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阻碍和突出问题。尽管我国对职务犯罪活动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打击和预防工作不断加强，一大批职务犯罪分子被查处，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遏制了职务犯罪不断上升的势头，反腐败“治标”工程取得较大成果。但实际上，由于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职务犯罪滋长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职务犯罪仍然有相对较高的发案率。由于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需要一定过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必然会出现与转型社会相联系的多种复杂社会心理，因此，职务犯罪仍将出现愈加复杂多变的趋势，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应对这种犯罪形势呢？产生于上个世纪的“蝴蝶效应”理论及其混沌学，或许对我们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一次演讲中说：可以预言，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偶然扇动几次翅膀，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可能随时间增加增大而不是减弱，甚至可能两周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被称为“蝴蝶效应”的著名理论。混沌学家把“蝴蝶效应”理论表述为：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巨大差异。这个貌似荒谬的论断，产生了据说是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三大理论之一的混沌学。
混沌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有三个阶段：混沌期-秩序期-新混沌期。所谓混沌期，就是事物将有可能向任何方向发展的不确定时期。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存在一种模糊的、动态的、不稳定的状态，即混沌状态。秩序期，则是事物将会沿一定的方向按某种规律有序的发展时期。新混沌期，便是有序的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规律将失效，事物又进入到一个发展方向不可捉摸的时期。所谓规律，只有在秩序期，它才能显示其作用。这个理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完全性与不完全性、自相似性与非自相似性诸范畴辩证统一的世界。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论和实践观。它研究如何把复杂的非稳定事件控制到稳定状态的方法，研究世界如何在不稳定的环境中稳定发展的问题。混沌理论的方法对于处理复杂多变、动荡不定的重大事件有特殊功效。
“蝴蝶效应”及其混沌理论虽然由气象研究引出，但事实证明，“蝴蝶效应”确实在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屡见不鲜，而且在职务犯罪和职务犯罪的遏制预防中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今年3月，
西安一个小青年彩民爬上广告牌的异常举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事件。由此发现了自1998年以来陕西省185场即开型体育彩票的大部分存在违规操作。14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一批涉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到惩处。宝马彩票事件还引发了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外国友人和普通民众对彩票立法问题的强烈关注。
1999年3月，一封神秘的举报信，敲开了震惊全国的
厦门远华走私案的黑洞，引发了福建省的官场大地震，并波及中央政府部门，217名犯罪分子落网，300多名国家机关干部涉案，3名省部级干部，26名厅局级干部，85名县处级干部栽下马，19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原公安部副部长李济周，厦门市原副书记刘丰，副市长兰甫受到惩处。这些都是典型的“蝴蝶效应”现象。
此类现象还如，
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牵扯出50余起案件。除李真外，涉及厅级干部9人，还涉及到该省国税系统160多人。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原副行长丁志国案涉案70多人，该省
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则涉及数百人。贵州省查处阎健宏行贿受贿、挪用公款案，带出8名地厅级以上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福建闽江工程局特大受贿案涉及局党委书记、局长、4名副局长等7名地（厅）级干部和19名处级干部。
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带出一串案件，涉及2180人。这些案件在当地乃至全国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这些串案、窝案、片案和案中案；这些查一案，牵一串，带一片的现象，都表现出明显的“蝴蝶效应”。[page]
运用“蝴蝶效应”理论，仔细剖析上述这类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其“蝴蝶效应”的产生一般来说有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初始条件的偏差。这个偏差是相对于事物发展正常需要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从职务犯罪“蝴蝶效应”现象看，其初始的触发因素，往往是某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念之差，一次细小的不自律检点的行为或违纪放纵或履行职责的疏忽。他们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生细小的偏差，而这个偏差，如果又出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上，或者这个偏差，恰恰又是很多有着密切利害关系的别有用心的人求之不得的，那么，这个细小的偏差就会被效仿、利用、扩散或者泛滥。宝马彩票事件中犯罪案件的初始偏差，或许就源于1988年在西安最开始的那次承包私人发行的违规行为偏差。由于它没有被及时纠正，而被“发扬光大”，被一百多次的复制扩散，终于酿成彩票犯罪串案、窝案。从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蝴蝶效应”现象看，其初始的触发因素也是源于细小的异动。如串案、窝案有的仅仅是一次巨款丢失被路人拾到而暴露；有的只被包工头怒骂，无意间露出马脚；还有被小偷偷出来的，被情人日记泄露的，也有“义女”失盗牵出“干爹”赠金的，市长被杀引出巨贪书记的……更多的是由于反腐机制的加强，遏制预防犯罪措施的创新，拔起萝卜带出泥的，或者社会各界对腐败的强烈反映、新闻媒体对腐败的高度关注，敲山震虎震出来的。一些案件的蛛丝马迹，由于上级领导、司法机关，监督部门高度重视，加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支持，一次反腐的“蝴蝶效应”就得以产生。人们记忆犹新的孙志刚事件，竟然改变了沿用几十年的国家收容体制。
第二、事物间存在相互依赖性。由于事物之间有相互依存关系，使得一个小小的误差有可能通过一条条相关链传送放大，最后导致极其意想不到或者不堪设想的后果。事物间的相互依赖度越高，发生“蝴蝶效应”的可能性越大，因为较高的依存度使得一方的误差往往会对其他各方造成巨大影响，进而被逐步扩大，形成难以预测的结局。厦门远华集团的走私犯罪的演变过程表明，走私犯罪紧紧依赖着当地海关、工商、缉私、税务等机关部门和上上下下的关键职位的大小官员，依赖着他们的腐败、渎职，否则走私犯罪寸步难行；而那些经不起历史考验，置党纪国法与不顾，贪图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又紧紧依赖着远华集团走私犯罪获得的金钱来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腐败贪婪需要。而这些腐败分子相互之间，它又需要利用关系网，互相串通，上下密谋，内外勾结；下面作案，上面掩护；台前幕后狼狈为奸。 正是这种犯罪体系内部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使犯罪隐蔽狡诈，容易扩张，形成“蝴蝶效应”。
第三、不可预测性因素的介入。以不可预测性因素的介入，扰乱了原有系统内的正常秩序，事物间可确定的关系被不可确定所替代，使得由初始条件误差引起的一系列后发事件发生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从而产生不可预测的多样性后果。这是“蝴蝶效应”理论最值得玩味的地方。由于腐败分子一般具有特殊身份和智商高的特征，因此其腐败行为都十分狡诈，善于自我包装，自我保护，善于反侦查，防暴露。不少腐败分子熟知国家的政策法律和监督机制诸，有的本身就掌控着国家的重要权力，如“皮包丢失”，“情人日记”，“包工头怒骂”“义女失窃”不是意外，如果群众的举报，监督部门的反腐新举，贪官们预测到了，就会早有防范。一个小青年彩民会采取爬广告牌的举动来回答彩票主办方的非公正待遇，是谁也预想不到的。而媒体咄咄逼人的高度关注，更是其预料之外的事。但，正是这些不可预测性的因素的介入，促成了宝马假彩事件的“蝴蝶效应”。[page]
那么“蝴蝶效应”及其混沌理论究竟对我们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有什么启示呢？
一、警示我们对职务犯罪初始的细小萌动应重视予以及时纠正。
我们常说“船大只怕钉眼漏”，“粒火能烧万丛山”、“善终者慎始，谨小者慎微”，但现实是，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对职务犯罪初始的细小萌动现象重视不够的情况。诸如对违纪行为视而不见，对违法行为轻描淡写，对监督不力、不负责任的态度蜻蜓点水等等。诚然，并非任何微小因素，都能导致“蝴蝶效应”的发生。它的发生需要“一定条件”，但，如果正好它们处在前述的三个条件之中，或许正是某个看似细小的违纪或违法行为，正是某个监督环节的细小过失，就会形成不久以后某个危害极大的职务犯罪串案、窝案、片案的重要起因。那种认为众多的违纪违法并没有酿成巨大危害社会的“蝴蝶效应”，而对几个细小的违纪违法现象大惊小怪、是故弄玄虚。这样的侥幸态度，危害是非常大的。
有一首外国民谣可以帮助我们形象的理解 “蝴蝶效应”给我们预防遏制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启示。这首民谣说：“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马蹄上一个钉子是否丢失，本是初始条件的一个十分微小的差错与否，但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和这个过程中一些相关因素的变化，其结果却是，一个帝国或存或亡这样根本性的，意想不到的差别。
混沌理论认为在混沌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这就告诫我们：要特别注意初始条件、初始状态、出发点上的微小差别，要对这方面的微小差别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战略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这似乎已不成为什么特殊的名言，我们对那些战略性的“大”的东西的关注，有时候甚至超出了我们的热情，然而在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中，日积月累的那些“小”的东西却着实让人震憾。防微杜渐，谨小慎微是许多人许多年后才能明白的浅显的道理。 细节在遏制和预防犯罪机制体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才会显示出它的威力。可见，防止因制度的细微偏差，造成消极效果的“蝴蝶效应”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重要启示。所以，对职务犯罪初始阶段细小的萌动趋势予以及时纠正是遏制“群蚀群蛀”严重职务犯罪现象的重要之处。
再就是尽早发现捕获偏差。越是在扰动产生的初期，扰动带来的偏差解决起来就越容易，当然，如果事情发展大了，越是从源头寻找扰动发现偏差，要求的能力就越高，投入也就越大。当扰动传递得越远，就会被越来越放大，虽然发现起来越来越容易，但解决起来的难度却越来越大，甚至难以控制。所以，在设计发现和解决偏差的机制的时候，就需要掌握这样一个平衡点。系统的设计应该是去发现并解决那些已经有苗头而处在可控制阶段的偏差。就职务犯罪遏制与预防来说，我们的教训太多。如今，对监督的忽视仍然是严重的问题之一。
中国有句传统的古语：“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司马迁说这是《易》中之语。这个中华古训和“蝴蝶效应”的现代科学理论相距漫长的岁月却不谋而和。古代智者和现代科学家巧妙一致的见地，都告诉我们，职务犯罪遏制和预防工作本身容不得半点差错，一有偏差苗头，也应及时纠正。
二、警示我们要提高全社会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敏感度和警觉性。
引起“蝴蝶效应”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蝴蝶，蝴蝶只是一个触发因素，而事物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对蝴蝶的敏感性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所以，要避免负面的“蝴蝶效应”，就要阻断产生这种“蝴蝶效应”的事物之间的依赖性，降低其相互间敏感性，将犯罪阻断在局部，防止其泛滥。同时，要形成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预警系统，提高全社会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敏感度和警觉性。做到“系统监督，监督系统”，使得微小监督漏洞偏差扰动产生的扩展不至于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无限制的传递下去，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page]
当前，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相对于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显得滞后，社会主义民主尚不成熟，权力缺乏充分有效的监督，对外开放带来的外来消极因素对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因此，潜在的负面“蝴蝶效应”的风险也在扩大。一旦某可社会发展条链上的某一点发生变异，某个监督环节出现漏洞和偏差，引起某个系统坍塌的危险很大。所以，要保持遏制和预防机制体系对职务犯罪细小的萌动的高度敏感和警觉，使得职务犯罪细小的扰动，能够在局部就被缓冲掉，而不至于在整个系统里面放大而带来更大范围的灾难性的后果。
三、指导我们利用积极效果的“蝴蝶效应”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如前所述，“蝴蝶效应”带来的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也可以作为积极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系统都可能或者说在某一个时期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这就是说，看似强大的严密的系统，有可能存在被细小的扰动而引起坍塌的可能。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系统中业已存在的不平衡状态点，使用很小的启动，形成巨大力量为我所用，摧毁该系统。从我们过去查办的串案、窝案、片案可以看出，不少职务犯罪都不是孤立的，往往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形成严密的系统，尽管其上下庇护，互相串通，手法隐蔽，勾结严密，但也有内外矛盾，也有行为纰漏。如果善于从这些不平衡点入手，就可能掀起飓风。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互相依赖性加强、虚拟特征日益明显，我国法制建设还在加快健全和完善，各种新型犯罪不断产生的情况下，一点很小的初始扰动，都有可能被放大后变成一场巨大的法制风暴。
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践中，要主动地利用“蝴蝶效应”，扩大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和网络时代，人们不仅可以从广播、电视、报纸中获取和交换信息，移动通讯网、互连网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获取交换信息的重要途径，而且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参与性，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其中，我们要及时把握时代特点，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扩大我们的遏制预防工作效果，制造一次次“蝴蝶效应”，使更大规模的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龙卷风刮起，以强大的“蝴蝶效应”产生更加广泛的震慑效果，推动法制的进步和发展。
四、提示我们对职务犯罪的复杂现象和遏制预防职务犯罪中的复杂问题，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
“蝴蝶效应”理论告诉我们，要以稳定的心态面对非稳定的事件，在非稳定环境下谋求稳定发展。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把握职务犯罪的动向和遏制预防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方，面对复杂情况，处乱不惊。考察一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起步早、成就突出的国家和地区，不难发现，它们往往拥有关于职务犯罪预防立法，把预防职务犯罪确立为依法必须进行的工作，应当预防而不预防，就是违法。在这一点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二，走好分叉发展之路。现实世界的事情充满了敏感性和突变性。我国正处在各个方面的高速发展时期，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当形势向着更新更高的方向转变发展时，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及时适应。职务犯罪的手段变了，我们的遏制预防措施应该是早有准备，及时应对，尽量避免滞后，减少犯罪给社会发展造成的阻碍和危害。努力使我们的工作走好同步前行之旅，注意与新知识的同步，与新规则同步，与新行为方式的同步，与新的世界观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