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棠

为向**妨害公务一案的辩护意见公诉人：受向**亲属的委托，担任被告人向**的辩护人，依法为其辩护。现辩护人根据古丈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和会见向**所了解的情况，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人在提起公诉时参考。一、本案案情简单，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辩护人认为本案案情是比较简单的，现简述如下：2006年7月14日，古丈县**村民向a向古丈县罗依溪镇派出所报案，称其小卖部失窃，丢失十多条芙蓉王香烟，疑为被告人向**的小孩舒b（13周岁，初一学生，放暑假在家）与其他3个小孩所为。接到报案后，古丈县罗依溪镇派出所所长向c率两名干警于当日上午10点左右驱警车赶到现场。他们找到舒b后，在其父母均在家里的情况下，未通知其父母，即把舒带上警车，带到古丈县公安局进行了长达8小时之久的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询问”。舒b失踪2小时后，舒的父亲舒代银从他人处得知儿子涉嫌盗窃被公安抓走了，异常震惊，多次给办案民警打电话，要求放人，但均遭到办案民警的断然拒绝。下午7点左右，办案民警三人驱警车将舒b送回村子里，让孩子自行回家，没有同孩子父母见面、说明情况，即准备驱车回城了事。舒的父母舒代银和向**两人问清孩子没有偷窃后，即手持刀子冲上前去，拦住准备离去的办案民警三人讨要个说法，向**对派出所向c讲：“我小孩在学校有老师管，放假有家长管，你们把我小孩抓走，没有跟我们家长讲，这一点有没有错？”向c讲：“这一点有错。”向**接着讲：“你们有错，要给我赔理放炮竹，你们不给我放炮竹，我就睡在你们车底下，不准你们开车走。”这样，为要求放炮竹赔理的事，双方发生争执，向**坚持要办案民警放炮竹赔理才能走，而办案民警不同意。随着争执的激化，双方发生推搡冲突，冲突中，向**用刀背敲了一下派出所所长向c的手背（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踢了向c两脚，打了向c一耳光，古丈县公安局在接到三名办案民警的电话后，即派人将向**和其丈夫舒代银以妨害公务当场抓捕关押。这就是本案的事实经过，可见，本案就是一起公民为了维权而引起的警民纠纷，事实简单，情节简单，危害后果也不严重。在这个小冲突中，作为派出所所长的向c手背被向**用刀背敲了一下，导致轻微伤，同时被向**踢了两脚，打了一耳光，他们三名办案民警返回县城被滞留了一个多小时，这就是本案的全部危害后果。在这个小冲突中，向**因不满公安抓其小孩并控制其人身自由长达近8个小时而要求公安放炮竹赔理道歉，得不到满足之后情绪不能控制而与公安人员争吵、拉扯，并进而打了公安人员。这些行为是违法的，但没有导致严重后果，因此，辩护人认为还是应当把这次小冲突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较为适宜，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法，即用批评、教育和适当的行政处罚的方法来化解这次警民冲突所给双方带来的心理隔阂和怨恨。这对缓和警民矛盾，保护一方稳定，维护社会和谐更为有利。在刑事司法工作中，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保护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历来是一部重头戏。而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实践中又是特别难于区分的。这次警民小冲突中，辩护人认为向**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在一定程度侵犯了人权。但是，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尚达不到犯罪的程度，况且该行为由于公安违法办案过错在先引起的，不宜把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去解决。因此，建议公诉人在审查起诉过程仔细分辨其社会危害性的轻重程度，科学地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给本次警民小冲突的性质作出准确的界定。二、导致这次警民矛盾激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安违法办案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是公民维权方式不恰当。这次警民纠纷的发生及升级，辩护人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既有警察的原因，也有公民的原因。从警察一方来讲，是警察在办案过程中未遵循法定程序，有滥用职权违法办案的之嫌。而从公民一方来讲，是公民的维权方式不恰当，走向了极端。公安违法办案在先，公民维权走向极端在后。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通盘考虑，才能准确地认识本案和处理本案。1、公安违法办案。公安违法办案主要集中表现在随意抓人，长时间控制他人人身自由，未通知法定监护人三个方面。向**的儿子舒b年仅13岁，依法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不受刑事追究。可是，公安干警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报案人报称有村民看到舒b和几个小孩在报案人房屋附近玩耍而抓了舒b，并把他带到离案发地15公里之外的县公安局进行问话，控制其人身自由长达近8小时之久，并且其间舒b父亲得知情况后，打电话要求公安干警放人而被公安干警拒绝。公安干警在抓人时未通知小孩的父母，把小孩送回村里时也未与小孩父母见面说明情况。公安干警的这些行为，不仅违反法定办案程序，影响了小孩的名誉，也极大地伤害了小孩父母的感情。公安干警说是询问，可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询问的对象应当是证人或被害人，询问的地点一般是证人或被害人的住所地，并且既然是询问，在小孩的父母得知小孩被抓走后，打电话与公安干警联系，要求其放人时，应当向小孩父母说明情况，并及时放人。可是本案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公安把所谓的“证人”抓起来了，并带到戒备森严的公安局来询问，“证人”是未成年人，其父母电话要求放人时，既不说明情况，也不放人。这种情况说明公安干警不是在询问“证人”，而是在讯问嫌疑人呀。如果按公安干警所说的询问的话，那公安干警没有遵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询问证人的规则，是在滥用职权。而如果把公安干警的这次询问界定为讯问嫌疑人的话，则公安干警严重地违反了未满14周岁的公民不受刑事追究的法律规定。因此，对公安干警的这次办案行为，不论是公安干警自己讲的“询问”，还是我们认为的“讯问”，公安干警都是违法的。这一点，按照向**的说法，派出所所长向c自己也承认错误。在公安干警送小孩回村时，向**拦住准备坐上车离去（回城）的向c等公安干警质问：“我小孩在学校有老师管，在家有家长管，你们将我小孩抓走，没有跟我们家长讲，有没有错？”向c讲：“这一点有错。”我们认为，公安干警的这一种错不是一般的违反规章、制度、纪律的错，而是违反了法律的错。这种错误是严重的，是应当得到弥补的，因这种错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是应当得到实施错误行为的人采取一定的行为消除的。2、公民维权走向了极端。舒b是一个年仅13岁的未成年人，作为舒的父母，在得知小孩被公安抓走以后，向**和舒代银采取了积极的维权措施，向村民了解了失窃案的经过，向村民了解小孩被公安抓走的经过，向公安干警打电话要求放人。这些措施都是积极的、合法的。但是在公安干警把人送回来，在他们问清楚自己的小孩没有盗窃，在他们找到公安干警质问，公安干警也承认有错的时候，他们的维权却走向了极端，他们要求公安干警放炮竹为其小孩恢复名誉，赔理道歉，这本来也是合情合理之举，可是在公安干警不同意放炮竹时，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打了公安干警，虽然没有造成严重伤害，但这也是不对的，这就使得自己的维权行为走向了极端，由合法而走向了非法。三、被告人向**的行为是有违法性，但是不构成妨害公务罪。如上所述，作为舒b的法定监护人，向**和舒代银在舒b的人身权利（人身自由权和名誉权）受到侵害时，他们采取了维权措施，打电话要求公安放人，要求公安放炮竹赔理道歉等等，这本无可非议。可是向**拿了刀子等凶器，在公安干警拒绝放炮竹时，又情绪失控打了公安干警，这些行为就是非法的了，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怎么追究呢？公安机关认为应当按妨害公务罪追究，对此，辩护人不敢苟同，辩护人认为向**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所谓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构成本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活动，客观方面表现为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对其实施暴力、威胁，而使其不能执行职务。我们说向**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是因为在客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均不符合妨害公务罪的特征。首先，向**的行为不具备构成妨害公务罪的客体。妨害公务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活动。从本案来讲，辩护人认为，本案的公务活动应当是调查案子也即破案，向**出现时公安干警执行公务的活动已经结束。本案上午发案，公安人员上午10点多钟赶到案发现场开始查案，接着抓了舒b，带舒到距案发现场15公里以外的是公安局问话，一直问到下午5点多种，晚上7点钟把舒送回到村子里，他们就准备坐车返回县城。辩护人认为，从他们对舒b问话结束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公务活动已经结束。他们把舒送回村子里，只不过是他们履行的一个附随的义务。因此，如果说向**是在公安对其小孩进行问话的过程中以暴力或威胁的手段阻碍问话，则构成伤害公务无疑，而客观情况是向**在公安干警准备上车返回县城时，拦住他们要求恢复名誉并放炮竹赔理道歉。显然他们的准备坐车返回县城的行为不是破案执行公务行为，向**拦住他们不让其离去，并非妨害他们的办案，而只是妨害了他们离去。由于他们准备坐车返回县城的行为不是本案的执行公务行为，妨害公务罪就失去了成立的前提条件。其次，向**的行为不具备构成妨害公务罪的客观方面。妨害公务罪的客观方面是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本案件中确实向**对派出所所长使用了暴力，用刀背敲了一下向波的手背，踢了向c两脚，打了向c一个耳光，但是，由于向c等人是在准备坐车返回县城时被向**拦住的，其时他们并没有在执行公务，因此，向**拦住他们，不准他们离去，打了他们，并不是在阻碍他们执行职务。拦住他们不准离去，导致的后果只是迟一些回到家里；打了他们，只是情绪失控之下的泄愤行为，其导致的后果是他人身体的伤害。如果伤害后果严重，则构成故意伤害罪。本案向c的伤只构成轻微伤，构不上故意伤害罪的起罪标准，故只能追究向**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责任和民事责任。可见，向**虽然使用了暴力，但由于失去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依法执行职务这一前提，向**使用暴力的行为仍然不构成妨害公务罪的客观方面，再次，向**的行为不具备构成妨害公务罪的主观方面。妨碍公务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对其实施暴力、威胁，以使其不能执行职务。本案中，向**根本没有妨害公务罪的主观故意。向**拦住公安干警，只是维护自己孩子的合法权益并要求他们放炮竹，赔理道歉。这在他和公安干警的对话中可以得到证明，向**问公安干警：“我小孩在学校有老师管，在家里有家长管，你们把我小孩抓走，没有跟我们家长讲，这一点有没有错？”向c（派出所所长）讲：“这一点有错。”向**讲：“既然有错，你们要给我放炮竹赔理道歉，你们不给放炮竹，我就睡在你们车底下，不准你们走。”那天的长达1个多小时的争执也全部是为了要不要赔理道歉上。向**情绪失控，用刀背敲向c手背，踢向c两脚，打向c一耳光，全是因为向c作为公安干警的头不同意放炮竹赔理道歉。对他使用暴力，一是基于义愤的激情行为，因为他人无端抓了自己的小孩，严重侵害了自己孩子的名誉权和人身自由；二是通过使用暴力让他屈服答应放炮竹赔理道歉。可见，在向**的主观上并没有通过使用暴力阻碍公安干警履行职务的想法，不具备构成妨害公务罪的主观方面。公诉人：通过上面的分析，辩护人认为：本案是一起公安干警在办案过程中不讲究方式、方法，不遵循法定程序违法办案，并给当事人权益造成不良伤害的情况下引起的警民纠纷。在这起纠纷中，公民有责任，其维权走向了极端应受处罚；但是，警察有错在先，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相应地减轻公民责任和处罚。向**的行为在客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而均不符合妨害公务罪的特征，不构成妨害公务罪。退一万步来讲，即使符合妨害公务罪的特征，其社会危害程度也达不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应认真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以不作犯罪处理为宜。基于此，建议公诉人依法对本案作不起诉处理。辩护人：向c棠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2006年11月1日

补充代理意见一审合议庭：在7月25日开庭审理的法庭上，本代理人认真听取了被告新晃县人民政府的代理人提出的代理观点，觉得他们的这些代理观点似是而非，容易混淆视听，因此，特再具此补充代理意见，对其错误观点予以反驳，以供法庭兼听，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裁决。一、关于原告的诉讼资格问题。被告新晃县人民政府的代理人认为：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经（2000）24号函《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函》“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已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的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新晃天鸿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以后，仍然应视为存续，所以，原告河北省粮食工程开发公司不具有原告资格；2、“新晃天鸿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与“河北省粮食工程开发公司”的注册资金均没有到位，不具有法人资格，其到新晃搞晃山防洪工程开发是“空手套白狠”，因而其取得的250亩土地使用权是非法利益，法院对其以合法的诉讼手段保护其非法利益的行为不应支持。本代理人认为，被告代理人的以上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第1个观点来讲，最高人民法院法经（2000）24号函的解答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这是授权性的规定，而非禁止性的规定，并不排除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的以其他名义如开办单位、股东等进行民事诉讼。这在该解答中也同时有明确规定：“债权人以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的开办单位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应予以准许。”可见，根据该解释，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该企业法人享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该企业法人的“开办单位”也享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对于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来讲，其“开办单位”就是股东。因此，股东享有代表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有限公司”进行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这是该解答的应有之义。被告的代理人对该解答断章取义，武断地提出原告仅仅是“天鸿公司”的股东，不享有诉讼主体资格，这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本代理人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不是一起民事诉讼案件，而是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对于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应当首先依照《行政诉讼法》和以上解释执行，对于本案原告河北省粮食工程开发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行政诉讼法》和以上解释有明确的规定，本代理人将在以下正论部分详细论证。从被告代理人的第2个观点来讲，也是站不住脚的。本案是一起对被告所作出的收回“天鸿公司”土地使用权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诉讼案，被告在其作出的“收回”通知中，并不是以“天鸿”公司注册资金没有到位为理由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因此，被告代理人所提出的“天鸿公司”和河北省粮食工程开发公司注册资金没有到位问题，不是本案所要查明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实际上，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注册资金没有到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公司的开办单位或股东要承担把注册资金拨付到位的民事责任，并不影响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或经济组织而存在的法律地位，也不影响公司在诉讼中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的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可见，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此，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天鸿公司”和河北省粮食工程开发公司因注册资金没有到位而被工商部门或法院撤销其法人资格，其作为一级经济组织也享有行政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工商部门或依法院撤销其企业法人资格的相关文件，因而，本代理人认为没有理由否认这两个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被告代理人进一步提出“天鸿公司”和河北粮食工程开发公司因注册资金没有到位，不享有合法的财产权，其用合法的诉讼手续起诉被告新晃县政府侵权，是用“合法手段”保护“非法利益”。被告代理人的这一观点是荒谬的，是法盲的说法。“天鸿公司”给新晃县政府交了165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取得了新晃县政府给其出让250亩土地的开发权，新晃县政府还给其颁发了《土地使用证》，怎么说不合法？这是没有道理的，不值一驳。本代理人认为，河北省粮食工程开发公司享有合法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告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被告，有充足的法律依据。第一，有《行政诉讼法》作为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3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被告收回天鸿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依法本应由天鸿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鸿公司早已于一年多以前人去楼空，名存实亡，并被工商部门吊销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企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10条规定：“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法人资格或经营资格终止。”因此，天鸿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法人资格终止，河北省粮食工程开发公司作为其唯一股东，承受了其权利和义务。到目前为止，已经为原天鸿公司清偿了260余万元的债务（均是由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新晃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扣划的，现把两级法院强行扣划的依据附于后）。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河北省粮食工程开发公司理所当然有权提起诉讼。第二，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为依据。该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河北省粮食工程开发公司作为天鸿公司的唯一股东，在天鸿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终止后，是原天鸿公司权利义务的承受者，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有法律的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诉讼。第三、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函》作为依据。该函规定：“如果该企业法人组成人员下落不明，无法通知参加诉讼，债权人以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开办单位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应予以准许。”这里虽然是规定：“开办单位”可以作被告，但同理，既然可以作被告，也当然可以作原告。原天鸿公司由三名股东组成，一名法人股东即本案原告，两名自然人股东：白银楼和杨卫华。白银楼与杨卫华已先后退出天鸿公司，不再是天鸿公司的股东，也不再担任天鸿公司的任何职务，天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学俭已经死亡。因此，天鸿公司根本不可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作为天鸿公司的唯一的股东，即唯一的“开办单位”，当然可以提起诉讼。第四，有《公司法》作依据。现行《公司法》经过修订后，已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152条3款规定：“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天鸿公司的财产权受到被告行政行为的侵害，由于天鸿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其法定代表人及经营管理人员死的死、散的散，无法行使诉权，本案原告作为天鸿公司唯一股东，依法可以提起诉讼。同时，该法在第181条和184条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在15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天鸿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原告作为清算主体，已经依法以自已的名义承担了原天鸿公司的义务，故也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主张原天鸿公司的权利。以上法律规定，已经充分地说明了本案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对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是有法可依的，是没有法律障碍的。被告代理人口口声声辩称，原告没有主体资格是不能成立的。二、关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代理人称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为两年，但是，被告却未向法庭提出原告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扎实证据。其提供的收条和公告，我们已经提出了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证实其不能成立，因此，应当认定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未送达，原天鸿公司无从知道，本案原告也无从知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条规定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起诉期限从何时开始计算，一层是最长诉讼时效。根据这条规定，不论是根据前一层意思计算诉讼时效，还是根据后一层意思计算诉讼时效，原告都没有超过。关于根据前一层意思计算诉讼时效，原告在诉讼状中已作了详细的说明，在此不予赘述。关于根据后一层意思计算诉讼时效，因为本案涉及的是不动产，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到原告起诉之日，只有3年余。因此，十分明显，原告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250亩土地是划拨地还是出让地的问题。被告代理人认为是划拨地，这是错误的。理由有二：第一是天鸿公司是一家民营的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有限公司，不属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军事机关等，不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的主体要求。第二是被告给天鸿公司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批准使用年限一栏写明是70年，这是按照《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2条的规定颁发的，这标明这块土地是出让土地而不是划拨土地。四、关于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法》调整范围的问题。被告代理人称，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行政处理决定，因而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范围，这也是不成立的。1997年10月30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认定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决定法律性质的意见》第5项明确规定“依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5条的规定……无偿收回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于行政处罚决定。”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虽然只引用了《土地管理法》第37条的规定，但其在举证的第8号证据中，已经说明了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5条的规定作出的。因而，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处罚决定，而不是行政处理决定，理所当然应当受《行政处罚法》的调整。一审合议庭：我们已经举出了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证实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返了法律规定的程序，是无效的行政行为，我们也举出了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证实原告承受了天鸿公司的债权债务，享有合法的诉讼资格。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返还原告的250亩土地使用权，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以上补充意见，请予采纳。代理人：向海棠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2006年7月26日

彭**故意伤害致死人命案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彭**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彭**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仔细查阅了全部案件材料，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今天依法参加法庭审理，认真听取了审庭调查和刚才公诉人的发言。在我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代表被告人彭**及其亲属对受害人张**一家表示深深的歉意。作为辩护人，我发表如下几点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一、被告人彭**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刑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份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关于自动投案的认定，1984年4月26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及公安部在《关于当前处理自首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以及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都作了宽松的规定，其中规定了犯罪嫌疑人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以信电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的亲友主动报案，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本案中被告人实施犯罪后，即告诉自己的妻子向岩香，自己要主动去投案，随即向岩香又把这一情况打电话告诉其女子彭桂凤，彭桂凤得知情况后马上到公安局代为报案，并于第二天带领县政法委领导和县公安局干警到保靖县羊朝乡溪沟村彭二翠家将被告人带回县公安局。这些行为根据以上规定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在到达县公安局后，被告人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法律制裁。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这些行为是自首行为，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二、导致本案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的直接的责任。本案起因很简单，被告人与张**家素来不睦，是多年的冤家对头。2006年10月1日张**的儿子张a（15岁的青少年）与别人到被告人的板栗园，想搞什么，我们无从知道，被告人看见他们到自己板栗园，就问：“你们到这里搞什么？”，这是正当的，可是作为一名15岁开始董事了的初中毕业生张a，却对被告人讲：“我们到这里搞什么，关你卵事！”这句话激怒了被告人，被告人把张a等人掀出板栗园。这件事情本来就这样平息了。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件小事。连张a自己都讲他在10月2日忘记了，10月3日早上吃早饭之前他才想起，并告诉他父亲张**。张**听到后却并没有当作一件小事去处理，而是把事情扩大化，去被告人家找被告人的茬子，大声凶凶地讲：“你前日怎么要打我家秋三（指张a）？”被告人解释说：“我没有打秋三，你也教育一下你秋三……”等等，张**不依不饶，硬是讲被告人打了其秋三。被告人被逼得无路可退，讲：“你讲我打了，我就打了，现在怎么讲？”张**接过这话就讲：“那你等到老子，老子过来了。”接着就往被告人家里冲过来，边冲边拾起碗口大小石头往被告人这里砸过来，人没有砸到，被告人的木壁板却砸起了印子。两人拢边后，张**用牙齿咬往被告人的右上臂，并用手箍扭被告人。直到被告人在挣扎过程中刺中他一刀，才松手。在这件事情上，受害人这一方在以下二方面是理亏的。第一，他儿子作为初中毕业生，在人家的板栗园里与主人吵架骂娘，并且这个主人还是60多岁的老年人。尊敬师长，是从小学就开始的思想品德教育内容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张**的儿子作为十五、六岁的青少年，与一个在年纪上可以作为自己的爷爷的老年人吵架骂娘，我们认为这是一件羞耻的事。他的儿子理亏在先。第二，被告人与张**儿子张a之间发生的摩擦纠纷当时已经得到解决，如果在听到儿子给他讲的事以后，他告诫一下儿子以后不要惹事生非，本案也就不会发生。可是，张**对这件事情却并不是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息事宁人态度去处理，而是抱着为儿子争面子的想法，直接上被告人家吼被告人，用石头打被告人，用牙齿咬被告人，用手扭住被告人。如果说他儿子年少不懂事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张**作为年富力强的一村之长，他打上别人屋去的这种做法，难免让人产生欺人太甚的想法。因此，张**的这些做法，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在法律层面上，都是不可取的。三、张**的死亡出乎被告人的意志之外，且张**对自己的死亡负有一定责任。本案说张**死亡是出乎被告人的意志之外的，也就是说被告人没有搞死张**的想法。公诉机关综合本案的证据材料，将本案定性为故意伤害案罪，辩护人完全赞同，辩护人认为这一定性是准确的。辩护人在这里提请合议庭注意，张**所受到的致其死亡的伤害是在两个力的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一个是被告人持刀刺向张**的刺力，另一个是张**自己赴向被告人的那个赴力。这两个力方向相对，当他们碰到一起时，比一个力的作用要大得多。正是在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力的共同作用之下，被告人的刺的那一刀才刺得那么深，从左腋下刺入直达胸腔，刺伤左腋部和左胸腔，造成腹动脉断裂，导致张**严重血气胸和失血性休克死亡。因此，张**本人对自己造成的严重的伤害后果负有一定责任。如果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被告人，那对被告人来说就是欠公平的。四、被告人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其与其家人能够积极配合公安、政府处理死者的安葬、赔偿事宜，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被告人不论是在公安侦查、检察起诉，还是在法院审判阶段，均能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很好，在本辩护人会见时，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多次表示悔恨难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告人及其家属在自己家庭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极尽所能配合公安、政府处理死者的安葬、赔偿事宜，避免了更大的社会矛盾的爆发。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这种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弥补，在量刑上应当加以考虑。五、本案在量刑上建议首先考虑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国《刑法》第234条第2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见，故意伤害致死首选刑种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中，受害人一方有明显的过错，被告人犯罪后自首，被告人及其家人积极处理安葬赔偿事宜，认罪态度很好，综合考虑这些情节，本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出有因，被告人没有特别恶劣的情节，在量上建议合议庭首先考虑适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刑罚种类。以上意见，敬请采纳。谢谢审判长、审判员。辩护人：向海棠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2007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