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悲与喜
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伊利诺州政府大楼，2003年1月份的市价在1000万美元左右，而在1994年，它曾以200万美元出售。
万向集团总裁鲁冠球认为遇到了机会，欲买下它，作为公司在美国的基地，不幸的是，面对中国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及繁琐、周期漫长且毫无定数的外汇投资审批过程，最终未果。
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制造业投资领域。1997年，江苏省技术进出口公司在美国建立一家锄草机合资企业，总投资100万美元，中美双方各占50％。由于当时美国市场始旺，中国国内尚没有一家整机出口企业，双方约定，60％散件从中国采购，40％在美国本土采购，即便如此，一台整机的原材料采购总成本也仅为 800美元，而组装后整体售价达1400美元。
1998年，合资企业需要增资，美方出于其他原因的考虑，不打算再追加投入，中方得到了扩股的难得机遇，但是，按照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国内外管局催促公司外汇核销，中方难以得到国内母公司的资金支持，由于资信不够，该公司在当地银行又很难获得贷款，最终丧失了机会。
不过，幸运的是，在此后不久，国内的另一家私人公司———德隆集团，以体制上的灵活优势，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支持，最后还是将锄草机产业送出国门———德隆集团在美国买下了另一家锄草机生产企业，该企业在美国一共有四家生产厂，至目前，已经将其中的三个生产厂转移搬至中国，以此获得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它在美国收购该企业的真正意图是，得到该公司的销售网络及管理人员。
现在，浙江永康的一个做电动工具的商人，正悄悄地在附近的
武义县建起了一家锄草机企业：“这很可能意味着，一年之后，中国的锄草机将更大面积地占有国际市场份额。”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刘吉认为，从德隆收购美国企业，到永康商人的产业紧跟，可以作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新指引。
相较行之已久的“毛巾模式”——出口价1.4元人民币的手巾，经美国代理商分销，最终居然可以在美国市场卖到2美金或者更高——此举无疑将使中国制造业真正走向强大。
无论万向还是德隆，都体现着中国实行的“走出去”战略的实质内容。
刘吉认为，21世纪的中国有两大战略：一是西部大开发，另一个就是“走出去战略”，“两个翅膀，缺一不可”。
但是，“走出去”战略在我国一直有如蜗行，“只体现为个案”。[page]
不过，2002年下半年，突然刮起的国企对外投资飓风，已然对2003年中国资本走向世界预演着前奏——
2002年10月，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斥资6000万美元，购入大宇汽车（通用汽车持股10％）的股份。紧接着，中国网通与亚洲全球电信达成收购协议，成为首家并购海外公司的中国电信服务营运商。
2002年，中国公司海外投资达24亿美元，而2002年之前，累计对外投资只有70多亿美元，很显然，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在加快。
因此，美国《商业周刊》在不久前的一期刊文称，“中国企业掀起购买海外资产风潮”，“小数字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雄心，中国公司的其中一个策略是以购买资产打入新市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认为海尔收购意大利冰箱厂，是一种“划不来”的行为。“现在当地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些企业图的并非是那些过时的设备，而是获得打开当地市场至关重要的——对销售网络与当地市场的认知。”
悲喜成因
事实上，由于一脉相承的政策限制，中国资本似乎错过了很多历史机遇。刘吉强调，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有很多企业具有价值，但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都丧失了这个投资机遇，比如四通公司曾计划买下
香港百富勤。
中国是目前国际上少数实行外汇严格管理的国家之一，这种严格管理的外汇制度实施理由大致有两个：一、我国外汇稀缺，二、防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上海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张幼文认为，以现在中国高居世界第二的外汇储备额来看，头一个理由已经不复存在。
至于第二个，张说：“是外汇管制政策迟迟不能放松管制的根本原因之一。”
根据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2002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境外投资企业近7000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100亿美元左右，在这些资本所投资的项目中，有67％的境外投资是不赚钱的。
“经过批准的境外投资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总体上看，境外投资和国内投资的效果大致相同。”
对此，刘吉认为，大部分走出去的企业失败了，败的不是“走出去战略”本身，而是体制原因。
“目前，很多在外投资的企业机构，只是作为接待官员访问的成本部门，而不是利润部门。”
在市场意义上，张幼文认为，单纯的产品出口具有不可持续性，以投资带动国内产品出口是可持续之道。
更重要的是，境外投资不一定全是现金，这对于我国很多领域过剩生产能力的转移而言，至关重要。事实上，发达国家向中国所进行的产业转移，大多属此类。[page]
另一方面，国际投资理论创始人约翰·邓宁将一国的投资发展状态分为三个阶段：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国家起步时以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的初级不平衡阶段；随着对外投资的增加，进入国际双向投资相平衡的中级平衡阶段，或者对外投资大于吸收外资的较高层次的不平衡阶段；最终走向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相匹配的高级平衡阶段。
据此，上海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谢康认为，中国内地正进入中级平衡阶段的起步时期；台湾地区、韩国、香港地区等已进入中级平衡阶段；德国、日本则处于较高层次的不平衡阶段；美国、英国则较完善，进入高级平衡阶段。
但政策因素以及因政策限制而整体上受禁锢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意识，使我国对外投资进程显得不畅。
我国目前是净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吸引外资）为负数最大的国家，中国2002年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500余亿美元而居世界之首，谢康说，今后的任务是，能不能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对外投资能力，能不能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能不能带动中国企业整体增长。
另外，我国外汇储备总额已达每月进口所需外汇额的15倍（国际正常标准一般为4倍左右），以及近年来我国外汇出逃现象的实际存在、非常多的民营老板选择移民而带来种种不良后果，也需要政策放松外汇管制，进而因势利导。
2003年“走出去战略”迎来春天
种种迹象表明，2003年是走出去战略迎来春天的标志性年份。
2002年12月24日，国务委员吴仪在全国外经贸工作会议上强调，“走出去”发展是党中央确定的、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
从2002年10月1日开始，外管局陆续在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广东和福建等6个省市推行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最新的消息是，
北京、
天津等省市已提出了参加试点的要求。
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王雅范说，扩大外汇管理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在限额内允许购汇进行境外投资；明确境外投资的产权关系和境内投资主体，强化境内投资主体的管理责任；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手续，明确境内机构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来源；对不同类型的境外投资项目，在用汇方面体现了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政策；消除由于投资主体所有制性质不同而产生的政策差异；加强对境外投资的事后管理与监控。
浙江试点的内容体现在：同意浙江的企业在 2002年10月1日到2003年9月30日期间，只要整个浙江省境外投资购买外汇总量不超过两亿美元，浙江企业购买外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受到限制，并且允许浙江企业通过国内商业性外汇贷款、国内政策性外汇贷款甚至境外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此前，向境外投资的企业必须持有外汇存款。[page]
审核材料也由以前的11项简化为5项，在政策松绑前，境外投资仅办理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外汇风险审查，就须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供12种申报材料，涉及国内外十多个部门，而且需通过国家外汇总局批准。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资本稀缺状态，在外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走出去？也就是说——弱者如何争取双赢？
刘吉认为，首先要有一个战略的考虑，“悲观论”与“乐观论”都不足取。
在这方面，道理正如当年抗日战争，要打持久战，要经历战略撤退、战略僵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整体上讲，2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完成了战略撤退阶段，现在已进入僵持阶段，这一阶段还要经过20年—30年时间。
因此，要抱着打“持久战”的心态，切忌“一窝蜂”地走出去。不过，至少应该出现一个走出去的群体。
原因是，由于开放、市场化的早晚不同，每个行业所处的阶段也有不同，比如说，家电行业已进入反攻时期。
而更多的产业，应“避开城市，到农村去”，这里的“农村”是全球化意义上的“农村”——非洲、拉美等地。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城市”，在“城市”里用“游击队”，保持灵活性，看准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而对于大多数优势并没有充分显现的领域，并不要急于走出去，“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市场，为什么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呢？在中国市场养壮了，再走出去”。
让1亿农民走出去
与外汇管制下资本要素被捆绑相一致的是，大量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以“身份证”的形式被关在国内。
“事实上，最有条件走出去的是中国大量的普通劳动力。”刘吉说。
“世界上只有朝鲜和中国两个国家实行身份证制度，”刘吉反问，“为什么不给每人发一本护照？”
刘吉认为，中国已经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不能再用老办法管理劳动力问题，目前它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负担，从正面看，它才是我国最大的一笔资源，应该放手让他们到市场中得到有效配置。走出去，不但要使资本（包括过剩生产能力）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进行劳务出口。农村要实现产业化，有1亿多富余人口，城市也有3000万—4000万富余劳动力。
“留在家里是负担，走出去便是资源。”刘吉说，欧美的劳动力资源很整齐地分为两大队：一、知识人才，二、公子哥儿群体，而普通劳动力稀缺。[page]
因此，西方国家21世纪的普遍任务，一是经济发展问题，二是解决由于人口老化、出生率低而造成的普通劳动力短缺问题。这对中国劳动力出口是个机遇，应积极准备。“为什么我国东南沿海，人蛇现象打不完，就是因为国外有庞大的劳动力需求”。
刘吉作了一个假设，今后20年，中国输出1亿劳动力，以每人每年寄回1000元计，那就是1000个亿。
实现并不难，只要每人发一本护照就完全可以实现。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的“游击队”太少，所以中国的留学生大多数要在美国扫地、端盘子。
菲佣如今已随着外资而大量进入上海，原因很简单，外国人认“菲佣”这个品牌。很显然，菲律宾已经将“佣人”以产业化的方式培训输出。
“菲律宾人从小说英语”并不是中国人走不出去的借口，只要明确“培养合格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这一目标，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
比如说，全世界说葡萄牙语的有1亿人口，而且大多是发达国家人口，我们可以以澳门为培训基地，然后经澳门进入葡语国家劳动力市场。“目前的管制政策，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而没有将人口当做劳动力资源来管理，应该尽快改变。”刘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