柏万青和谐热线》节目的收视率近期扶摇直上，3月份以来，平均收视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最高的一天达到12.1%，成了当天上海所有电视频道、上千个节目中的“收视之王”。 栏目组特地开通了3门热线电话，平均每天接到观众求助电话200多个，每月多达六七千个观众来电求助，电话为之打爆。
由柏万青主持的这个节目，没有当红歌星捧场，也不像谍战电视剧那样扣人心弦。她所说的，都是普通上海人家的家长里短，诸如夫妻纠纷、情感危机、房产风波、婆媳矛盾、财产争执、老人问题，都是鸡零狗碎之事，卑之无甚高论，但她却牢牢地牵住了观众的视线。柏万青来自民间，体察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节目所讲述的全是发生在老百姓中间的真人真事，柏万青面对他们的诉求，以真情来打动他们，她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分忧解愁，指点迷津，全无半点荧屏作秀的色彩，所以受到了欢迎。
柏万青的走红，值得传播界的专家认真研究。但是，柏万青的走红提供给我们的，决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学的研究话题，更是一个社会学的课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上海普通老百姓会把自己的家庭矛盾公开到电视荧屏上，请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大妈来评点，来调解?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目前我们的社会缺少一种民间调解机制，而柏万青正是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弥补了社会所出现的空档。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社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元素，传统的道德对普通人具有相当强的约束力，而这种约束力的具体体现便是社区舆论的“软规范”，社会也因此得以实现相当程度的和谐。但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传统的社区概念被打破，社区舆论对人的约束作用已经开始瓦解。这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它打破了传统文化中一些落后因素对人所形成的束缚，使个人的自由度得到了提升。但是，这种约束力的消失，同时也使人的欲念得到膨胀，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也会因此而愈演愈烈。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和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民间调解机制的缺失，琐碎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已经被社会所遮蔽，越来越强大的政府行政功能也使这种民间调解力量的生长空间受到了压制。由于缺少了这方面的功能，社会显得越来越缺少弹性。我们不时能够看到，一些家庭中存在的积怨由于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疏解，最终酿成令人痛心的人命案件。显然，类似柏万青这样的民间调解机制，迎合了社会的需要，所以才能够迅速走红。用传播学的就理来分析，柏万青走红是因为她不造假，以真情来打动人，涨跌了观众心理，但是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柏万青走红的背后，其实是社会调解机制的缺失。
中国正在步入法治社会，这是国家进步的表现。但是，并不是任何家庭纠纷都适宜于上法庭解决的，法律的刚性在解决矛盾的同时，往往也会对家庭成员的感情产生很大的颠覆，从而对家庭结构造成破坏。家庭矛盾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丁是丁卯是卯”的关系，因此，在解决家庭矛盾方面，民间调解力量比法律更为有效，像柏万青在电视上所说的话，尽管很多并不是法言法语，在法学家看来有不少漏洞，但但她能够使原来深陷于矛盾纠结中的双方当事人化解心结，握手言欢，这是法律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柏万青和谐热线》作为电视荧屏上的一个节目，显示了它的价值。但是，它毕竟只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柏万青纵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包办全上海万千家庭中形形色色的纠纷。从电视台每天接到200多个观众求助电话这一情况来看，能够在电视上得到柏万青调解帮助的观众只能是少数，大多数的求助者只能抱憾而归，另外，更多深陷于矛盾中的家庭也不愿意将“家丑”暴露于公众面前。考虑到这些因素，以上海之大，无疑需要更多的“柏万青”，而且是电视荧屏之外的“柏万青”。而对于有关方面来说，透过柏万青的走红，更应该看到自己的责任，积极培育民间调解机制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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