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交强险制度中关于保险人的免责规定
导读：
我国交强险制度中关于保险人免责规定存在的困惑
我国《交强险条例》对保险人免责规定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第一、事故是由于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例如自杀行为;
第二、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包括，无驾驶证的、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一致的、其他非有效驾驶的情况;
第三、醉酒驾驶的：这里要区分饮酒驾驶、酒后驾驶与醉酒驾驶的区别，关于酒后、醉酒的标准，全国未有统一的规定。适用该条应注意饮酒和酒后驾驶不属于保险公司部分免责的范围;
第四、机动车被抢盗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
第五、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
以上第一种情形《交强险条例》规定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全部免责);第二至第五种情形规定保险公司只在医疗费保险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附条件全部免责)。
存在问题：
1.以上第一种情形保险公司全部免责是国际通行的规定，并不存在问题，但同时也存在一法律“盲点”，也就是在受害人与被保险人串通故意制造事故的时候，到底是适用保险公司全部免责的规定，还是适用附条件的全部免责的规定呢?这一问题，需要立法者进一步明确。
2.第二至第五种情形规定保险人附条件全部免责之不妥。
第二至第五种情形属于驾驶人“恶意”的驾驶行为，条例规定保险人的附条件全部免责的目的，通说认为：首先，通过让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让“恶意”驾驶人承担更多经济赔偿，加强对其的惩罚力度，通过对违法者的经济制约，提高道路通行者的守法意思，维护交通安全秩序;其次，避免被保险人牟取保险金而故意知道交通事故，危害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笔者认为，立法的原意的合理性是正当的，但以上规定实际上将对“恶意”驾驶人的惩罚间接转嫁给了受害人，下面笔者通过一个实际案例加以分析。
现实案例：2007年1月24日，A醉酒驾驶机动车与B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导B受重伤的交通事故。经认定A负事故的主要责任，B负事故的次要责任。A车在事故发生时已在C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险。
该案经审理，法院判令A向B支付赔偿款共计200000元，保险公司无须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案件生效后，A无力赔偿，B于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经查证A除涉案事故车辆外，并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最终，该案B只能获得涉案事故车辆的执行款8000多元。笔者认为，条例的规定变相将对“恶意”驾驶人的经济惩罚转嫁给了守法的第三人，不利于体现公平原则，同时也会造成社会负面影响。实务审判中，这样的案例经常出现，
从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来看，其对于驾驶人醉酒、吸毒或无取得驾驶资格驾驶等行为都属于保险人免责的事由。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规定，保险人以上的免责事由不能对抗受害的第三人，唯通过制度设计涉及，保留对“恶意”驾驶人的经济惩罚。
日本：按日本商法第六四一条虽规定，因要保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人不负填补责任，但是，该处的免责，并非可直接拒绝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乃是对受害人支付损害赔偿金之后，再依自赔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向政府请求补偿。而政府则是依据自赔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对被保险人求偿。
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加害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险人乃应依本法规定给付保险金，但得在给付金额范围内，向加害人求偿：一、酒醉或吸食毒品、迷幻药而驾车者;二、从事犯罪行为或逃避合法逮捕者;三、自杀或故意行为所致者;四、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而驾车者;五、未经被保险人允许而驾车者。
小结：被保险人(驾驶人)的故意或者其他恶意行为所致的保险事故，于一般保险中，均属道德危险，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然而，为保障受害第三人，不使受害人因被保险人的故意或者其他重大事由，便失去获得保险金赔偿的保障，同时，对保险人在赔偿以后，再向被保险人求偿，由被保险人对此类情形负终局的责任，并无不公平之处。有保险界人士认为，这种制度的设计，会导致保险人的责任的加重。但笔者认为，与法律对“人”生命健康价值的关怀而言，保险公司的这点负担并不显得特别沉重，况且以保险公司的人力、经验、财力，承担求偿的麻烦并无大碍，其尚可通过调整保险费以求得无盈无亏的平衡。保险公司在赚取高额的利润的同时，应更多地承担起缓解社会矛盾、保障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填补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如果可以对抗，势必使责任保险保护受害人利益的法律目的落空。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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