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教学及迟到
50年代，随着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发生了大学的功能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研究是科学院的事，大学的功能是教学；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学兼具教学与研究的功能。最后郭沫若出面和稀泥，肯定大学的功能以教学为主，以研究为辅；科学院的功能则反过来。毫无疑问，郭沫若的主张是当前大学的实践，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兼具法学味和日本味的名字：教学前置主义；对于相反的主张，我们可称之为研究前置主义。
事实上，哪一个中国的大学教师不是从教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过渡到研究或压根当一辈子教书匠呢？例外是少数。在未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他们教的是别人的东西，这种“教”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教学前置主义把教学理解得十分简单，我听到过朋友对在教书上不成功的同事作这样的议论：“这小伙漂漂亮亮的，怎么连教书都不会呢”？中国的大学教师职称系列具有浓厚的“教学前置主义”色彩：助“教”（为什么不是助“研”）、“讲师”（为什么不是“研究师”）、“教”授（为什么不是“研究员”），总之，所有的职称都离不开“教”字、“讲”字。
意大利的大学制度似乎与中国恰恰相反。大学教师必须获得研究博士学位，这意味着要带着一本专著（博士论文，必定出版）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这些博士们并不能上课——这是教授的权利，他们只能作教授的助手：为后者准备讲课的材料，辅导学生，组织考试，同时干大量的行政事务，然后取得“研究员”（Ricercatore）职称——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名词，因为中国的研究员就是教授，而意大利的“研究员”相当于中国的讲师，事实上把它译成“研究师”最合适。从名称上可见，成为“教”授之前，大学教师一律进行研究，“关门下蛋”，写专著，写论文，没有这些“蛋”，也当不成教授，因为同中国不一样，意大利不允许有“教”无“研”的教授——一旦熬成教授，重心似乎就倒过来，以“教”为主，以“研”为辅。这样的“教”的内容也可想而知，通常情况下都是“教”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此，尽管乌托一大同时有10个教授开同样的“罗马法”课程，但教的内容大不一样，学生可根据每个教授提供的“菜单”选择跟不同的教授。按这种体制，“教”似乎是比“研”更为困难的事情，因为它关系到人的塑造哇，而且“教”是“研”的逻辑结果。
中国的教育体制以课时多著称。我上大学时，民法是120学时。随着民法科学的发展，它分化成了总则、合同法、物权法、继承法、婚姻法、知识产权法等好几门课，把这些课的学时加起来，怕有二百大几十吧。这种安排是没有重点地把一门课从头讲到尾，很符合中国叙事文学创作中的“有头有尾”的审美趣味。由于先“教”后“研”的制度，教材很重要，最好编统编教材，使教材成为“研”的结晶，补某些有困难的同志在“研”上的不足，同时力求消灭“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通常情况下，这种体制把教师看作教材的……仆人（或曰奴隶？）。我有幸参加编民法的统编教材，叫我大吃一惊的是，主事者要求按该门课的总学时数设计该书的篇幅，假定每节课讲3000字，总学时为200课时，两数相乘，便得该书的总字数，不能多，不能少。Mamma mia，这不是把教师当作读稿机又是什么呢？中国缺乏正确的教育理论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令人悲哀！
意大利的教育以课时少著称。据我对老乔教授的“罗马法”课程的观察，从12月开课，到次年5月结束，中间插有假期（除寒假外，意大利的假日多得不得了，使习惯了勤奋工作的中国人很不适应）和非假期的大量中断，每周讲两次，一次一小时（！一小时讲什么呢，在北京有位绰号“铁嘴”的老师，他的开埸白——作为民法教师，不带一个“民”字，也不带一个“法”字，从他的小女儿讲到昨天晚上奇怪的感冒——通常需要45分钟，这是我看表统计过的），而且时有迟到——这是意大利教授闻名世界的最丑陋之处，迟到的教授并不道歉，学生们也毫无怨言地等待。当然，迟到比不事先通知地临时取消该课时，是一种小得多的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大学教师的美德：“课比天大”。我来自具有这种美德的国度，对乌托一大教授们的迟到、临时取消极感愤怒。因为为了听这一小时，我来回在路上要花两小时，并牺牲午饭——但不能否认，这一小时是干货，教授都是没有讲稿的（据我所见），信手拈来一个题目，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欢迎提问且问不倒。说实话，若非就讲题写过书或专论，这样的一小时是打熬不过的。我在痛恨迟到教授之余，又不能不对其佩服。[page]
中国的大学体制也在向“研究前置主义”转化，为数不少的教师得过硕士学位，越来越多的教师得过博士学位，这些人都是“研究前置”的。当然，不少优秀的本科生出身的教师，也是这样。我希望这一转化尽快完成，抛弃掉“教学前置主义”——这种“教”的质量如何，太值得怀疑了。就我个人的经验，能讲得神彩飞扬的，只能是自己写过论文、反复爬梳过的问题。但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从教育哲学的高度认识“教”与“研”的作用与地位以及两者的关系，我认为，大学应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研究是教学的基础。作为大学教师，必须讲一定比例的自己的研究成果。认真地执行现有的职称体制，应该是助教无权上课，专门做研究工作与教学辅助工作，当教授的助手。讲师以研究为主，以教学为辅。教授则是以教学为主，以研究为辅。对确有困难不能写出科研成果的同志，不妨尽快将其淘汰出教师队伍。如果承认大学的课与中学的课的区别，这样的同志肯定是连课也讲不好的。
在波洛尼亚参加第17届世界法哲学大会时，住在青年旅馆。由于会讲一点意大利语，成了在讲英语的人面前不自在的意大利同住者的谈伴，与一个小个子的那波里小伙子谈到了我对意大利教授迟到、旷教的痛恨。他说，在灵感没有降临前，机械地讲一小时有什么意义呢？我感到这是一个聪明的辩解。看来，意大利的教授迟到或旷教，除了有特别紧急的事务外，就是因为在等待灵感了。如果等不来灵感，此课就干脆取消。的确，凡开讲了的课，似乎都是带着灵感讲的。
徐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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