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区别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显著特点，其治理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生态环境模式。具有市场治理性质的民事合同治理不仅能够适应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自身特点，而且可以有效地弥补政府治理和民间环保组织治理的不足，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共治的善治模式。农村生态环境的民事合同治理的有效运转需要建立良好的内外合同关系。立法上需要确立民事合同最低限度的生态环境目的、扩大自然资源权利的市场化配置、明确所有权义务的生态延伸、建立合同生态环境监管、扩大民事合同相关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等，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民事合同治理。
【英文摘要】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 has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n not completely shine on to m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de of the urban. Having the market properties of the civil contract governance is not only adapt to the itsel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 ,but also availably makes up the shortag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is formed the mode of the management by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arket together. The valid operation the civil contract governance of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needs to be build up goodly internal the exterior contract relationship. The legislation that needs to establish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urpose of the lowest limit of the civil contract and expands the market alloc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explicit the eco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ownership obligation, sets up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ntra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tend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bligation of the related subjects of the civil contract etc., and implements the civil contract governance of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合同治理
【英文关键词】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civil contract; contract governance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从城乡比较的角度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继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之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广泛忧虑。近年来农村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重大问题。 [1]由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晚发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历史上存在偏差，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甚至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 [2]不仅如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也习惯于依赖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经验而很少采取能反映自身特点的治理措施。因此，本文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建立在讨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自身特点之上。

我国农村范围广阔，汇聚了水、土地、草原、森林、野生动植物等绝大部分自然资源。近年来，随着城镇化飞速发展，污染产业向农村转移以及受农业生产长期破坏的影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有加剧的趋势。据2000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和2007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森林资源存在总量不足、质量不高、过度采伐等问题；天然草原面积3.93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41%，但有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而退化、沙化草原是中国主要的沙尘源；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耕地质量退化趋势加重，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农村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和城市相比，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不仅表现为土壤、水和大气污染，而且还强烈地体现为草原、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环境整体质量下降。自然资源因素不仅是农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自然资源的不当利用）也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体现（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下降）。具体而言，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区域广，地区差异大。农村生态环境在整个生态环境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破坏对整个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影响。二是与农村工业比重低、农业家庭经营方式的现状相适应，农村环境污染源小、数量多、分布广，农业生产活动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其中由于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的面源污染比重较大，且有不断上升趋势。三是农村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高，农村生态环境破坏常常发生在自然资源利用中，如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污染和土地退化、盐碱化的影响；过度放牧造成草原荒漠化；滥砍滥伐对森林的破坏；过度狩猎造成野生动物种群下降等等。四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农村贫困密切相关。农民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往往不得不去破坏环境。 [3]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上述特点表明，其治理除了借鉴以工业污染防治主要体系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经验之外，尤其需要重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广、散，农村生产活动特点和自然资源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地位。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分析民事合同治理的现实基础。

二、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现实歧向

在环境治理中，合同很早就得到了运用，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创设了“横滨方式之公害防止协定”。如今，行政合同在生态环境管理中被广泛运用。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又提出了环境合同和环境民事合同。根据学者界定，环境合同是指“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确立和转移达成的协议”， [4]环境合同概念的提出对于探索环境法上的合同具有重要意义。有疑问的是，环境合同将“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环境分配合同”与“私人与个体之间的环境消费合同” [5]都纳入环境合同范畴，如何协调现行具有环境内容的行政许可合同与民事合同之间性质和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且“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6]是否能够涵摄环境合同中“私人与个体之间的环境消费合同”也不无疑问。环境民事合同顾名思义就是以环境资源利用保护为目的的民事合同。在张炳淳先生看来，环境民事合同“应用了合同的外观形式，将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污染防治及污染损害赔偿等事项通过合同加以约定，以确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7]环境民事合同的提法仍然面临合同目的、性质和法律适用等问题。以张文例举的发电厂与二氧化硫回收单位签订的二氧化硫回收合同为例，该合同的缔结并不一定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完全可能是经济人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结果。该回收合同亦属于民法上的一般民事合同而适用民法调整。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环境合同和环境民事合同的提法有待进一步论证而难以在生态环境治理上与环境行政相提并论。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农村生态环境合同治理的探索转向一般民事合同。

（一）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从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的原因来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是主要的原因。农村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分布场所，农村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有很高的依赖性。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具有负外部性，如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因此，自然资源的直接或间接利用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规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实行的是自然资源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在自然资源二元公有制框架下，自然资源的利用往往是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的利用。《行政许可法》（2003）第十二条将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作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但是对于行政许可后是否需要缔结合同以及合同的性质并未做出统一规定。理论上存在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之争。笔者拟从国家的双重身份的角度进行分析。国家在自然资源的初次分配中具有双重身份即所有者和管理者，国家基于管理者身份体现在对有限自然资源享有的行政许可以及事后监督上，而国家参与有限自然资源许可合同缔结是其所有权者身份的体现，由此形成的合同属于民事合同。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也将土地、林业、渔业、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等都列为民事纠纷。自然资源转包、转让、出租等合同的民事性质自不待言。自然资源民事合同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利取得的重要途径，生态环境源头控制目标要求我们在可能危及生态环境的合同缔结时就应当着手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因此自然资源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源头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自然资源民事合同而不是合同缔结后第三方观察到的单方行为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欲从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角度进行规范以从源头上控制自然资源利用不当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合同的绿化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民事合同的绿化和监管就形成了民事合同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基础。非因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产生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如农村某些工业污染、居民生活污染和外来生物入侵等，民事合同仍然是其权利的取得、行使和让渡的最重要的形式，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同样可以建立在诸如此类的民事合同之上。

（二）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不当缺失

基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各国均采取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也概莫例外。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已基本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资源单行法为主干，以及大量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构成的政府主导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制度内涵其中。这些法律制度规定政府在包括农村在内的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位、职责、基本制度等，确立了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如《宪法》（2004）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法》（1989）第七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分工合作。不过，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法制建设上也存在城市化倾向。现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虽然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也有所涉及，但立法是以城市污染防治为中心，对农村污染严重的化肥农药污染、农用塑料薄膜污染、养殖业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等缺乏具体规定。除了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环保监管模式外，民间环保组织是另外一类引人注目的监管模式。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民间环保组织先后在西方一些国家建立起来，如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等。我国从1978年成立第一个官办民间组织环境科学协会以来至2005年底，共有各类民间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从业人员公有22.4万人。 [8]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民间环保组织扶贫解困，推动发展绿色经济等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工作。然而，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市场模式重要内容的民事合同治理尚未建立。

民事合同治理的立法基础是现行法律关于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规定。《宪法》（2004）第九条《环境保护法》（1989）第六条《水污染防治法》（2008）第十条等都对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相应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具有宣示性。在迈向可操作性方面，《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在这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尝试。

《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总则、基本权利义务和合同内容三个方面对土地资源保护的市场化做了规定。在总则方面，该法第八条确立了“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原则，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行为准则；在基本权利义务方面，该法第十三条赋予了发包方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以及制止承包方“损害承包地和农业资源的权利”，以及第十四条规定了承包方“维持土地用途、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义务；在合同内容方面，《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合同必备条款进行了罗列，将土地资源保护内容纳入土地承包合同必备条款。《农村土地承包法》既从立法上规范了土地承包关系当事人保护土地资源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通过合同必备条款使土地资源保护的国家意志进入到民事合同，从而使农村土地资源保护从单纯的政府职责通过合同形式进入到农村土地资源利用市场主体。遗憾的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资源利用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的设定止步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没有延伸到土地流转关系。不过笔者在各地政府网上公开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示范文本都设计了有关土地资源保护的具体内容，如都规定了流出方有权监督流入方依法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制止其损害土地资源；流入方有义务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因此，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权取得的两种主要方式——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流转合同都对合同当事人保护土地资源的权利义务作了规定。值得一提的是，现存的土地承包关系大多是1998年底二轮土地承包的延续，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尚未出台，原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很少直接约定当事人双方土地资源保护权利义务。

《农村土地承包法》将此前一些法律文本中“生态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宣示性规定具体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当事人因而使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具有操作性，推动了农村生态环境市场治理。然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上述贡献并未建立起民事合同治理模式。首先，该法没有将土地承包合同置于生态环境治理高度。该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农民利益和稳定，赋予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有关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对土地资源保护权利义务规定没有上升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高度进行设计。如在民事合同的监管上，该法仍以维护其立法目的将农业部门作为唯一的民事合同监督机关，没有将环保部门纳入民事合同监管机构，更没有明确环保部门具体的民事合同监管责任。农业部于2005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也没有以一贯之地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当事人的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有所涉及。其次，《农村土地承包法》也没有建立民事合同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制度。除了民事合同当事人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外，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监管机构和职责，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违约责任、救济方式等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的主要制度尚未建立。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生态环境规范尚未自觉地上升到民事合同生态环境治理，以民事合同为主要市场手段的农村生态环境市场治理模式尚未建立起来。

三、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的理论来源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民事合同在治理上的理论来源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政府主导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但如前所述，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存在城市偏向，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注不够。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做出有损农村生态环境的行为。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解决就业，接受甚至鼓励污染产业向相对贫穷的农村转移，甚至在媒体上打出“欢迎小冶炼企业进行异地投资”的广告。 [9]抛开实践层面政府治理在农村生态环境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不足，就理论层面而言，政府主导并不能解决农村生态环境全部问题，政府治理也存在政府失灵等局限性。特别是在农村生态环境领域，要对广泛而分散的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政府治理，将面临成本高、效率低甚至治理缺位。根据《环境保护法》（1989）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等是我国基层环保部门，负责对农村在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监管，乡镇一级尚无相关职能部门。对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污染源分散的农村而言，县级生态环境保护政府职能部门往往存在信息、成本、人员等方面限制而鞭长莫及。小政府是国家治理的世界趋势，政府不可能为了应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而建立起足够庞大的行政机构来满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需求。而且，我国农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建立庞大的行政机构也符合未来扩大基层自治的趋势。因此，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一方面需要强化同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以寻找其它治理模式以弥补政府的不足。

而民间环保组织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尚局限于个别典型事例。从1978年成立第一个官办民间组织环境科学协会至今虽然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尚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生存尚存在法律、资金、人员等方面的障碍，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民间环保组织扶贫解困，推动发展绿色经济等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工作。然而其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作用主要反映在个别典型事例上，在对立法和政策的影响以及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普遍性问题上作用还相当有限。

发端于上个世纪末期，以善治为目标取代官僚统制理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化解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二元治理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持。该理论认为，现代公共事务治理不是政府的专利，不是只有政府一个公共权力中心而是多中心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公民自组织等第三部门和私营机构也应承担起公共治理的责任，从而建立政府、社会和市场共治的治理结构。“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10]我国目前只初步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和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二元治理结构，作为市场治理的重要形式的民事合同尚未建立。因此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治理值得关注。如果说政府治理在制度供给、财政支持和技术研发方面等领域具有积极作用，民间环保组织能够从外部对政府治理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行监管的话，那么民事合同治理则能弥补前述两者的不足，从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源头入手，具有低成本、广覆盖、直接等优势。

（二）生态环境义务：民事合同生态环境治理的基石

作为私法意义上的民事合同，合同的私人目的决定了合同主体义务的私性特征。然而，自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包括民事合同在内的整个私法出现了社会化演变，合同的私人目的中也洒入了几缕社会公共利益，民事合同也逐渐被公共事务治理所重视。其实，在民事合同的社会治理方面，有学者早就指出“中国当代农村的承包合同并不仅是民事法律意义上的租佃契约，它实质上还是一种治理方式，并体现着一种总体治理模式的转型。” [11]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问题，民事合同的私人目的再次面临生态环境利益的渗透，所有权负有义务的生态延伸是这一事件的重要起点。

《法国民法典》是绝对所有权当之无愧的代表，它在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指，以完全绝对的方式，享有与处分物的权利，但法律或条例禁止的使用除外”。“一般认为，《拿破仑法典》（与法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十分融洽）所推行的与以往的决裂之一是财产权和民事责任的分立。” [12]并由此引起公私法的进一步分离：法国分配绝对财产归私法，限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背离归公法。然而“财产权并不必然是自私自利和责任无涉的。确切地说，财产权刺激了个体的企业家精神，但并不排除业主的义务。” [13]《法国民法典》的绝对所有权观念在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型中遭到了抛弃。这次首先站出来的是德国《魏玛宪法》（1919）。该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有益于公共福利。”这是所有权在私法王国获得独立性以来第一次调整。其背景是绝对所有权在个人与社会关系在社会中面临紧张关系，最终使各国确立了所有权应受到社会利益限制的观念。在人类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人与自然关系处于空前紧张的时候，社会利益已经不能完全涵盖人类的生态环境利益，因此所有权负有义务面临再次第二次调整。对于财产权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制度经济学者环境伦理学者走在了法学的前面。私有财产权应受到生态环境利益限制对于他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国家必须被允许来准许河限制私有财产权，以保障一定的公共物品。更家清洁的水和空气，以及环境质量的许多其他方面就是这样的利益。” [14]后来，法学者也承认，“显然，我们的财产权概念正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充分反映了从过去狭隘的机械——原子论模式向意识到自然存在有机因素的思想转变，同时反映了历史的进化让人类达成共识：享有土地本身就意味着对社会与自然承担义务，这种义务即使没有相应的补偿也可以强制执行。” [15]于是所有权所负之义务便延伸到生态环境利益。正如所有权的第一次调整一样，所有权的第二次调整也逐渐从所有权向他物权发展而延伸到整个物权体系，并最终使物权都受到了生态环境利益的限制。自然资源是农村生态环境源头控制的重要领域。笔者认为，基于自然资源的环境要素属性，自然资源物权对物上利益的不完全概括是自然资源所有权负有生态环境义务的一个新的解释。传统民法将自然资源如土地、水、森林等视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普通之物，自然资源物权人行使权利的目的就是实现自然资源上的经济利益。然而自然资源作为生态环境要素所具有的生态环境利益被排斥在自然资源权利理论之外，被置于公共领域交由政府管制。于是造成了自然资源上的私权与公权，政府与权利人，权利人的个人利益与生态环境利益之间的内在冲突，政府竭力治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却在私权神圣的笼罩下日渐恶化。因此，必须在自然资源物权理论中留有生态环境的一席之地，以消解上述内在矛盾。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使自然资源物权负有生态环境义务。

权利是可交易的。物权交易使物权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从静态运动动态的民事合同领域。所有权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经由一个个民事合同缔结在不同的物权主体之间进行权利义务配置，实现分散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从而为通过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治理奠定现实基础。这必然会对民事合同的基本理论带来冲击。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民事合同的目的和合同自由理论。当合同的一方向对方转让负载了生态环境义务的权利的时候，一方面受让方获得的权利自然也就内涵了生态环境义务，另一方面转让方保留了监督受让方履行生态环境义务的权利和义务。生态环境的公共性表明，上述民事合同传统意义上纯粹的私人目的中已经加入生态环境公共目的。无论是权利的转让方还是受让方（很多时候双方的身份是互换的）受个人利益最大化驱动不一定愿意接受上述生态环境义务的约束，于是合同自由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其实，合同自由受公共利益限制并非始自生态环境危机之今日，阿狄亚1980年以来合同自由复兴是就指出，“所有私有合同必须符合公众利益只因为他们符合当事人利益。” [16]当然，无论是所有权所负之生态环境义务还是合同的生态环境目的，都不能动摇私法自治，使其本质属性发生根本变化。梅斯特梅克尔在1968年的提醒用在这里也是恰当的，那就是私法自治“绝对不能降至社会功能”。 [17]

如果不是局限于财产权视角的话，我们也可以从环境法上的预防原则来证成民事合同生态环境义务。在总结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整治”的惨重代价的基础上，环境法理论提出了预防原则。该原则指出，在实施可能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时，应当预先采取预测、分析和防范措施以避免损害生态环境。环境预防原则实际上是对行为人苛加了“预防”义务，使行为人的权利内涵了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但遗憾的是其思想没有能够冲破部门法围栏从环境法进入到民法从而影响物权和合同领域。

民事合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证成，为本文讨论的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搭建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它使民事合同最低限度的生态环境保护目的在私法领域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它使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在民事合同主体之间进行配置成为可能。因此，只要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具有一般意义和民事合同关系在植入生态环境利益之后得以重新梳理，农村生态环境合同治理就会变成现实。前者在前文有所论及，下面转入后者的讨论。

四、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中的合同关系梳理

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民事合同生态环境利益法律调整。与纯粹私人目的的民事合同不同，充当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具的民事合同不仅仅涉及合同缔约当事人利益，而且还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相关，其缔结和履行也受到代表生态环境利益的国家影响，因此享有公权力的国家也是民事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为此，根据民事合同关系各方主体的相互关系，本文将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中的合同关系分为内部合同关系和外部合同关系。内部合同关系是民事合同治理的核心，它包括了民事合同治理的市场主体、生态保护的内容和方式等，也是决定民事合同治理市场治理性质的关键；而外部合同关系是在内部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于内部合同关系的形成和履行起着监管和服务作用，同时在政府、社会治理结构中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

（一）内部合同关系之合同主体

内部合同关系的主体范围是由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的主旨决定的。它是指参与到民事合同关系中且合同的履行可能导致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缔约当事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特点从事实上划出了内部合同关系主体的主要范围，即自然资源配置合同的缔约各方是主要的内部合同关系主体。

（二）内部关系之合同义务分配

设定民事合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义务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条件。民事合同意思自治理论表明，民事合同的内容是当事人自由意思的产物。然而，当民事合同充当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具的时候，由于生态环境义务具有的不可抛弃性，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分配具有强制性——尽管合同当事人完全可能通过自觉协商达成。因此，民事合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往往具有形式上的自愿性和实质上的强制性。民事合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其履约行为可能破坏生态环境者承担预防义务，另一方承担监督其履行的义务。

（三）外部关系之合同监管

由民事合同关系所生之效力具有相对性，其生态环境违约责任的追究也系于权利人的主观取舍，国家不能凭借强力主动介入合同责任追究。如果这样，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治理就会因为没有责任追求的强制性保障而落空。因此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在客观上需要将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责任硬化，使其具有可通过司法强制执行。笔者认为，途径有二：一是设立国家对民事合同的生态监督制度，由国家对民事合同的生态环境义务的缔结、履行进行监督。由于自然资源权利交易合同是此处所说的民事合同的主要形式，以及目前国家规定的备案制度，可在此基础上完善备案制度。对于目前尚未开展合同备案或者出于监督成本考虑不宜设立备案制度的民事合同，则可以采取第二种途径，即设立权利转让方对受让方造成重大生态环境损害的过错追究制度来促使民事合同生态环境义务的分配。

五、构建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的初步设想

（一）进一步明确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和行使主体

对于国有自然资源，应当区分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和行政管理主体的不同身份；建立国有自然资源公司管理模式，将所有的自然资源行使主体统一为全国性的国有自然资源公司，由该公司作为法定的所有权行使主体代表所有权主体从事活动，国家一般不直接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而是作为享有公权力的行政主体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对于农民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鉴于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实际情况，可以继续将村委会作为所有权行使主体，未来制度完善的重点是设定农民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使其能够享受利益承担义务。

（二）进一步提高自然资源市场化利用程度

自然资源的市场化利用是自然资源利用制度改革的趋势，也是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的前提。国有自然资源市场化利用的关键是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许可行政行为与许可民事合同进行区分，强化通过市场公开竞争的方式缔结许可民事合同。在国有自然资源许可民事合同中，注重农村生态环境权利义务的配置。对于农民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应逐步扩大自然资源交易的方式和主体范围，兼顾市场主体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积极性与生态环境保护义务。

（三）对所有权生态义务的延伸进行确认

就本文主题而言，所有权生态义务延伸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所有权负有之义务应当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二是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及于整个物权体系；三是民事合同最低限度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对第一方面的内容可以通过对“所有权负有义务”之“义务”进行扩张解释获得确定，并通过所有权的他物权发展延伸至整个物权体系；且应明确此处之义务既包括不损害生态环境的消极义务，也包括在预防原则要求下的某些生态环境保护积极义务。对第二方面的内容，可以适用《合同法》（1999）第七条规定中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借助司法解释来达致。

（四）通过民事合同范本加强市场指引

尽管民事合同范本的使用不会成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出于效率和公信力等考虑，市场主体总是对其青睐有加。我们可以在可能危及农村生态环境的民事合同范本设计时，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进行公平合理分配，促进市场主体自觉履行民事合同约定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同时这也有利于将民事合同置于政府和社会监督之下，减少政府监督的成本。

（五）追究民事合同权利转让方在受让方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时的重大过错责任

无论是侵权法还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都将生态环境责任的主体局限在生态环境破坏者身上，贯彻的是“侵权人负担”、“污染者责任”的归责原则。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不能适应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建议扩大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范围，追究民事合同权利转让方对受让方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破坏时的重大过错责任（如明知受让方缔约的目的是从事国家禁止污染活动而转让自然资源权利的），使民事合同权利转让方承担起谨慎的选择交易对象、公平设置民事合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和认真履行合同生态环境监督义务。

（六）完善自然资源民事合同备案制度

合同备案是现行一些自然资源民事合同的必要程序，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备案可以将合同置于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之下，促使民事合同生态环境义务的缔结和履行。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作为共同的合同备案机关，设立相应的民事合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程序、监管内容。自然资源民事合同备案制度的设置应注意平衡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与交易效率之间的冲突。

（七）完善民事合同生态环境义务履行的配套制度

现行民事合同的违约责任、救济制度等是以财产为中心设置的，不能适应农村生态环境民事合同治理的需要，因此应建立可操作性的配套制度，如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制度、生态环境恢复制度、生态环境状况公告制度等相关制度。

【作者简介】

蒲俊丞，男，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黄锡生，男，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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