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另类
不知从何时起另类成为流行的时尚，从村氓市井、大街小巷到娱乐圈、文化圈，标榜另类者愈来愈多，不管另类是作为一种姿态的流行，还是作为一个词汇的流行，它的的确确成为当今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另类者，总以不同于他人自居，或标榜精神上的特立独行，或鼓吹风格上的与众不同，或追逐个性上的唯我仅有，总之，另类体现出极强的自我意识，但是作为极具自我意识的人类同时又是一种习惯于从众的动物。生活于后工业时代的人们害怕茫茫人海中的孤独，又渴望异质化的表现。人们为摆脱现代都市中的孤独，把一些看得并不多么顺眼的东西标上“非我族类”的标签，从而把自己安全地投靠进潮流的大部队里，在寻找到一种得以安身的“归属感”之后，又蠢蠢欲动起来，开始觉得做另类是那么地有性格，那么地引人注目，那么地不平淡，他们便开始摆脱“这类”而加入“另类”。同时，奉流行文化为时尚的人们，在流行文化的浸淫之下，又开始按照流行文化的标准来设计自我，在人群中展示他们或怀旧，或忧郁的个人气质，并把自己标为“另类”。殊不知，这种对个性的追求实际上付出了“从众”的代价，这种对旧规则的反叛实际上是对新标准的顺从，这似乎应验了思想家阿多诺提出的“伪个性”，在这里，另类的流行变成了一个悖论。当另类以精神层面上的特立独行博得另类之名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夜之间人人都看似和自己成了同志，曾经的坚定和犹豫、选择和背叛都变作一个轻松的玩笑。
深究起来，另类到底是什么样的类，概念并不明晰，但划分另类的标准却是清晰的，“另类”概念的出现是基于对人们行为方式和性格倾向的关注，而且越是边缘的，越是背叛于主流的，越是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在主流至上的年代，人们总是囿于主流的标准与规则，排斥与主流相异的东西，视边缘为异端，并迎合主流来抬高身价；而在这个众神狂欢的时代，中心得以消解，社会趋向多元，边缘走向主流。王朔、崔健、张元们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另类，但他们因边缘而另类却是异曲同工，他们都因拒绝向他人的认同而获得了大众的认同。这些“玩主”们在边缘的漂泊中找到了一条现实的回归之路，毕竟世界的边缘不是自我的永久栖息地，在他们桀骜不驯的骨子里，其实在期待着社会的承诺。在这个没有中心的时代，中心的丧失使平等对话成为可能，边缘并不因其另类而遭歧视，主流不会因其正统而得青睐。终于，王朔的小说吸引了诸多目光，崔健的音乐被乐坛推崇，张元的电影能在中国公映。另类的褒贬色彩并不明显，有时“另类”会在对某人的嘲讽中，当然也时常在对一个人的钦羡里。但另类的褒贬色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现代价值观念的吐露，是对个性的崇尚，是社会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是愿意拨开诸多标签来认识每个个体的平和态度。
在尼采发现神学瓦解之后，自我反叛成为可能，而虚无也开始逼近，在福柯宣布人的死亡之后，人类失去了其中心地位，而开始其无根基的漂泊之旅。另类是人类在漂泊中对自我的追寻，而在这个欲望胜于理性，宣言多于判断的时代，这种追寻却成了一次没有终点、没有归宿的逃亡。另类者的追寻是在叛逆中进行的探索，另类往往是对理性原则的叛逆，是对非理性的张扬，当这种反叛成为病态的偏执和癫狂的放纵时，反叛成为反叛的唯一目的，自我追寻成为自我沉沦，个性成为明日黄花的单相思，探索只是故作深沉。毫无根基的另类掩饰不住彻底的虚无，而只是哗众取宠的矫揉造作。为另类而另类的另类，只是一次与虚假个性的廉价交换，始终不能摆脱其另类的身份，此种另类，或是自我追寻，或是自我反叛，只不过是重复了现代主义关于“差异”神话的旧梦，踏上了一条无终点的不归路，成为一种反叛欲望的无的放矢的极度扩张，等待它的是被人遗忘的结局。
当然，“另类”只是人们在对某一事物无法归类时而使用的概念，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概念的模糊性，而对另类良莠不分。另类可以是哗众取宠的怪胎，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新鲜事物。前者因其自身的虚无性而最终消失，后者却因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与正统的“这类”产生否定之否定的转换，最终人们遗忘了它是另类，而成为众人接受的“这类”。当官方报纸在以居高临下的视角和善于贴标签的习惯以正统、主流自居时，《南方周末》却采取平等开放的价值取向而异军突起，赢得越来越多的喝彩，这使官方报纸也不得不也效仿起《南方周末》，最初为“另类”的《南方周末》最终依靠自身的实力而得到大众乃至主流的认可。[page]
也许另类式的追求无法摆脱它悖论式的命运，它极力的张扬个性而付出了从众的代价，它极力的追寻自我而陷入了自我的迷失，它极力的背叛主流却在摆脱边缘，但是，至少我们的社会在变化，正因为“另类”与“这类”的否定之否定的转化，我们的社会才有进步。
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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