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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伐林木罪量刑标准

盗伐林木罪量刑标准

发布时间 :2018-08-02 11:41浏览量 : 627
盗伐林木罪是指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或者个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量刑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在林区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一)、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二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一千株以上的;(二)、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珍贵树木二立方米以上或者五株以上的;(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等。
  •   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行为。


      1979年的刑事犯罪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森林的经营管理活动也逐步走向市场化,森林的经营管理出现了多元化的新格局。1997年的新刑法典确立了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这一罪名,对打击毁林犯罪,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笔者结合多年来的执法实践,谈谈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罪的犯罪特征,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在林区从事木材经营、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均可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

      二、本罪在主观上必须出自于故意,即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而非法收购。犯罪的目的是为了牟取非法经济利益。过失不能构成本罪,确实不知是盗伐和滥伐的林木或者虽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但不是出于牟利,(比如为了自用或转赠他人)都不能以本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6号)对“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中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应当知道,但是有证据证明属被蒙骗的除外:①在非法的木材交易市场或者销售单位收购木材的;②收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木材的;③收购违反规定出售的木材的。

      在执法实践中,对明知与不明知行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03年7月,丁氏三兄弟购得棉花冲和青冈冲青山两处,经乡林业站规划设计了棉花冲山场,丁氏三兄弟请人砍伐,因山林权属问题该山场暂停砍伐,于是三兄弟擅自将采伐山场转移到青冈冲山场进行砍伐,将青冈冲山场采伐的林木100余立方米卖给胡某,被查获。此案中,丁氏三兄弟无疑构成了滥伐林木罪,而胡某知道丁氏三兄弟所购棉花冲山场是属规划设计了的,对三兄弟移花接木的行径一概不知,因而,对此属于不明知,缺乏主观故意,不构成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罪。

      三、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首先必须有非法收购的行为,这种非法收购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未经批准,在非法的木材交易场所或者销售单位收购木材,价格明显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其次,所收购的木材必须是盗伐、滥伐的林木,如果收购的是非法经营罪、收购赃物罪,属竞合犯,因而,应择重罪论处,在执法实践中,要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再则,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罪的行为构成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发生在林区,林区外发生的不以本罪论罪,那么,规定所指的林区,笔者认为应当是指由省级以上主管部门划定的重点林业县这种区域的概念。

      四、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森林的保护制度。《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及地方性法规对森林的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保护规定。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罪客观上表现为,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是目的犯,情节犯罪,在林区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二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一千株以上的属“情节严重”。盗伐、滥伐林木是以立木蓄积为计量单位,而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是以木材材积为计量单位。针对当前林区社会治安秩序复杂的局面,一些木材经营单位和个人长期收购零星偷砍盗伐的林木,导致局部林区社会治安秩序混乱的状况,笔者认为:应以年内累计三次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计算,以收购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罪论处。

     
  •   核心导语:滥发林木罪的要件是具有的,那么其量刑的详细是具有两个幅度的,而另外盗伐林木罪的量刑幅度具有3个,那么这两个罪之间存在着怎么样的区分要素呢?

      滥伐林木罪,《刑法》345条第2款规定,是指违反森林保护法规,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签发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是违背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流上山的森林或者其他树木,数量较大的行为。

      本罪量刑有两个幅度:

      1、数量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数量巨大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盗伐林木罪,《刑法》第345条第1款规定,是指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

      本罪有三个量刑幅度:

      1、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出罚金。

      2、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数额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

      1、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数量较大的起点。

      2、一20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至2000株为数量巨大的起点。

      3、以100至2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至10000株为数量特别巨大的起点。

      

     
  •   一、概念及其构成

      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活动。犯罪对象,是盗伐、滥伐的林木。行为人在林区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的行为,极大地助长了盗伐、滥伐林木犯罪活动的蔓延、发展。对这种行为必须严厉打击。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林区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行为。收购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予以购买。如果行为人收购的是合法采伐的林木,则不构成本罪。收购行为必须是在林区。行为人在非林区收购林木的,无论该林木是否为盗伐、滥伐的林木,均不构成本罪。“情节严重”,是构成本罪的必要要件。情节严重,是指多次作案的;收购的数量较大的,屡教不改的;对管理人员履行职责进行阻挠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等。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根据本法第346条之规定,单位亦可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具有牟利的目的。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其收购的对象是盗伐、滥伐林木,是明知的。不知道收购的是盗伐、滥伐来的林木,不构成本罪。

      二、处罚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   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有什么区别?

      一、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的概念

      盗伐林木罪,根据《刑法》第345条第一款和《森林法》有关规定,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它林木,或者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之外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他人经营承包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

      滥伐林木罪,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和《森林法》有关规定,是指违反森林法规,未取得采伐许可证,或者虽然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任意采伐本人所有的林木,或者超过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

      二、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的主要区别

      盗伐、滥伐林木犯罪,是危害我国森林及其他林木的两种最主要犯罪。这两种犯罪都严重地破坏我国的森林资源,都侵犯国家对林木采伐的管理制度,在行为上都必须是盗伐、滥伐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同时,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作为《刑法》规定的不同罪名,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本质区别。

      1、犯罪客体不同。盗伐林木罪既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林木所有权,也侵犯国家对林木采伐的管理制度,直接侵犯两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属于复杂客体;而滥伐林木罪主要侵犯国家对林木采伐的管理制度,一般情况下,直接只侵犯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属于简单客体。

      2、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犯罪对象不同。盗伐林木罪的犯罪对象,既可以是普通树木,也可以是珍贵树木;而滥伐林木罪的犯罪对象,往往是普通树木,珍贵树木一般不能成为该罪的的犯罪对象。其二,犯罪方式不同。盗伐林木罪的犯罪者往往采用秘密方式,在林木所有者或管理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林木非法占为己有,具有秘密性;而滥伐林木罪的犯罪者往往本身就是林木所有者或管理者,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需要作任何掩饰,可以公然地非法采伐林木,具有公开性。其三,构成犯罪的数量要求不同。盗伐林木罪中所称的“数量较大”的起点是指2至5立方米或幼树100至200株;而滥伐林木罪中所称的“数量较大”的起点是指10至20立方米或幼树500至1000株。

      3、犯罪主观方面不同。盗伐林木罪只能出于直接故意,即行为主观上希望通过实施盗伐林木行为,积极地追求发生占有国家、集体或他人林木的犯罪结果,而且还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为目的是确定盗伐林木罪的必备条件;而滥伐林木罪既可以出于直接故意,也可以出于间接故意,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不是构成该罪的必备要件。

      4、犯罪主体不同。作为盗伐林木罪的主体,必须是林木所有者以外的自然人或单位;而滥伐林木罪的主体,既可以是林木所有者、承包经营管理者,其他自然人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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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几种具体情况的认定

      1、自然人以营利为目的,擅自砍伐自己自留山或承包山上的林木,看自然人对自留山或承包山上的林木是否有所有权(主要指林权证),林权属于个人的,无证砍伐应当定为滥伐,未确权的,无证砍伐应当定为盗伐。

      2、对于单位犯罪如何认定。如果单位无证砍伐属于本单位所有权以外的林木,单位的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或者个别领导以单位名义作出决定,属于盗伐林木犯罪,把盗伐林木或者违法所得用于本单位生产建设的,应视为单位犯罪。如果单位的领导擅自指使下属有关人员实施盗伐林木犯罪,并把盗伐林木或违法所得暗中私分、据为己有的,则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按盗伐林木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3、根据《刑法》第345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盗伐林木犯罪,除以营利为目的外,必须是盗伐林木数量较大的既遂犯罪,对未遂形态,是否追究行事责任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4、盗伐林木回避,采取消极的不作为的方式暗中帮助他人完成盗伐林木犯罪,护林员虽然没有以营利为目的,但是,护林人员故意不履行保护林木这一特定义务的行为,与行为人采取积极的方式进行盗伐,相互之间都有着盗伐林木的直接故意,因此,应按共同犯罪认定,如果构成犯罪,对护林员也应按盗伐林木犯罪追究法律责任。

     


  •   内容提要:对严重的盗伐林木案件在必要时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以盗窃罪论处;对不符合盗伐林木罪数量条件但达到盗窃罪数额标准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对于盗伐枯死林木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盗伐林木的行为能够转化为抢劫罪。

      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但也存在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对严重的盗伐林木案件能否以盗窃罪论处

      一般认为,规定盗伐林木罪的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与规定盗窃罪的第二百六十四条之间,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特别关系)。在通常情况下,对于盗伐林木的行为,应适用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以盗伐林木罪论处。这是容易理解和被人接受的。

      但是,在特别关系的场合,还可能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亦即,当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同一法律的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时,在特殊情况下,按照行为所触犯的法条中法定刑最重的法条定罪提起公诉。[3]但是,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与做法。

      首先,虽然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没有明文限定林木的范围,但是,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以保护法益为指导。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不仅包括财产,而且包括森林资源。即使承认枯死林木具有一定的生态功能,但枯死林木明显没有存活林木所具备的生态功能。山上已被伐倒的树木也可能具有一定的蓄水保土、防风固沙作用,但不能成为盗伐该林木罪的行为对象。

      其次,与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所具有的生态功能相比,枯死林木的生态功能更低。既然盗伐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仅成立盗窃罪,那么,将盗伐枯死林木的行为认定为盗伐林木罪,就明显不协调。

      最后,不能单纯以行政法规为根据扩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林木”的范围。这是因为,即使行政法条文的目的与规定行政违反加重犯的刑法条文的目的相一致,也不能将行政违反结果等同于犯罪结果。因为行政法强调合目的性,而不注重法的安定性,故可能为了达致目的而扩张制裁范围。刑法必须以安定性为指导原理,不能随意扩张处罚范围;适用刑法有关行政违反加重犯的法条时,不能将行政法禁止的一般违法结果,作为刑法禁止的犯罪结果。森林法的目的与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保护森林资源。但是,森林法及相关法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扩张了处罚范围。例如,根据森林法及相关法规规定,即使砍伐枯死林木,也需要权力机关批准。换言之,枯死林木被砍伐,也是违反森林法的盗伐、滥伐行为的结果。可是,枯死林木不能成为刑法上的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等罪的保护对象。盗伐枯死林木的,虽然侵犯了他人的财产,但没有发生侵害森林资源的犯罪结果,只能认定为普通盗窃罪;滥伐自己所有的枯死林木的,虽然违反森林法,但既没有侵害他人的财产,也没有侵害森林资源,不成立任何犯罪。

      综上所述,对于盗伐枯死林木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盗伐林木罪,而应认定为盗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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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盗伐林木罪能否转化为抢劫罪

      盗伐林木罪能否转化为抢劫罪,也取决于如何理解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从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的立场而言,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自然只限于侵犯财产罪一章所规定的普通盗窃、诈骗、抢夺罪,因为其他特殊类型的盗窃、诈骗、抢夺既然刑法规定了单独的罪名和法定刑,就有别于普通盗窃、诈骗、抢夺的犯罪,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件下,认为实施这类犯罪也可能转化为抢动罪,这同样是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4]据此,犯盗伐林木罪的不可能转化为抢劫罪。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肯定财产罪性质的特殊盗窃、诈骗、抢夺罪包含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前提条件之中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规定,并不能得出该前提条件仅限于第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六、二百六十七条的普通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结论。如果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明确规定了‘犯第二百六十四条的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诈骗罪、第二百六十七条的抢夺罪’,那么,严格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其他条文的盗窃、诈骗、抢夺罪就不能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但是,第二百六十九条没有这样规定。”[5]据此,犯盗伐林木罪的可能转化为抢劫罪。

      在本文看来,两种观点的问题都表现为将案件事实固定化。前一种观点的基本理由可取,但导致了不合理的局面。例如,与盗窃已被伐倒的林木以及盗伐农民房前屋后的树木的行为可以转化为抢劫罪相比,更应当肯定盗伐林木的行为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后一种观点的结论可取,但基本理由有疑问。本文认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当限定为犯第二百六十四条的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诈骗罪、第二百六十七条的抢夺罪。这样解释不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同样,承认盗伐林木的行为可以转化为抢劫(即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并不意味、也不需要将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规定的“犯盗窃罪”扩大到(或类推到)“犯盗伐林木罪”,而是说,盗伐林木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可以将其评价为盗窃罪;在盗伐林木的行为人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时,司法机关可以将事实评价为行为人在犯盗窃罪时,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因而应当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论处。这样解释,既得出了合理结论,也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注释:

      ①对于行为主观上打算、客观上也足以盗伐数量较大甚至巨大的林木,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达到盗伐林木罪的数量标准,也未达到盗窃罪数额标准的,可以认定为盗伐林木(未遂)罪。

      ②基于同样的理由,当本犯盗伐林木的行为没有达到盗伐林木罪的数量标准,但达到了盗窃罪的数额较大要求,行为人故意非法收购、运输该盗伐林木,虽然不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构成要件,但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构成要件的,应适用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定罪量刑。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35.

      [2]真少萍,吴孔宝.关于枯死树木是否列入盗伐滥伐林木犯罪对象的问题探讨[J].林业经济问题,2004.(1).

      [3]梁民权.无证砍伐枯死树涉嫌盗伐被起诉[N].检察日报,2004-3-2.

      [4]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47.

      [5]刘艳红.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范围的实质解释[A].赵秉志.《刑法论丛》(第13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07.

     
  •   核心内容:盗伐林木罪,是指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或者个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那么关于盗伐林木罪的认定问题,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盗伐林木罪,是指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或者个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林业资源和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所有权。

      盗伐林木罪的认定: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数量较大的,依照我国刑法第345条第1款的规定,以盗伐林木罪定罪处罚:(一)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二)擅自砍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三)在森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因此,决定盗伐的性质,不仅在于非经合法批准而秘密砍伐,而且还在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了国家的林业资源的管理职能和国家、集体或个人对林木的所有权。林木权属争议一方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擅自砍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以滥伐林木罪论处。


      按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盗伐林木“数量较大”,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0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至20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以100至2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至1万株为起点。林木数量以立木蓄积计算,计算方法为:原木材积除以该树种的出材率。“幼树”,是指胸径5厘米以下的树木。对于一年内多次盗伐少量林木未经处罚的,累计其盗伐林木的数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将国家、集体、他人所有并已经伐倒的树木窃为己有,以及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按刑法第345条第1款的规定,犯盗伐林木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盗窃林木罪名的认定是怎么样进行认定的呢?主要的要件与及辩护需要怎么进行整理与及要求的呢?如果是书写辩护词,那么辩护词具有哪些必然要求,

    盗伐林木罪无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XX律师事务所接受了被告人李某某的委托,并派我担任本案被告李某某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公诉机关对其指控的罪名及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发表以下辩护观点,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在合议时充分考虑并采纳:

      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某的行为构成盗伐林木罪。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第345条第1 款和《森林法》的有关规定,所谓盗伐林木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和其他林木,擅自砍伐本单位或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或者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要构成盗伐林木罪,还必须具备四个构成要件:

      第一,主体一般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第二,主观态度必须是故意;

      第三,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森林管理制度和国家、集体、或他人林木所有权;

      第四,客观上实施盗伐林木的行为。这四构成要件是必备要件,缺一不可以构成盗伐林木罪。要确定罪非罪的界限,还要一个构成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依据法律授权,浙江省的立案标准是:数量较大是2立方米或者幼树100株,数量巨大是2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株,数量特别巨大是100立方米或幼树5000株。此处的立方米是立木蓄积。而立木蓄积的计算方法是:原木材积除以该树种的出材率。幼树是指胸径5厘米以下的树木。以上是有关处理本案盗伐林木罪的部分法律依据。正确理解有关法律规定,是处理本案的关键。现辩护人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依据盗伐林木罪必须具备的四个构成要件内容,认为被告人李某某不具有盗伐林木罪的主观表现要件:因为,盗伐林木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并且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只有明知被采伐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是国家、集体所有或者明知被采伐的林木属于他人所有,而故意实施盗伐行为,并且,在主观上希望发生占有国家、集体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及占有他人所有的林木的犯罪结果,才能构成本罪故意的内容。同时,行为人还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而本案李某某自始至终都认为34.亩山上的地表作物是杨某一杨某以及杨某一家的,没有认识到是村民小组集体的或者说是他人所有的林木。这一事实,辩护人通过当庭询问三名被告人时,三名被告人都肯定回答。(注:这事实有利于被告人,而侦查机关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没有收集,违反了《刑诉法》第89条规定。)事实上,本案第三被告杨某某也一直认为山上的树木归他们家所有。试想一下,就杨某及杨某一、杨某一家都不清楚山上的财物的归属,李某某就更不清楚了。所以,在协商承包过程中,杨某一杨某及杨某全家都同意承包种白茶,又同意他自己去搞(见:杨某一07年4月19日的笔录第2页),当时,李某某认为山上柴禾和树归杨某一全家的是符合正常、普通人的认知标准的,也就是,李某某没有明知34亩承包山上的柴禾和树的财物所有权是村民小组的认识因素。如果杨某或者杨某一对他说山上的柴禾树是生产队的。在征得村民小组同意前,李某某李某是不会去承包的,况且,杨某一也没有告知是生产队的,还同意他们去搞,错应当归究于杨某一,要追究责任应当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是明知的。

      本案始终也不会发生砍到的树木及柴禾归被告人所有的事实。因为被砍的柴禾一部分被贵州民工以柴禾折抵工资占有了,一部分被安徽民工砍掉的柴禾和谈某某砍的树木至今还在山上。更不是被告人案发后来不及销赃,是因为李某某他们就没有占有柴禾及林木的想法,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尽快清理山上的柴禾,种上白茶苗。公诉机关不能就二名被告人于2007年8月2日供述的记载有委托内容的笔录来证明他们就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辩护人认为不能排除该笔录有诱供的嫌疑。况且,根据公诉机关提交的被告人与杨某、杨某签字的领条可以证明,山上地表柴禾由领取保证金的一方即杨某杨某在十月底前清理,没有委托杨某雇请民工砍伐的内容。《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法定证据有七种,第一、物证、书证,第二、证人证言,第三,被害人陈述,第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在本案既有书证,又有被告人供述的,且证明内容又有不一致的情况下,辩护人认为应当依据《刑诉法》的规定,优先采用书证证明的事实来认定还原本案事实。至于被告人杨某领取保证金和补助金后,如何聘请他人砍伐,如何以柴禾折抵工资,地表柴禾归谁所有,都不是被告人李某某行为所能控制的,都不是被告人李某某指示的,公诉机关不能以杨某的推卸责任的证言来证明被告人李某某具有以柴禾折抵工资即非法占有的故意。据此,被告人李某某李某二人承包山地的追求愿望是开垦后种植白茶,叫人砍伐柴木是希望早点清山后赶时间种上白茶苗,不具有积极追求山上的柴禾和树木砍伐后归其所有的直接故意。

      本案不是共同犯罪,被告人李某某没有与杨某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共同故意。假如说杨某涉嫌盗伐森林犯罪,李某某没有及时审查山上的树木是归杨家的,也只能是过失。李某某不是公务人员,也不是《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山地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假设本案构成盗伐林木罪,所有权人是村民小组,承包使用人是杨全家)没有法定义务去审查地表作物所有权是谁的,所以,过失既不构成共同犯罪,也不构成盗伐林木罪。

      总之,案发前,李某某不知杨某、杨某对涉案34亩山林无所有权,他们以为山上的木材及柴禾是杨某、杨某的,也就是与杨某在笔录中供述所说的分给他们家后,山上的柴禾归他们家所有一样的认识,没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主观愿望。综上,公诉机关目前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李某某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主观故意。[page]

      盗伐林木罪在客观方面具体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方式有: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的林木的;擅自砍伐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的国家、集体所有的林木的;擅自砍伐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林木的;违反林业行政主管都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核发的采伐许可证的规定,采伐国家、集体及他人自留山上的或他人经营管理的森林或其他林木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擅自采伐其他单位管理或所有的林木的;集体组织擅自采伐国家或其他集体组织所有的林木,数额巨大的。根据司法解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哄抢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上述林木,情节严重的,也应以盗伐林木罪惩处。决定盗伐的性质,不仅在于非经合法批准而秘密砍伐,而且还在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了国家、集体或个人对林木的所有权。过去理论上一般认为,区分滥伐和盗伐的界限,以是否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并取得采伐证为标准。滥伐是指经主管部门同意,但未按采伐证规定任意采伐的行为;盗伐是未经主管部门同意,秘密采伐的行为。但是,由于森林法施行之后,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者个人所有。因此,不经主管部门批准而采伐本单位或者个人所有的林木的,显然不宜再以盗伐林木罪论处。所以,现在以林木的归属为区分滥伐和盗伐界限的标准成为通说。滥伐林木罪采伐的是归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所有的林木;盗伐林木罪采伐的是归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林木。我国的林权制度改革是从一九八三年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土改以来的林权及林地和林木所有权都归集体所有改革由集体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管理,实行林地所有权与林木所有权分离改革制度。2006年,我省又进行了新一轮山林延包,承包期50年不变,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林木积极性。据此,83年颁发的林权证自然就不具有证明力了,应当以安吉县林业局在2006年重新确权颁发的新的林证权为准。就本案当事人的杨某、杨某一的承包山地的所有权归郎家坞村民小组无可争议。所要争议的,杨某一、杨某承包的林地是责任山还是统管山?辩护人通过调查得知,杨某一、杨某转包给李某某的山是责任山,而非统管山。

      这一事实由安吉县递铺镇马家村委证明予以证实。假设是郎家坞生产队的统管山,那么案发前也承包给杨某个人,双方的责权利以合同约定,承包山上的林木所有权也归杨某个人所有。那么,李某某是经过承包户杨某杨某一同意后才派人砍树的,没有侵犯杨某杨某一个人的林木所有权。况且,从李某某提交的一份杨某一杨某申请可以推定马家村民委员会及郎家坞村民小组是同意李某某砍伐后将该山用于种植白茶的。因为,杨某等人砍柴、李某某雇安徽人砍柴及谈某某砍树在前,申请时间在后,在郎家坞村民小组以及马家村民委员会的印章盖在杨某一杨某申请上,证明了郎家坞村民小组认可了杨某、李某某已进行的行为。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李某某他们不是擅自砍伐行为。所以,李某某在本案的部分砍伐行为是经过林权人即郎家坞村民小组及承包户杨某一、杨某同意的,没有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客观上没有实施盗伐森林或其他林木的行为。

      辩护人认为:间接故意即放任行为不可能构成盗伐林木罪的主观表现要件:因为,盗伐林木罪的的危害行为是客观上存在着行为人的砍伐行为,没有砍伐林木的行为,不可能构成本罪。所以,间接放任行为不是本罪的主观要件。盗伐林木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森林管理制度和他人财产所有权。本案不能以李某某知道砍伐林木需要办理采伐许可证而尚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就去承包杨某一的承包山这一行为推定他具有盗伐林木罪的主观故意。本案杨某收取保证金后,安排他人砍伐,具有教唆行为,杨某应承担责任。而李某某没有安排他人即贵州人去砍伐,没有教唆行为,也就是没有直接故意叫他人砍伐的行为。所以,李某某对杨某叫人砍伐的林木不承担责任。

      另外,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刑诉法没有规定可以推定的事实。所以,本案的任何犯罪事实都需要公诉机关提供证据证明。

      综上,本案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盗伐林木罪。

      第二,公诉机关指控的李某某的砍伐数量情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由上所述可知,杨某雇人砍伐的柴禾数量不是李某某指示的,不能认定为共同行为。那么,李某某等二人后来雇人砍伐的上半山柴禾为多少,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举证责任在于公诉机关,而非李某某等二人。

      公诉机关当庭提交的补充证据不合法。因为,在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没有建议延期审理,法庭又没有同意延期审理的决定,公诉机关无权作出补充侦查的决定。据此,公诉机关提交的10月19日由公安机关的侦查的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程序上不合法。辩护人对内容及证明力有权不质证。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由安吉县林业局科学鉴定委员会出具的鉴定结论鉴定主体不具有司法鉴定资格,鉴定方法不具有科学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李某某犯罪结果的证据(注:具体理由见审理过程中提交的重新鉴定申请书)。

      第三,李某某的行为涉嫌构成滥伐林木罪。

      滥伐林木罪是刑法第345条第2款规定的罪名。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保护林业资源的管理制度。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规,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本罪在法定罪状上与盗伐林木罪的不同点是有违反《森林法的》规定。不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可能不构成滥伐林木罪。我国〈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细则》等法规,对森林经营管理、森林保护、森林采伐以及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林木的所有权、使用权和采伐权相分离。不能因对林木拥有所有权、使用权而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并不领取采伐许可证进行采伐,或者虽领取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否则,可能构成滥伐林木罪。据此,本案李某某等二人为了发展经济,在马家村郎家坞村民小组所属的山林进行开垦种植白茶,动机目的是良好的。但没有依法办理采伐许可证就雇人砍伐。违反了森林法的规定,如果公诉机关的证据达到浙江省滥伐林木罪的数量较大20立方米,那么,李某某的行为就涉嫌构成滥伐林木罪。

      第四,李某某具有法定自首情节。[page]

      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或者立功表现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动投案,是指在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司法机关、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说明自己实施了犯罪?或某种犯罪 的行为。犯罪嫌疑人因司法机关捎带口信或接到电话通知后,自动到司法机关接受询问或调查,并能如实供述罪行的,应当认定为自首。因司法机关的口头通知或电话通知等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故上述行为符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的要求。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到司法机关后矢口否认与司法机关所查询的犯罪存在任何关系的,不能认为是投案。而本案李某某的行为符合上述自首条件。因为,李某某于3月1日在亲友陪同下,到安吉县森林警察大队说明自己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是于2007年3月12日立案侦查的,是在公安机关讯问、采取强制措施前。李某某是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的,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从询问李某某笔录的内容来看符合如实供述的基本特征:因为,李某某直接承认有承包山林事项,没有否认砍树事实,还交待了砍树及柴禾是自己叫人或杨某叫人砍的。时间、地点、面积,三个同案犯全部讲清楚,主要事实已讲清楚。况且,公安机关在以后的侦查过程中,基本是以李某某的笔录线索进行的。而且,在公安机关立案前,李某某已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向基层领导如实反映,并向法庭提交了有关证据。据此,辩护人认为李某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67条的规定,是自首,请合议庭予以认定。

      《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李某某在羁押过程中,检举他人犯罪行为,被安吉县公安局查证属实,并有安吉县看守所建议从轻处罚材料证实,据此,辩护人认为,法庭应予认定李某某具有立功情节.

      第五,李某某还具有以下酌定情节。

      李某某当庭自愿认罪,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犯罪分子具有认愿认罪的情节,应予以酌定从轻处罚。

      李某某是初犯,案发前一贯表现良好,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案发后,具有悔罪表现,改造态度明显,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事实。

      第六,量刑建议:

      综上所述,李某某等人的行为破坏了环境资源,如果公诉机关提供证据足以证明犯罪事实的,本案应区别对待。辩护人认为:森林资源不同于一般财产,具有双重效用:作为生产、生活资料,它具有经济价值;作为生态资源,它具有生态价值。本案几名被告人已给本县的局部森林资源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这已是不可更改的的事实,他们应当受到〈刑法〉的惩罚。但是,森林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与其他资源相比最大区别,就是它最容易在人为的和自然的条件下遭到破坏,同时又在人为的条件下得以恢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森林资源是可以再生的。人工植树造林是恢复森林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判令毁林犯罪分子植树造林,能让自然资源在遭受破坏以后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得以恢复,从而是犯罪损害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得到及时修复。判令犯罪分子以植树抵罚金做法,已在全国各地法院进行了大胆尝试,比如黑龙江省的林区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等等。这样的判决,既可以使被毁的森林得到恢复,有助于生态效益的补偿;又可以使毁林者体验到造林的艰辛,有利于预防犯罪,增强办案效果。所以,辩护人建议,合议庭在合议时充分考虑对几名被告人判处缓刑,并根据〈森林法〉的规定,判令他们缴纳一定的赔偿金,在一定期限内补种树木或者在林业部门的指导下补种其他植物。

      综上所述,本案李某某既有自首情节,又有立功情节,辩护人建议合庭议充分考虑在法定刑以下减轻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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