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难 典当行业兴盛
导读：
由于典当行利润高，业务增长快，所以越来越多资金充裕的民间老板欲投资典当行，但这个行业的门槛也随之提高。“现在(开典当行)注册资金至少2000万元以上，要想百分之百被批准，注册资金至少要3000-5000万元，而且必须有两个法人代表担保。”一家典当行的负责人说。
政府没有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不久前，全国典当行业专业委员会负责人曾表示，2011年国内的典当行数量预计将比去年增加10%，达到5000家左右。然而，典当行业的迅速发展也折射出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自2002年起，民建湖南省委就开始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参政议政(宣传)处处长杨继烈介绍，该委2010年的一份调研材料显示：一方面，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税赋压力较大，同时对中小企业资金支持也不足。60%的企业反映，贷款难、融资难，融资渠道不畅已成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79%的中小企业没有得到过政府提供的信用担保，62%的企业认为当地政府没有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而这项基金是《中小企业促进法》里明文规定要设立的。
邵阳市企业主张绶经营着一家主打塑胶制品的出口企业，员工近80人，年产值约2000万元。自去年以来，资金的压力常常让他夜不能寐。“高利贷不敢借，现在流动资金都是靠亲友筹措度日，开工不到一半。”5月29日中午他向记者表示，虽然产品销路不错，但还是准备减产让部分人员回家休息。
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企业主于相(化名)原来曾是通道县一家公立医院的主治医师。后来，他投入了20万元与人合作开了一家竹木制品厂。此后，于相又相继投进了40万元。这些钱，不少是他找亲戚朋友借的。
为了解决持续扩大的资金缺口，于相开始向银行求援。可当地一家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所在的县级支行根本不可能向他放贷。“你来存钱还可以，借钱基本不可能。”此后于相走出了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步：2006年3月，他的工厂向刘某借了10万元高利贷，约定每月支付刘某“红利”1万元。
到2008年止，于相一直按月向刘某支付 “红利”，合计付款33万元。至2009年6月，于相实在无钱支付，被逼给刘某重新写了一张总计63万元的借条。由于无钱还债，于相还陆续向其他人借了多笔高利贷，形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圈套”：每写一张借据，他都拿不到钱，这些钱被前一个债主当作利息收走;而他又增加了一笔新的高利贷债务。截至去年，他陆续支付利息95.8万元，本金加利息欠债达200多万元，年利率最高达340%。无奈之下，他只好到公安机关报案，寻求保护。[page]
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类似于相这样不惜高息借贷求发展的企业主远非个别。融资问题往往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9年12月，200多名购房者向常德市政府投诉：由于所购楼盘的开发商“失踪”，他们约5000万元购房款可能血本无归。后经公安部门调查，瑞祥·凯特国际不能顺利完工的主要原因是资金问题：
2006年，开发商姚武找到拥有该地块的张南华搞“联合开发”。双方商定，张南华以价值1000万元的土地成本作为投入，第一年利息2分，第二年3分，以此类推，收固定回报。
但姚武很快发现，自己跌入了“资金陷阱”。按照他的计划，瑞祥·凯特国际项目开发需要从银行贷款2000万元。但张南华拒绝提供南华公司的印章、抵押登记等资料，导致银行贷款没有办下来。据常德市打击非法经营金融犯罪专案组负责人介绍，张南华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我这有钱，干嘛要找银行借?”姚武只好高息借了张南华2000万元。瑞祥·凯特国际每个月卖出去的十几套房子，都拿去付给张南华当利息。
2009年上半年，姚武“消失”了。截至当年6月，在姚武把部分资产如商铺、车库等都给了张南华后，张南华共收回本息1765万元，姚武还欠下张南华1005万元。常德警方介入调查后，以涉嫌非法转让倒卖土地罪、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张南华等人予以拘捕。
和姚武情况相类似，部分房地产企业因为资金缺口，通过民间渠道融资的情况并不少见。有知情者说，张南华在当地有“张行长”之称。他自2000年就开始经营地下金融业务，企业在银行贷不到款，往往会找“张行长”。常德市公安局调查的情况表明，当地有多家企业都曾向张借过“高利贷”。
2008年，常德一公司找张南华借了800万元，一年多时间，还了800万元本金和500万元利息，还欠1250万元。在张南华案中，找他高息借贷的，不只限于房地产业，还包括砖厂、药厂等，他的资金链条已渗入当地多个行业。
2011年4月29日，常德武陵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地下钱庄案。该案从警方侦查到开庭审理，历时一年多，卷宗多达62本。[page]
地下钱庄套取银行贷款
调查中部分中小企业反映，当地的银行县级支行，放贷一般只面向房地产项目或政府划定的重点工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逆抽血的过程，中小企业不但借不到钱，本地资金反而被抽出去了。
一位银行业人士透露，1月份的贷款放款还算正常，但从2月份开始就明显收紧了，到3月份就变了，有的银行甚至在月初就喊着没额度了，一些年前就获审批的客户贷款现在还被压着没放。有银行信贷员甚至直接表示，“如果把板子打在银行身上，银行叫屈。因为准备金率一次次提高，银行也感觉到‘差钱’。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只好惜贷。这是大环境决定的。”
对这一说法，在上海、江苏从事有色金属产品制造的章明持有不同意见。他说，自己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好，信誉亦佳，但从银行获取贷款也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些钱是从银行流到了地下钱庄，因为获利更高。”他告知，自己与不少钱庄人士都很熟悉，对方往往不讳言资金来源。
章明称，他们公司从没有向地下钱庄借钱，面对无法从银行借贷的问题，公司通过信用证的方式、利用时间差低价销售有色金属提前套现。每个月至少要套出一两千万元。
常德警方人士介绍，张南华在常德有着“地下银行行长”之称，其资金来源以从银行套取资金融资为主。该案专案组负责人介绍：“他们套取银行资金，有的是跟银行内部人员合伙，有的是虚拟一个贷款项目，个人资产做抵押，贷出来。”
民间借贷行为亟待规范
于相身陷高利贷泥淖、姚武遁走他方的经历，已成为中小企业艰难生存的一个缩影。
央行研究局今年披露的一份调查显示，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5.6%。一边是急需资金输入的企业，一边是蕴藏量可观的民间资本。活跃的民间借贷行为，一旦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损害的远不止借款人、贷款人的利益。
“现在民间借贷需求与国家相关法律严重不对等。需求旺盛，但是没有相关法律制约。对民间借贷，法律上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什么资金来源途径正当等。”当地一位律师认为。[page]
而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民间资本出路狭窄。今年4月，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尽管去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但是直到现在具体细则还没有出来，民间资本找不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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