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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淫幼女罪怎么处罚

奸淫幼女罪怎么处罚

发布时间 :2018-07-10 12:52浏览量 : 1040
由于幼女的身体发育、智力发育极不成熟,一旦受到性侵害,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那奸淫幼女罪怎么处罚?对于犯奸淫幼女罪不属于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犯奸淫幼女罪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情节严重”主要包括下列五项情形,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奸淫幼女多人的。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幼女的。
  •   一、奸淫幼女罪的沿革

      在我国1979年刑法当中,即对奸淫幼女罪作了规定,表明国家严厉打击次类犯罪的决心。1979年刑法第139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以强奸罪论,从重处罚。对奸淫幼女在同等条件下处以比强奸罪更重的刑罚,以加强对幼女身心健康的保护。在1979年刑法实施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9年4月26日颁发了《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其中对与奸淫幼女犯罪有关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司法解释,如怎样认定奸淫幼女罪等。1986年9月5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依照刑法第139条的规定以强奸罪论处。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5条第2款也再次重申: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依照刑法有关强奸罪的规定处罚。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立法者细化了奸淫幼女罪从重处罚的情节,同时也把嫖宿幼女的情况,从奸淫幼女罪中分离出来单独规定一个罪名和相应的法定刑,从而使奸淫幼女犯罪的惩治更加趋于合理化。

      刑法修订实施以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将强奸行为和奸淫幼女行为分别规定了罪名,即强奸罪和奸淫幼女罪。对于这两个罪名的使用,审判实践中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奸淫幼女的行为如何定罪?二是对既实施了强奸行为又实施了奸淫幼女行为的如何定罪?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制作了《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2000年2月24日施行),其中规定:“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7条、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对于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二、关于奸淫幼女罪的主观要件

      对于奸淫幼女罪的主观要件特征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而且通常情况下都要求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能否成立本罪,理论上是有争议的。这主要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奸淫幼女罪的成立,主观上是否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被害人是幼女。学界对此观点不一,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奸淫幼女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必须知道被害人是幼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奸淫幼女罪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知道被害人是幼女。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这种观点似乎没有正确处理好刑法分则与总则的关系,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奸淫幼女罪的主观要件有人认为本罪旨在加强对幼女的这一特殊群体对象的特别保护,仅仅以事实上被害人是否为幼女作为区分强奸罪和奸淫幼女罪的标准,而不要求行为人对幼女的年龄是否有“明知”,因此是一种严格责任。与之相反的观点却认为:幼女早熟,身材高大,且虚报年龄,行为人在不知道也也不可能知道其为幼女的情况下,经幼女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奸淫幼女罪。因为行为人并不明知对方是幼女,缺乏奸淫幼女的故意,也就是说,缺乏具备该罪的主观要件。如果对此行为认定为奸淫幼女罪,则有客观归罪之嫌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对此罪应实行相对严格责任的立法方式,可对条文作如下完善: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罪论,从重处罚。但本人确实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的,免责。不知道但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的,减刑。”

      奸淫幼女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依法应当予以严惩。但是,这类案件又存在它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尤其是在处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行为人的时候就更加要求我们不能仅仅从是否“明知”这一简单问题出发。早在1984年4月26日“两院一部”就发出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就指出:“十四岁以上不满16岁的男少年同不满14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依照刑法(指79年刑法——作者注)第十条规定认为是奸淫幼女罪,责成家长和学校严加管教。”97年刑法修订以后,在刑法的第17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人只对8种犯罪负责。其中对于奸淫幼女罪未作规定。我们认为:对于奸淫幼女罪的认定应区别对待:(1)幼女早熟,身材高大,且虚报年龄,行为人在不知道也也不可能知道其为幼女的情况下,经幼女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奸淫幼女罪。因为行为人并不明知对方是幼女,缺乏奸淫幼女的故意。如果对此行为认定为奸淫幼女罪,则有客观归罪之嫌。(2)个别幼女染有淫乱行为习性,主动与多名男子发生性行为的,对这些男子也不宜认定为奸淫幼女罪。(3)与未成年人(男孩)交往密切,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应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一般也不宜认定为奸淫幼女罪。

      三、定罪的基本理论概揽——严格责任的突破口

      定罪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动态工作,定罪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是否严格遵循定罪定罪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在欧洲的中世纪还是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其刑事裁判都根本无秩序可言,罪刑擅断主义盛行,对于一个行为是否定罪、定什么罪完全取决于裁判者的自由裁量。随着社会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启蒙思想开始在欧洲兴起,它毫不例外地波及到刑法学界。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不朽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诞生,彻底否定了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主义。贝卡利亚以其犀利的笔锋彻底批判“犯罪时所怀有的意图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标尺所依据的只是对客观对象的一时印象和头脑中的事先意念,而这些东西随着思想、欲望和环境的迅速发展在大家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各不相同。如果那样的话,就不仅需要为每一个公民制定一部特殊的法典,而且要为每一次犯罪制定一条新法律。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好的意图却给社会制造了最坏的结果,或者最坏的意图却给社会带来最大的好处。”同时,他鲜明的提出:“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此后,在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的进一步发展下(创立以行为为中心的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定罪论得到崇尚,客观主义被认为是定罪的原则和标准。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定罪理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受到强烈的批评。在刑法领域,意大利刑法学家龙勃罗梭开创了刑法实证的研究方法,为刑法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创立了刑事人类学派。此后,经菲利、李斯特等人的大力倡导,刑事社会学派应运而生,从而宣告了主观主义定罪理论的诞生。主观主义将视角从古典学派的注重行为转向行为人。但是,无论是纯粹的客观主义还是纯粹的主观主义都难以全面解决社会所面临的犯罪问题。因此,并合主义是他们的无奈的选择,同时,“也体现了两种刑法价值观念——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相互调和与妥协”。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一个全新的定罪观念被建立。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摈弃了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定罪原则,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刑法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前苏联著名刑法学家特拉伊宁就认为:“定罪就是确定被审理的行为(不作为)同法律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相符合。”但是,有学者指出:“前苏联刑法学家所主张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问题局限在犯罪构成这样一种狭窄的法律范畴内进行研究,因而使它流于公式化。”在我国,刑法一贯坚持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定罪的基本原则是定罪工作的基本准则和立足点,是保证定罪正确性的重要条件。“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定罪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多条,其中比较重要的,尤其是较有实践意义的有四条,即主客观一致原则、协调统一原则、平等公正原则和疑罪从宽原则。”随着刑法理论的进一步被发展,对于作为定罪标准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涵义被进一步升华。如有的学者主张,对犯罪的评价应采取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参照标准。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要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是犯罪、犯了什么罪都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去考虑,如果仅仅从一个方面去入手,要么就是有主观先入为主“原心定罪”之嫌;要么就要被以“客观归罪”冠之。总之,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可以说是我国刑法中犯罪的根基,任何违背这个原则的做法都将被认为是不合理的。然而,事实有时并非如此,例如:在违反管理法规的犯罪中,大多数对公众有很大危害性,而且,要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若把犯罪意图作为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往往会使被告逃脱惩罚,使法律行同虚设。在某些特殊的犯罪中,即使被告的行为不具有对被指控犯罪必要后果的故意、放任或过失,即使被告对必要的犯罪条件没有犯罪意识或行为过失,即使被告的行为是基于合理的错误认识即认为自己具有犯罪定义所规定的某个特殊的辩护理由,他也可能被定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虽然没有任何过错,但却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责任称为严格责任。[page]

      四、英美法系国家有关严格责任的规定

      所谓严格责任的含义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统一的定义。例如,有的认为,“严格责任就是法律许可对某些缺乏犯罪心态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绝对责任也就是无罪过责任。”还有的认为,“刑法中严格责任,是指在行为人主观罪过具体形式不明确时,仍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还有的认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对于缺乏主观罪过或主观罪过不明确的特殊侵害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制度。”我们认为,对于前面第一、二种定义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又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后一种定义在外延上有所拓展,是对严格责任的吸收与发展,是可取的。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上看,是不存在严格责任的,但在刑事司法(定罪)过程中却存在严格责任的情况。这才是我们应当以务实的态度去面对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矛盾问题。“有证据表明,在整个欧洲的古代时期,凡是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都要受到神的严厉惩罚。”“一个人当其所实施行为造成了明显的损害结果是,他就应当对之承担责任。”在刑法发展史上,罪过并不是从来就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的。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罪过”一词才被引入英国的普通法。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只奉行这样一句格言:“无意中干了坏事的人,必须有意地对此作出赔偿。”但在普通法中,严格责任只适用于比较特殊的犯罪,如公害罪、中伤性诽谤罪、亵渎性诽谤罪和藐视法庭罪等。在制定法的规定严格责任,一般是因为制定法条文涉及特定犯罪的犯罪行为要素时,没有“明知故犯地”一类字眼,而法庭在理解时也不愿意硬加进去,或者说,不愿意指明被告至少涉及犯罪行为要素时有主观过失。在制定法中的严格责任犯罪主要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产物。因此,它主要集中在“公共福利犯罪”(Public Welfare Offenses)和“道德犯罪”(Morality Offenses)两个方面。帕克(Parke)法官认为,公诉方很难证明明知;由于明知而给公众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因不要求明知给被告本人带来的不公正性。肯尼迪勋爵法官(Kennedy)也认为:“假如一个人为获利选择从事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死亡和伤害危险的出售业务,他就必须为此而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严格责任的适用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还有控方举证困难等原因。因此,支持严格责任的人认为,它有助于保证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负责人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去贯彻执行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法规。不考虑犯罪意图也给予定罪,可以制约或迫使人们不去做不允许做的事,同时也保证了人们可以去做允许做的事。尽管对于严格责任的适用也采取了种种限制,但是,严格责任也受到了很多批评。有的学者就说:“既然证明被告的主观罪过责任困难是适用严格责任的理由,那么谋杀罪的主观方面也很难证明,为什么没有人对谋杀罪也提出适用严格责任呢?从下面的两个案例我们也能看出在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适用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的方面。

      英国的《1956年性犯罪法》第20条规定:被告对女孩不满16岁持无过错的疏忽心态,但是他仍然被判有罪。在普林斯(Prince)案中,D将一名女孩带出,这一行为违背了女孩父母的意愿。D也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了女孩父母的意愿,但是陪审团发现,他相信了女孩说她18岁的谎言。由于她看上去远远不止16岁,所以他相信她有18岁是有道理的。但是,她实际上为满16岁。因此,D被以15:1的绝对优势判决有罪。尽管他的犯罪心态属于无过错的疏忽,但是仍然要判他有罪。主张这种判决的理由是:即使被告确实认为该少女已满18岁,其行为仍然是不道德的;这种行为侵害了该少女的父亲的权利;被告人应该想到该少女可能未达到法定年龄;如果把明知少女的年龄作为定罪的一个必要条件就会使该罪失去意义。然而,在海伯特(Hibbert)案中,D将一年轻女子带出并诱奸了她,却被判无罪。原因是无法证实他明知或有理由相信她仍然处于父母的监护下。虽然布拉威(Bramwell)法官坚持普林斯案的判决,但是他仍然认为,如果D得到了女孩父母的同意,他就会有很好的保护理由。这个女孩:(1)不满16岁;(2)在父母的监护下;(3)父母反对标志着存在犯罪行为。所有这些情况,对证实存在犯罪行为都同等重要,而按照法律的要求,犯意只考虑(2)和(3),不考虑(1)。

      五、借鉴与移植——严格责任在中国之命运

      作为一项刑法制度,有的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是英美法系国家刑法所特有的,而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原则上是排斥严格责任的。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意大利刑法中的对于“超故意”的解释我们认为也应是一种严格责任。“超故意”实质是撇开主体对结果的心里态度来决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要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客观因果联系,就可以决定行为人的严格责任,因为“行为人应对其不希望发生的结果”承担责任。这里的“不希望”当然包括无过失的心态。对与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有不同观点:陈兴良教授认为:“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不存在严格责任,而且将来也不应采用严格责任。罪过责任始终是我国刑事责任的原则”肯定论者认为,“为了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提高人们的注意力,同时为加强对某些特殊对象的特别保护,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规定严格责任。”“无论从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角度着眼,还是从节省诉讼成本和提高司法效率来看,都有必要选择严格责任。”我们认为,无论是在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中还是在定罪理论中多强调主客观一致原则,因此,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还未真正吸收有关严格责任的理论,但是,不容否认,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却存在大量没有明确规定的主观罪过形式,尽管有些是可以被认为属于不言自明的,但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从条文上看出来的。例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从该条款就看不出奸淫幼女罪的成立是否要求以“明知”为要件,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定罪不统一。此外,象对于结果加重犯也在量刑上加重对行为人的处罚,其实,对于加重结果的出现有的也是行为人没有罪过的。在我们的观点看来,严格责任中的“缺乏主观罪过”并不是绝对的“缺乏”而仅仅是在刑事立法中未对这一主观罪过的具体形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李文燕、邓子滨:“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一文中,他们把刑法分则的这些条文概括为“罪过形式的存疑条款”,归纳出我国刑法中存在着大量的所谓的“模糊罪过”,这一概念的提出,我们认为有重要价值,其实,这种“模糊”就是界于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之间。这些所谓的“罪过形式的存疑条款”他们认为有的是立法者的疏漏,有的则是立法者为对应复杂的司法形势而有意识的设置。[page]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格责任与刑法理论中不认可不包容之间存在着冲突。对于严格责任在我国是否可以生根甚至开花结果,我们有必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本土资源来加以考察。首先、应当承认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案件,即要求公诉方很难证明被告人“明知”,例如,奸淫幼女罪中的被告,其实是很难证明行为人是否真的知道被害人的年龄已满14周岁;其次,由于要证明“明知”而给公众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因不要求“明知”而给被告人带来的不公正性。例如象一些环境污染案件,它的危害对象具有不特定性,这就正如肯尼迪勋爵法官(Kennedy)说:“”我认为,该法应采取这样的政策:假如一个人为获利选择从事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死亡或者伤害危险的出售业务,他就必须为此而承担一定的风险。“再次,严格责任并不是总是针对某一犯罪,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在英国,严格责任的内容就经历了出卖不合格的食物、饮料或出卖给不合适的对象;有关环境的犯罪,毒品犯罪和路面交通安全等的变化。对于严格责任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的适用也越来越慎重,他们从立法的主题、罪行的危害程度、刑罚的最高限度以及严格责任的适用是否有助于法律的实施等方面去考虑。此外,对于严格责任有多严,任何人也说不清楚。因此,如果笼统地肯定和全盘地否定都不是真正的务实的态度,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采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方法来对待一种新的制度。如果在我国完全按照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则势必会使刑法的惩罚功能大大弱化,使很多犯罪得以逃脱,如果不加分析地完全引进严格责任就有可能导致对被告的不利,所以,几种折中的方案是值得讨论的,而且它已经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发展了:

      第一、被告可能在公诉方未证明任何犯意的情况下被定罪,但是如果他能以可能的优势证据证明自己缺乏犯意,即他诚实地相信存在一种事实状态,如果这种事态真的存在,就会使其行为完全无辜,那么可被宣告无罪;

      第二、被告可能在公诉方未证明任何犯意的情况下被定罪,但是如果他能以可能的优势证据证明自己缺乏犯意,也没有疏忽,即他诚实而合理地相信所存在的事实状态,如果这种事态真的存在,就会使其行为完全无辜,那么可被宣告无罪;

      第三、被告可能在公诉方未证明任何犯意的情况下被定罪,除非被告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诚实而合理地相信所存在着一定的事实状态,而这种状态可以使其行为完全无辜;在这种情况下,公诉方承担超出合理怀疑地证明不存在这样的诚实信念,或者被告的信念是不合理的责任。

      六、司法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需要证明被告知情的情况下,犯罪案件的审判者总是可以将其关于知情的发现建立在被告对于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或因为事先对于真相有所怀疑但却不想证实这种怀疑而有意回避事实的证据之上。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考虑:(1)从法律条文中的字眼来推断(立法原意),如允许、原因、持有、明知等;(2)犯罪和准犯罪;(3)固定的底线;(4)轻微的处罚。对于是否一定要轻微处罚才适用严格责任,我们认为并不一定,因为,即使是在英美国家,对于毒品犯罪也有适用严格责任的情形。根据折中方案的基本理论,在奸淫幼女罪的案件中,对于行为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可以采取以下的基本原则:首先承认,只要被害人事实上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不论行为人是否使用暴力手段,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即按照奸淫幼女罪来定罪处罚,但是,如果行为人能够提出诚实合理的证据证明:他在作为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并且也不可能知道(按照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人的标准)他的行为对象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则可以不按照奸淫幼女罪来定罪处罚,但如果行为人是使用了暴力手段,可以按强奸罪来定罪处罚。如果未使用暴力手段的,则规定一个免责条款。这就是在对待此类问题上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在我们看来,出于对于未成年人(少女)的特殊保护(增加其权利内容),必须要求权利主体(未成年人(少女))的对应的不特定的义务主体加强注意义务,但是,如果完全使用严格责任来定罪量刑,对于被告人来说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如果使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跟前面相比,对于被告人而言仍然是有利的。这也符合现代刑法的精神和趋势。正如罗斯科庞德那段经常被毫无争议地引为严格责任犯罪公正性的话那样:“法院的良知为个人带来了某些法律犯罪的危险,这种危险表达了社会的需要。这样的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处罚邪恶,而仅仅是对那些粗心者和无效率者施加压力,以使他们尽全力履行维护公共健康、安全或道德利益的义务。”

     
  •   医生,本是一项高尚而光荣的职业,承担着救死扶伤的职责,可本案中的医生却利用看病之机,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实属法理难容。近日,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不公开审理,以强奸罪一审判处被告人李军(化名)有期徒刑3年7个月。

      2009年10月13日,被害人王某因患有癫狂症,由外祖父谢某带领到被告人李军的诊所就诊。在诊治的过程中,李军感觉到王某已发育成熟,遂起邪念。李军以治好该病需买红枣入药为由,要求谢某到乡镇墟场去买红枣。谢某走后,李军便趁机以按摩为名对王某的乳房、阴部进行捏摸,并将王某拉至厨房墙边实施了奸淫。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军利用医生身份,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且应当从重处罚。据此,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   【案情】

      1991年5月12日,被告人张某某(时年15岁)与张某(另案处理)共谋奸淫幼女,被告人张某某采用物质引诱的方式将孟某某(时年6岁)和王某(时年7岁)带到一牛棚处,脱掉被害人和自已的裤子,对孟某某实施奸淫。尔后将两被害人带到张某家中,由张某实施具体奸淫行为,共同将两被害人奸淫,张某给了被害人孟某某扑克牌。之后,被告人张某某将王某带到王某家猪圈,将王某和自已的裤子脱了,把王某按在地上进行奸淫,并给了王某二角钱。本案案发后,被告人张某某为了逃避侦察一直外逃,之间,公安机关多次组织抓捕,并在2005年作出了逮捕决定,于2008年1月将被告人张某某抓获归案。

      【争议及解析】

      本案存在分歧意见的有两个问题:

      (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当受追诉时效限制,已过诉讼时效,应当终止审理。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1979年刑法第七十七条,应当理解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为实施强制措施的主体,对行为人实施了采取强制措施的行为,并不要求行为人被执行了强制措施。本案案发后公安机关立案,被告人为了逃避侦察一直外逃,对被告人的行为司法机关并没有放任,而是积极的多次组织抓捕,并在2005年作出了逮捕决定,进行网上追逃,公安机关也多次采取并实施逮捕这一强制措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之时就应当视为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而被告人故意逃避公安机关的侦察,本案属于“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情形,应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2、本案应定强奸罪还是奸淫幼女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适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之规定,定强奸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应适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之规定,定奸淫幼女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是针对1997年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进行的解释,其效力只能及于他所依附的法律——1997年刑法的施行期间,对1979年刑法没有溯及力。而针对1979年刑法,在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强奸罪是否应负刑事责任问题的电话请示》的答复中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触犯1979年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二、三、四款规定的情况,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被告人应当对其奸淫幼女的行为承担责任。1984年的《公检法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被告人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构成奸淫幼女罪,应当以奸淫幼女罪比照第一款的法定刑从重处罚,因此本案应当依照1979年刑法以及1984年的批复及解释的规定,以奸淫幼女罪定罪。

      【法官点评】

      本案从案情上看是一起事实简单的奸淫幼女案,但在处理中却存在诸多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问题:

      首先要理解追诉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 追诉时效制度,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后,经过法律规定的时间未被追诉的,司法机关便不再进行追诉的制度。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促使犯罪人在没有受到国家刑事责任追究的情况下,悔罪自新、重新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对国家司法机关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秩序的稳定都有重要意义,维护社会的稳定。本案的被告人案发后为逃避刑事责任一直外逃,但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没有放任而是积极的追捕,如果对“超过”追诉时效的“批捕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从宽把握或不予追究,有鼓励逃跑、放纵犯罪之嫌,同时也不利于调动公安机关追究犯罪的积极性。对被告人进行追诉才真正体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精神。

     

  • 河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刑 事 判 决 书


    (xxxx)冀刑一终字第711号


      原公诉机关xx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某,男,xxxx年xx月xx日生,汉族,小学文化,xxxxx镇舞xx村农民,1992年3月26日因犯强奸罪、流氓罪被xx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1994年7月30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六个月。1997年8月10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假释(假释考验期至xxxx年3月6日)。当月12日被释放。xxxx年1月3日被拘留,同年1月14日被逮捕。现押于xx看守所。
      xx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xx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某某犯强奸罪、奸淫幼女罪一案,于xxxx年9月7日作出(xxxx)沧刑一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被告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某某在1986年至1988年中对其妹妹多次强奸至怀孕生女,其妹婚后分娩回娘家居住期间,又将其妹强奸两次。王某某于1997年8月下旬两次将其母强奸。王某某于1997年冬至1999年12月30日多次将其不满14岁的女儿奸淫。王某某于1999年4月的一天晚上窜至本村一寡妇家将该妇女强奸;同年11月1日晚又去该寡妇家欲行强奸,因该寡妇反抗强奸未遂。王某某还于1999年10月30日晚窜至本村一李姓妇女家欲行强奸,因李反抗强奸未遂。上述事实有被害妇女、幼女指控;王某某之女见证王某某威胁其奶奶,将其奶奶祸祸了。王某某续妻xxx芬、之子cc分别证明见王某某奸淫其女儿,xx医院对王某某女儿妇科检查,处女膜9-8-3-1二点处陈旧性破裂。李姓妇女及其外甥媳妇x红从7人中指认出被告人王某某是窜到李家欲行强奸的作案人。足以证实王某某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属实。
      原审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因强奸罪、流氓罪被判刑,假释后,不思悔改,又强奸妇女四人(其中未遂一人),奸淫幼女一人,情节恶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二)项、第八十九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保刑执字第254号刑事裁定书;即“对罪犯王某某的假释。”
      二、被告人王某某1986—1988年期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与1992年xx人民法院判决的被告人王某某因犯强奸罪、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减去已服刑期五年五个月零十二天,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零十八天,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三、被告人王某某犯强奸罪、奸淫幼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前罪所判处九年六个月零十八天,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某某上诉提出,与其妹和一寡妇是通奸不是强奸,没有强奸其母和一李姓妇女。
      经审理查明,原判决认定上诉人王某某强奸妇女4人(其中未遂一人)、奸淫幼女1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理由经查,王某某之妹证明她在16、7岁时一天中午,王某某持剪刀威胁将其强奸,后又多次强奸,19岁时被王某某强奸怀孕,婚后6个月分娩一女,回娘家住满月又被王某某强奸两次。杨姓寡妇证明1999年农历3月中旬一天夜间,王某某持改锥踹其家门,她没法给开了门,王某某将其摁在炕上,捂住其嘴并威胁说再喊就弄死你,将其强奸;事后该妇女即向村干部告发;农历9月24日晚王某某又闯入该妇女家欲行强奸,由于反抗强奸未遂。王某某之母证明被王某某强奸二次,王某某之女证明见王某某将其奶奶祸祸了。一李姓妇女及其外甥媳妇x红证明1999年10月30日晚有一男人从窗户进入李的住屋要奸李,李与其周旋,强奸未遂;李于次日报告了村干部,王某某被抓获后,李与x红从7名在押人员中辨认出王某某是作案人。王某某所诉与其妹和杨姓寡妇是通奸、否认强奸其母和李姓妇女(未遂)的理由均不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某某曾因犯强奸罪、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但其仍不思悔改,在假释期又多次强奸幼女、奸淫幼女,犯罪情节、后果均特别严重,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无法定从轻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有错误,王某某在1986年至1988年强奸其妹的罪行,虽在1992年3月26日判决时漏判,但在假释期间又犯同种罪行,可不必对强奸其妹的罪行单独量刑与前判决并罚,而应与所犯新罪一起量刑即可;上诉人王某某既强奸妇女又奸淫幼女,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以强奸罪从重处罚,不必定两个罪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二)项、第一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xx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沧刑一初字第96号判决中第(二)项,即被告人王某某1986—1988年期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与1992年xx人民法院判决的被告人王某某犯强奸罪、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减去已服刑期五年五个月零十二天,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零十八天,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二、撤销xx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沧刑一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中第(三)项,即被告人王某某犯强奸罪、奸淫幼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前罪所判处九年六个月零十八天,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维持原判决中第(一)项,即撤销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保刑执字第254号刑事裁定书,即‘对罪犯王某某的假释”;
      四、以强奸罪判处上诉人王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前罪没有执行的二年六个月零二十四天,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刑事案件的通知》的规定,本判决即为核准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刑罚二年六个月零二十四天,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



                                                                                                                                         审 判 长 吴 君  
    审 判 员 张英群  
    代理审判员 纪保良
    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宫艳艳


     
  •   第二百三十六条 【强奸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四)二人以上轮奸的;

      (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根据2002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补充规定》,本条的罪名为“强奸罪”,取消“奸淫幼女罪”罪名。

      条文注释

      强奸罪,是指违背女性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或者奸淫幼女的行为。

      暴力手段,指行为人使用殴打、捆绑等方法对被害人实行身体强制,使被害女性不能反抗;胁迫手段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施以威胁、恫吓,进行精神上的强制,如杀伤被害人或其亲属、揭发其隐私等。其他手段,指利用女性昏迷、重病之机实行奸淫,等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对于明知是患精神病而无性表示能力的妇女,或者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暴力、胁迫等手段,也不论对方是否表示同意,均应以强奸论。犯罪主体方面,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的人犯强奸罪的,应负刑事责任。

      关联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

     
  •         日前,在当地倍受人们关注的来成年被告人张某强奸,杀人案在马鞍山中院审理终结,一审以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某1987年元月出生,初中二年级后辍学,在家无所事事,经常观看淫秽录像片,从而产生非份之想。2003年元月27日上午,张某伙同其弟(不满14周岁)将一邻居家8岁的女孩诱骗至家中,乘其不备,将其掐昏。兄弟俩先后对其实施奸淫,然后将其杀死,将尸体、衣物装入编织袋后抛至附近池塘内。同年4月12日,张某又以闻样的手段将另一邻居家年仅6岁的女孩骗至家中,调大录音机音量,不顾小女孩反抗,将其掐昏后欲实施奸淫,未遂后将其掐死,残忍地将尸体肢解成九快,分装在六个塑料袋中,分别抛至垃圾堆中以掩盖罪行。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以奸淫幼女为目的,先后将2名幼女诈骗至家中实施强奸,后惟恐罪行败露,杀人灭口,分尸灭迹,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虽然其犯罪时不满18周岁,但犯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严重,遂作出上述判决。 
     
  •   因一时冲动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了性关系,结果触犯了法律惹来牢狱之灾。9月10日,石城县人民法院对一起强奸幼女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某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现年16周岁的被告人陈某,去年在某初中就读期间,与该校初中一年级学生赵某(13周岁)相识,此后两人成为关系较好的朋友。在交往中,赵某应陈某的邀请先后多次在被告人家中玩并留宿,两人还多次在陈某卧室的同一张床上睡觉,赵某也曾把自己的出生时间告诉过陈某。2010年4月9日,赵某再次应邀到陈某家玩,当晚两人在一张床上睡觉时,陈某明知赵某未满14周岁,仍一时冲动与她发生了性关系。4月15日上午,陈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与赵某发生性关系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明知被害人赵某系未满14周岁的幼女,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陈某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依法应从重处罚。因被告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自首并自愿认罪,且犯罪时未满18周岁,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该院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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