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盟律师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刘某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和两位第三人签订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5年1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李某富登记结婚，婚后原告与第三人李某富共同投资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一号院原建的北房和东房翻建为北房5间，东房2间，同时新建西房2间。2018年8月16日，被告及两位第三人携带起草好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以大闹儿子李某才（与第三人李某富系继父子关系）婚礼现场为由，胁迫原告签署上述赠与协议，原告为避免影响婚礼只能妥协签字。协议约定原告和第三人李某富将本案诉争房屋赠与被告李某希（与第三人李某富系父子关系，与原告未形成继母子关系），并由第三人周某更（系第三人李某富的侄子）作为见证人签字确认。协议签订后，基于上述房屋至今未经进行正式确权，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房屋所有权和被告为城镇户籍等原因，上述赠与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至今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原告和第三人李某富至今在上述赠与房屋内共同居住。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相关内容涉嫌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应属于无效协议，原告多次与第三人李某富协商撤销上述赠与均被无理拒绝，原告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李某希辩称，1.原告所述房屋位于房山区一号院，北房5间、东房2间是1989年-1990年期间建成属于李某富婚前财产。西房2间由被告出资2万元委托李某富于2008年建成，上述房屋至今没有翻建，符合农村建房各项规定，原告所述都是婚后翻建与事实不符，故意歪曲事实，纯属诬告。2.2018年8月16日前，李某富为确保以后家庭和睦避免争议为目的，同意李某希制作《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刘某霞向律师咨询后，邀请周某更作为见证人并签订《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不存在原告所述要大闹李某才婚礼现场，胁迫原告签字等行为。事实是李某希、周某更积极参与筹备李某才婚礼，并且李某希和妻子林某君还是娶亲人。3.因国家政策原因本村房产都没有确权，但是5间北房和2间东房的房产是李某富婚前财产拥有赠与权，李某富与原告已分居多年不存在至今共同在此房产居住的情况，李某富想共同居住被刘某霞无理拒绝，因此事于2020年7月13日还报110出警协调未果，去年李某富还向窦店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离婚。李某富述称，一号院是我的婚前财产，是我和原告结婚前盖的，没有翻建。对于原告的起诉我不同意，我是同意赠与给李某希的。周某更述称，这就是一个农村的分家问题，2018年就签署了协议，原告说我们胁迫她签字没有证据证明，8月16日签的字，是9月份结的婚，不存在我们闹婚礼胁迫原告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改建和装修的区别在哪里。法院查明李某富与刘某霞为夫妻关系。2018年8月16日，李某富与刘某霞作为房屋产权赠与人与李某希签订《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同时周某更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李某富再次自愿决定把名下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一号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房屋产权（北房5间、东房2间、西房2间）都赠与长子李某希所有，赠与人李某富享有长期居住权，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签署后，李某希进入涉案房屋使用，刘某霞称李某希只使用了一部分，李某希称协议签署之后涉案房屋为其居住。另查明，李某希户籍为北京市朝阳区。裁判结果2018年8月16日李某富、刘某霞与李某希签订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无效。房产律师点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只能由本村村民享有，父母与子女之间可因继承的发生而取得房屋并进而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但除却上述途径之外，当父母健在时，外村子女无权依据协议获得农村房屋的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李某希并非本村村民，故其与刘某霞、李某富签订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应属无效，刘某霞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原告张某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房款14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张某鹏与被告李某敏系公媳关系。张某鹏于2020年7月24日签订了出售房屋合同。办理完毕过户手续之后，2020年8月4日原告应收房款140万元。2020年8月4日，原告通过中介公司售卖位于一号房屋一套，售价140万元。出于家庭信任，原告将房款汇入被告银行卡中，由被告代收了140万房款。但被告于2020年9月11日离家至今未归，多次沟通无果，原告认为本案为委托代理合同纠纷，系口头委托代理。原告为维护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被告李某敏辩称：2020年8月4日确实有140万打入被告的光大银行卡，但不是代收，是原告偿还给被告的款项。原告是被告的公公，现在也没有脱离这个关系。2014年12月31日，被告和张某君登记结婚。因为被告的工作稳定，原告让被告帮助贷款。2016年1月25日当天转帐原告卡内，3年的时间被告偿还了140万多的本息。被告只认可原告返还了被告140万借款，而不是原告委托被告代收房款。被告一直在朝阳区居住，原告没有和被告进行过沟通，反而骚扰被告父亲。法院查明被告与张某君于2014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原告系张某君之父。原告与周某丽原系夫妻，现已离婚。后原告与赵某芝曾系夫妻，现已离婚。2020年7月21日，原告与案外人赵某芝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证明原告出售房屋，购房人赵某芝通过中介支付140万元。原告将位于一号房屋出售给赵某芝，房屋价款140万元。原告陈述2020年7月24日原告与赵某芝登记结婚，现二人已经离婚。2020年8月4日，原告以当时涉诉、银行卡被查封、张某君没带银行卡为由，将上述售房款140万元支付至被告银行账户内。被告表示系原告偿还其借款，对此被告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名下银行明细，证明2016年1月25日张某鹏委托被告为其办理贷款8万元,被告扣除当月利息后转账给原告77600元。共36期，每期本息共偿还4101.72元，被告共计偿还147661.92元。原告对被告偿还的每月本金及利息的来源存疑，张某鹏认为贷款与其无关。2、被告名下银行的转帐凭证，证明原告用其子张某君的名义贷款，被告通过支付宝向张某君转帐。2019年5月16日至2020年7月，每月向张某君转帐9042.85元、9100元不等，被告共计替原告偿还127228.55元。原告认为被告与张某君系夫妻关系，二人转帐是正常行为，与原告无关。3、微信转帐凭证，证明2019年9月1日向原告转帐4万，2019年10月27日向原告转帐5000元。原告认为或是原告向被告的单方借款，与本案无关。审理中，原告以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主张被告返还款项，称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原告出售房屋时口头委托被告代原告收取售房款。被告对此否认。裁判结果驳回张某鹏的诉讼请求。房产律师点评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主张存在某种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进行举证，举证证实存在该种民事法律关系。具体至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委托合同纠纷，则原告应当对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进行举证。第一，现虽然原告提出在售房时与被告达成了口头协议，委托被告收款，但被告对此否认，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第二，被告提供的相应证据，可以从形式上初步认定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对于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被告亦尽到相应举证责任。第三，综合本案相应证据，结合原告将房屋出卖给案外人赵某芝后三日即与赵某芝登记结婚的事实，考虑到被告及其父母，与原告、原告之子之间的经济往来，无法通过一般社会经验推论出原告与被告双方存在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因此，现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诉争款项的诉讼请求，尚不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

件上千件，始终以专业、诚信、高效、严谨、精进、仗义执言、追求公平、公正的精神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和支持。案情简介：某租赁公司与某B公司约定，B公司，B公司供销关系稳定，上下游均为大型国企，实力强劲，专项计划基础资产真实，现金流持续、稳定等内容。该资产支持证券的某投资人认购400万元，亏损后诉至法院，要求证券公司赔偿本金及收益损失。法院审理：法院经审理发现，C公司向证券公司复函否认应收账款基础合同印章的真实性，刊登声明否认与B公司法定代表人认可伪造了C公司证照、印章办理融资租赁，法院认定，证券公司在《计划说明书》中披露的应收账款信息不真实，尽调报告严重失实。而诉中法院就C公司应付账款核实发现，证券公司存在没有核对合同编号、没有实地走访、没有核实受访人员身份等违反基础性尽职调查义务的问题。应收账款为

件上千件，始终以专业、诚信、高效、严谨、精进、仗义执言、追求公平、公正的精神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和支持。【案情】被告赵某为涉案车辆车主，其和货主肖某签订货物运输协议，由赵某为肖某运输货物。赵某作为投保人，以肖某作为被保险人，在某保险公司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保险金额25万元。后赵某雇佣司机李某和朱某驾驶涉案车辆行驶至案发地点，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与土堆发生碰撞，致使车辆及合同货物受损，驾驶员李某负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李某、朱某及时向某保险公司报案，经保险合同双方协商，某保险公司向肖某支付理赔款10.6万元。后保险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赵某赔偿损失。被告赵某辩称，事故属实，李某、朱某均是其雇佣司机，其已经为涉案货物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原告不应向其行使代位求偿权。【裁判】法院审理认为，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该赔偿请求权既可因侵权行为产生，亦可基于违约行为产生。本案中，被告赵某和货主肖某签订货物运输协议，承运人负有将货物安全运送至目的地的合同义务，运输过程中，被告雇佣司机因操作不当造成交通事故，致使货物损失，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在支付被保险人肖某货物损失后，基于承运人的违约行为行使代位求偿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其投保货物运输险，能否对抗代位求偿权。法律允许财产保险合同中，财产的使用人、租赁人、承运人等非财产所有权人，基于不同的保险需求，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向保险公司投保与其保险利益相对应的保险险种，成立不同的保险合同，并在各自的保险利益范围内获得保险保障，从而实现利用保险制度分散各自风险的目的。案涉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系财产保险，是基于肖某对保险标的享有的所有权保险利益而投保的险种，旨在分散保险标的的损坏或灭失风险。被告赵某欲将承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转由保险人承担，应当投保相关责任保险，其投保货物运输险，不能转嫁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赵某偿还保险公司理赔款10.6万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律师说法】目前，我国保险市场涉及货物运输的保险主要有：货物运输险、承运人责任险、物流责任险。其中货物运输险属于财产险，承运人责任险、物流责任险属于责任险。财产的所有人、承运人等基于不同的保险需求，就同一保险标的物分别向保险公司投保与其保险利益相对应的保险险种，成立不同的保险合同，并在各自的保险利益范围内获得保险保障，即不同的保险利益，成立不同的保险合同。我国保险法将保险利益界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货物运输险的标的是承运的货物，是以对货物的物上权利而成立的保险险种，赔偿范围在于货物损失。虽承运人负有将货物安全运输至目的地的责任义务，但这种责任义务并不表示承运人对货物享有所有权人的保险利益。故即便承运人投保了货物运输险，由于其对标的不享有所有人的物上权利，在发生非因不可抗力、货物自身因素等造成的货物毁损，承运人系最终赔偿责任的承担者。在该情况下，即使承运人先行赔付了所有权人，其无权向保险人进行索赔，反之保险人按照货物运输保险条款赔付后，有权向承运人进行代位追偿。本案中，承运人赵某虽主张投保了货物运输险，但由于其不具有所有权人的保险利益，该保险不能转嫁赔偿风险，更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仍可向其进行追偿。同时，承运人责任险是责任保险，它是以承运人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为标的的保险，最终赔付是以承运人在事故中实际承担的责任作为赔付依据。从这一点来讲，承运人若要转移运输中的赔偿责任风险，应当考虑承运人责任险，而非货物运输险。

帮助寻找投资人。于是赵某向银行客户闫某推荐了嵇某企业发行的一支基金。闫某共认购150万元。后该基金没有依约向闫某支付本金及收益，发生亏损。经核查，监管部门查明某银行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多名员工违规向客户推介、销售非本行代销私募基金及其他第三方理财产品的情况，银行在员工日常行为管理和内部控制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漏洞。嵇某也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处罚，闫某系嵇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被害人之一。闫某将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投资损失及利息。法院审理：

请冻结了B公司名下银行账户资金，查封其名下待开发的土地及待售商铺。A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一审法院驳回，其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B公司认为A公司及C保险公司的诉中财产保全错误，起诉两公司主张赔偿经济损失。判决结果：法院判决驳回B公司的诉讼请求，B公司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律师评析：民事诉讼中，为防止被告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原告往往在法院受理案件后申请诉中财产保全。在担保的方式上，选择向保险公司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由保险公司向法院出具保函已经成为主流。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或者说败诉后，被告有时会另案以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起诉原告。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法院支持，是否就应认定其财产保全错误，并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承担责任，被告因保全受到的损失如何确定？一、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管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管辖，不是适用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也不是适用侵权案件的管辖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管辖问题的批复》（法释[2017]14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应由作出诉中财产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管辖。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法院支持，是否应认定为财产保全错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是侵权责任纠纷，是否因保全错误承担责任，具体应看当事人在保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从而构成侵权。而不以诉求未获法院支持就认定保全错误，已是不少司法案例的观点。试举案例进一步阐述，最高院在2020年某个案件的判决书中认为“而对于申请诉讼财产保全的过错认定，不能仅以诉讼请求最终未获得支持作为判断申请保全人是否存在过错的依据，而要采用通常的客观标准即以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作为判断标准。”在2021年某个案件的判决书中认为“判断申请人的申请是否存在错误，应当结合具体案情，通过审查申请人是否存在通过保全损害被申请人合法权益的故意或过失、保全的对象是否错误、申请保全的财产范围是否适当、申请保全的目的等因素进行判断，不能简单以实体纠纷案件处理结果作为判断保全申请是否错误的唯一依据。”在2022年某个案件的判决书中认为：“当事人的法律知识、举证能力、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断能力各不相同，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与人民法院的专业判断之间较难实现一致，不能因人民法院未支持某项诉请就反推当事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本案中，A、B两公司存在合同纠纷，A公司根据基本证据向法院起诉，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夸大诉讼数额等等恶意诉讼、滥用保全措施的行为，保全的对象没有错误、保全的财产范围并没有超出诉请的数额，A公司和C保险公司不存在过错。三、如果存在财产保全错误的情形，被保全一方的损失如何确定？从部分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司法案例中可以看出，当事人主张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主要有三个方面：名下银行账号被冻结的利息、土地及商铺被查封造成的损失（比如价格下跌）。（一）关于名下银行账号被冻结。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账号被冻结造成的利息损失，二是因账号被冻结而另行融资造成的损失，比如借款或者向金融机构贷款而支付的利息。对于第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应按被冻结期间的LPR计算，有观点认为应按存款利率计算。从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查询的信息来看，存款基准利率处于下调的趋势，与同期LRP相比，存款利率还是相对较低的。对于第二种情形，应举证确实有借款或贷款的必要及事实，比如提供借款或者贷款合同。关于时间段，借款或者贷款期间应在账户被冻结期间。关于利息，如果向自然人或者法人借款，约定利息不能高于法律规定。如果向金融机构贷款，可按金融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二）关于土地被法院查封，被保全一方一般会主张因不能办理土地开发手续，导致无法对该土地及时进行开发造成的经济损失。首先，法院的查封行为仅限制土地使用权人不得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不禁止其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法》（2019年修正）第八条规定：“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二）依法应当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四）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范。”即上述法律并未规定土地被查封后不能办理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被保全一方可按相关法律规定申领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其次，被保全一方也应举证据证明其曾向当地自然资源局及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办理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这些单位以土地被查封为由不予办理。如果被保全一方与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交付时间在被查封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其有充分的时间办理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更不影响开发利用土地。最后，土地开发利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土地价格波动受市场、地段、疫情等因素影响，如果被保全一方没有提供同类地段价格下跌的证据证明价格已下跌，其称保全导致不能及时开发、土地价格下跌没有依据。（三）关于商铺被法院查封，导致不能正常出售的经济损失。首先，法院对商铺的保全措施，只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对商铺进行变更、转移登记，并不限制销售。从举证的角度分析，被保全一方也应证明有意向的买受人得知商铺被采取保全措施后，放弃购买这些商铺，或者已经购买的客户因此解除购买商铺合同。其次，被保全一方应举证证明商铺被查封期间价格下跌。影响商品房价格的因素较多，比如地方政策、地段、周边配套等等，特别是前几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人谨慎投资，持币观望。如果价格有波动，亦有可能是商业风险。

等，康复治疗费也需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2.住院伙食补助费。这是指工伤职工住院治疗工伤期间的伙食补助费用，由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70%发给住院伙食补助费。3.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这包括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用，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规定。4.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安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所需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5.停工留薪期工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6.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费。工伤职工已经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为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或者30%。7.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至四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根据工伤职工的伤残等级，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7至27个月的本人工资。如果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还需要按月领取伤残津贴，标准为本人工资的75%至90%。8.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如果工伤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其中，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赔偿项目和标准可能因地区和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您遭受了工伤，建议及时咨询当地的劳动保障部门或律师，以了解具体的赔偿政策和程序。

屋，通过折抵房款的方式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是无效合同还是有效合同？本文结合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15批指导性案例之三【指导性案例72号】的审判观点，来评析目前司法实践如何认定房款折抵欠款类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裁判要旨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并经对账清算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情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目的，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情况下，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对转化为已付购房款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审查，以防止当事人将超出法律规定保护限额的高额利息转化为已付购房款。案情简介原告汤某、刘某、马某、王某诉称：根据双方合同约定，A公司应于2014年9月30日向四人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房屋。但至今为止，A公司拒不履行房屋交付义务。故请求判令：一、A公司向汤某、刘某、马某、王某支付违约金6000万元；二、A公司承担汤某、刘某、马某、王某主张权利过程中的损失费用416300元；三、A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A公司辩称：汤某、刘某、马某、王某应分案起诉。四人与A公司没有购买和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为借贷合同的担保，该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无效。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显失公平、乘人之危的情况。四人要求的违约金及损失费用亦无事实依据。法院经审理查明：汤某、刘某、马某、王某与A公司于2013年先后签订多份借款合同，通过实际出借并接受他人债权转让，取得对A公司合计2.6亿元借款的债权。为担保该借款合同履行，四人与A公司分别签订多份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向当地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办理了备案登记。该债权陆续到期后，因A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双方经对账，确认A公司尚欠四人借款本息361398017.78元。双方随后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A公司将其名下房屋出售给四人，上述欠款本息转为已付购房款，剩余购房款38601982.22元，待办理完毕全部标的物产权转移登记后一次性支付给A公司。汤某等四人提交与A公司对账表显示，双方之间的借款利息系分别按照月利率3%和4%、逾期利率10%计算，并计算复利。裁判结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7日作出（2015）新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令：一、A公司向汤某、马某、刘某、王某支付违约金9275057.23元；二、A公司向汤某、马某、刘某、王某支付律师费416300元；三、驳回汤某、马某、刘某、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宣判后，A公司以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系借款合同的担保，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欠款金额包含高利等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2015）民一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汤某、刘某、马某、王某的诉讼请求。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前，A公司与汤某等四人之间确实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为履行借款合同，双方签订了相应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但双方系争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A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经重新协商并对账，将借款合同关系转变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将借款本息转为已付购房款，并对房屋交付、尾款支付、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形成。民事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意思表示发生变化并不鲜见，该意思表示的变化，除为法律特别规定所禁止外，均应予以准许。本案双方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非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履行提供担保，而是借款合同到期A公司难以清偿债务时，通过将A公司所有的商品房出售给汤某等四位债权人的方式，实现双方权利义务平衡的一种交易安排。该交易安排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情形，亦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尊重当事人嗣后形成的变更法律关系性质的一致意思表示，是贯彻合同自由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A公司所持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采信。但在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由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合同项下已付购房款系由原借款本息转来，且A公司提出该欠款数额包含高额利息。在当事人请求司法确认和保护购房者合同权利时，人民法院对基于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而形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应当予以审查，以避免当事人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等方式，将违法高息合法化。经审查，双方之间借款利息的计算方法，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对双方当事人包含高额利息的欠款数额，依法不能予以确认。由于法律保护的借款利率明显低于当事人对账确认的借款利率，故应当认为汤某等四人作为购房人，尚未足额支付合同约定的购房款，A公司未按照约定时间交付房屋，不应视为违约。汤某等四人以A公司逾期交付房屋构成违约为事实依据，要求A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判令A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的违约责任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律师评析该裁判意义主要在于，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并不是所有法律关系都会一成不变。相反，随着交易时间、交易条件、交易风险的变化，民事法律关系会发生转变。如在本案中，原先的民间借贷关系转变成后来的买卖合同关系。在本案中，法院通过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禁止性规定和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来对后来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进行认定。【以上法律已失效，相关规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即说，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如果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变更之前存在的法律关系，且变更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可对原先存在的法律关系进行变更，但不是任何变更内容都不受限制，例如，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转化要考虑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应当充分平衡该法律关系下所要保护的法益。只有如此，才能对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和各个法律关系所保护的利益进行平衡。

判决承担经济补偿？到底冤不冤？人民法院在判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以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出的解除通知的内容为认定依据。本文通过解读案例后，发现公司向员工发出的解除通知的内容与在案件中主张员工符合被开除的事由并不一致，所以公司因操作不当，导致自己虽占理，但这样的判决结果却一点也不冤。裁判要旨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根据员工存在违法违纪、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对其合法性的评价也应以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时的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公司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载明的依据及事由成立的，于是超出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时的事实，另行提出员工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存在其他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并据此主张符合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情简介当事人信息：员工A男士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劳动合同签订时间：2016年7月1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双方签订了期限至2019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双方约定：A男士工作地点为连云港，从事邮件收派与司机岗位工作；A男士严重违反公司的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的，公司可以立即解除本合同且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公司违约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约定向A男士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公司依法制定并通过公示的《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等各项规章制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原因及时间：之后，A男士根据公司安排，负责江苏省某区域的某某快递收派邮件工作。2017年9月12日、10月3日、10月16日，A男士先后存在工作时间未穿工作服、代他人刷考勤卡、在单位公共平台留言辱骂公司主管等违纪行为。事后，公司依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由用人部门负责人、建议部门负责人、工会负责人、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共同签署确认，对A男士上述违纪行为分别给予扣分处罚，并未以此为由开除A男士。2017年10月17日，A男士被所在单位用人部门以未及时上交履职期间的营业款项为由安排停工。10月25日，公司出具离职证明，载明A男士自2017年10月21日从公司正式离职，已办理完毕手续，即日起与公司无任何劳动关系。10月30日，公司又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A男士在未履行请假手续也未经任何领导批准情况下，自2017年10月20日起无故旷工3天以上，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单位规章制度，经单位研究决定自2017年10月20日起与A男士解除劳动关系，限于2017年11月15日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后果自负。诉求：员工A男士提起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的劳动仲裁及诉讼。历次裁判结果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一、被告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A男士经济赔偿金。二、驳回原告A男士的其他诉讼请求。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裁判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员工连续旷工3天（含）以上的，公司有权对其处以第五类处罚责任，即解除合同、永不录用。在工作期间存在不及时上交营业款、未穿工服、代他人刷考勤卡、在单位公共平台留言辱骂公司主管等其他违纪行为，也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公司也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生效裁判认为：1、《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规章制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公司以A男士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对该事实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公司无法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以A男士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缺少事实依据，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原告A男士经济赔偿金。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对用人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确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及事由，人民法院审理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时应以该决定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进行审查，不宜超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和范围。本案中，公司向A男士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确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为A男士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A男士诉请法院审查的内容也是公司以其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而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故法院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审查也应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为限，而不能超越该诉争范围。关于在审理过程中公司又主张，A男士在工作期间存在不及时上交营业款、未穿工服、代他人刷考勤卡、在单位公共平台留言辱骂公司主管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据此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公司向A男士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并没有将上述行为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因此，对于公司在的这种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律师评析从以上生效裁判可以看出，法院对公司解除员工的审查，是实质性的审查。不仅审查公司是否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员工的解除，同时还对解除的理由进行充分且深入的认定，即便是员工有确实存在违反公司管理制度的客观行为，但是公司未以相应的行为作为开除理由或者以其它行为进行开除的，按照该指导案例的精神，公司仍存在被认定为违法解除的风险。否则，将偏离劳资双方所争议的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内容，导致法院裁判与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及争议焦点不一致；同时，也违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所应当秉持的诚实信用这一基本原则，造成劳资双方权益保障的失衡。因此，公司在解除员工的举证方面，承担了较高的举证责任。这也给公司的人事管理合规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事前，公司在管理员工过程中，公司方规章制度的内容（如《员工手册》），应合理、具体、可量化，具有可操作性。在事后，如发现员工违反公司管理制度的，公司应及时启动内部调查。同时注意，在启动内部调查时，应尽量取得可以证明事实的客观证据，如书面记录、物证、视频、走访调查等。对于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员工，公司在作出惩戒措施时，需要与员工的过错程度、员工的行为给公司经营秩序的破坏程度或经营损失大小相匹配。如以严重违纪作为解除理由的，建议公司审慎进行，在制作相关解除劳动合同的材料时，需作好相关证据的记录和保存工作。公司解除员工的案件各有不同，个案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有需要，请联系律师进行专业分析。【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木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模式为：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关某将所需订单通过QQ邮箱或微信发送给木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某，木材公司生产板材后，贸易公司验货并联系运输公司安排集装箱承运，贸易公司向木材公司支付对应货款。经结算，贸易公司共拖欠木材公司板材款457842.6元。木材公司起诉后，被告关某称某贸易公司已经注销，且相关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完毕，被告不欠付原告任何款项，原告向被告主张的货款也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五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

回家的第二天就直接向劳动者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表明劳动者请假未按照正常审批手续，属于旷工，被解雇了。劳动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后，公司不服，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判决公司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双倍赔偿金。法院查明，劳动者是因妻子即将临产，已于2022月12月24日向原告提出申请休陪产假，公司主管人员同意了劳动者的请假申请，且当时属于新冠高发期，劳动者配偶预产期已临近，劳动者提出请假也符合人之常理，但是公司同意劳动者请假，又以劳动者旷工为理由解除劳动关系，明显属于违法解除。在此，律师提醒广大公司、劳动者，在发生纠纷时一定要注意保留证据，方便以后诉讼。

由法人型联营体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人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