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律师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刘某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和两位第三人签订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5年1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李某富登记结婚，婚后原告与第三人李某富共同投资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一号院原建的北房和东房翻建为北房5间，东房2间，同时新建西房2间。2018年8月16日，被告及两位第三人携带起草好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以大闹儿子李某才（与第三人李某富系继父子关系）婚礼现场为由，胁迫原告签署上述赠与协议，原告为避免影响婚礼只能妥协签字。协议约定原告和第三人李某富将本案诉争房屋赠与被告李某希（与第三人李某富系父子关系，与原告未形成继母子关系），并由第三人周某更（系第三人李某富的侄子）作为见证人签字确认。协议签订后，基于上述房屋至今未经进行正式确权，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房屋所有权和被告为城镇户籍等原因，上述赠与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至今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原告和第三人李某富至今在上述赠与房屋内共同居住。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相关内容涉嫌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应属于无效协议，原告多次与第三人李某富协商撤销上述赠与均被无理拒绝，原告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李某希辩称，1.原告所述房屋位于房山区一号院，北房5间、东房2间是1989年-1990年期间建成属于李某富婚前财产。西房2间由被告出资2万元委托李某富于2008年建成，上述房屋至今没有翻建，符合农村建房各项规定，原告所述都是婚后翻建与事实不符，故意歪曲事实，纯属诬告。2.2018年8月16日前，李某富为确保以后家庭和睦避免争议为目的，同意李某希制作《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刘某霞向律师咨询后，邀请周某更作为见证人并签订《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不存在原告所述要大闹李某才婚礼现场，胁迫原告签字等行为。事实是李某希、周某更积极参与筹备李某才婚礼，并且李某希和妻子林某君还是娶亲人。3.因国家政策原因本村房产都没有确权，但是5间北房和2间东房的房产是李某富婚前财产拥有赠与权，李某富与原告已分居多年不存在至今共同在此房产居住的情况，李某富想共同居住被刘某霞无理拒绝，因此事于2020年7月13日还报110出警协调未果，去年李某富还向窦店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离婚。李某富述称，一号院是我的婚前财产，是我和原告结婚前盖的，没有翻建。对于原告的起诉我不同意，我是同意赠与给李某希的。周某更述称，这就是一个农村的分家问题，2018年就签署了协议，原告说我们胁迫她签字没有证据证明，8月16日签的字，是9月份结的婚，不存在我们闹婚礼胁迫原告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改建和装修的区别在哪里。法院查明李某富与刘某霞为夫妻关系。2018年8月16日，李某富与刘某霞作为房屋产权赠与人与李某希签订《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同时周某更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李某富再次自愿决定把名下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一号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房屋产权（北房5间、东房2间、西房2间）都赠与长子李某希所有，赠与人李某富享有长期居住权，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签署后，李某希进入涉案房屋使用，刘某霞称李某希只使用了一部分，李某希称协议签署之后涉案房屋为其居住。另查明，李某希户籍为北京市朝阳区。裁判结果2018年8月16日李某富、刘某霞与李某希签订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无效。房产律师点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只能由本村村民享有，父母与子女之间可因继承的发生而取得房屋并进而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但除却上述途径之外，当父母健在时，外村子女无权依据协议获得农村房屋的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李某希并非本村村民，故其与刘某霞、李某富签订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协议》应属无效，刘某霞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原告张某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房款14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张某鹏与被告李某敏系公媳关系。张某鹏于2020年7月24日签订了出售房屋合同。办理完毕过户手续之后，2020年8月4日原告应收房款140万元。2020年8月4日，原告通过中介公司售卖位于一号房屋一套，售价140万元。出于家庭信任，原告将房款汇入被告银行卡中，由被告代收了140万房款。但被告于2020年9月11日离家至今未归，多次沟通无果，原告认为本案为委托代理合同纠纷，系口头委托代理。原告为维护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被告李某敏辩称：2020年8月4日确实有140万打入被告的光大银行卡，但不是代收，是原告偿还给被告的款项。原告是被告的公公，现在也没有脱离这个关系。2014年12月31日，被告和张某君登记结婚。因为被告的工作稳定，原告让被告帮助贷款。2016年1月25日当天转帐原告卡内，3年的时间被告偿还了140万多的本息。被告只认可原告返还了被告140万借款，而不是原告委托被告代收房款。被告一直在朝阳区居住，原告没有和被告进行过沟通，反而骚扰被告父亲。法院查明被告与张某君于2014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原告系张某君之父。原告与周某丽原系夫妻，现已离婚。后原告与赵某芝曾系夫妻，现已离婚。2020年7月21日，原告与案外人赵某芝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证明原告出售房屋，购房人赵某芝通过中介支付140万元。原告将位于一号房屋出售给赵某芝，房屋价款140万元。原告陈述2020年7月24日原告与赵某芝登记结婚，现二人已经离婚。2020年8月4日，原告以当时涉诉、银行卡被查封、张某君没带银行卡为由，将上述售房款140万元支付至被告银行账户内。被告表示系原告偿还其借款，对此被告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名下银行明细，证明2016年1月25日张某鹏委托被告为其办理贷款8万元,被告扣除当月利息后转账给原告77600元。共36期，每期本息共偿还4101.72元，被告共计偿还147661.92元。原告对被告偿还的每月本金及利息的来源存疑，张某鹏认为贷款与其无关。2、被告名下银行的转帐凭证，证明原告用其子张某君的名义贷款，被告通过支付宝向张某君转帐。2019年5月16日至2020年7月，每月向张某君转帐9042.85元、9100元不等，被告共计替原告偿还127228.55元。原告认为被告与张某君系夫妻关系，二人转帐是正常行为，与原告无关。3、微信转帐凭证，证明2019年9月1日向原告转帐4万，2019年10月27日向原告转帐5000元。原告认为或是原告向被告的单方借款，与本案无关。审理中，原告以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主张被告返还款项，称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原告出售房屋时口头委托被告代原告收取售房款。被告对此否认。裁判结果驳回张某鹏的诉讼请求。房产律师点评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主张存在某种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进行举证，举证证实存在该种民事法律关系。具体至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委托合同纠纷，则原告应当对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进行举证。第一，现虽然原告提出在售房时与被告达成了口头协议，委托被告收款，但被告对此否认，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第二，被告提供的相应证据，可以从形式上初步认定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对于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被告亦尽到相应举证责任。第三，综合本案相应证据，结合原告将房屋出卖给案外人赵某芝后三日即与赵某芝登记结婚的事实，考虑到被告及其父母，与原告、原告之子之间的经济往来，无法通过一般社会经验推论出原告与被告双方存在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因此，现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诉争款项的诉讼请求，尚不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

件上千件，始终以专业、诚信、高效、严谨、精进、仗义执言、追求公平、公正的精神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和支持。案情简介：某租赁公司与某B公司约定，B公司，B公司供销关系稳定，上下游均为大型国企，实力强劲，专项计划基础资产真实，现金流持续、稳定等内容。该资产支持证券的某投资人认购400万元，亏损后诉至法院，要求证券公司赔偿本金及收益损失。法院审理：法院经审理发现，C公司向证券公司复函否认应收账款基础合同印章的真实性，刊登声明否认与B公司法定代表人认可伪造了C公司证照、印章办理融资租赁，法院认定，证券公司在《计划说明书》中披露的应收账款信息不真实，尽调报告严重失实。而诉中法院就C公司应付账款核实发现，证券公司存在没有核对合同编号、没有实地走访、没有核实受访人员身份等违反基础性尽职调查义务的问题。应收账款为

件上千件，始终以专业、诚信、高效、严谨、精进、仗义执言、追求公平、公正的精神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和支持。【案情】被告赵某为涉案车辆车主，其和货主肖某签订货物运输协议，由赵某为肖某运输货物。赵某作为投保人，以肖某作为被保险人，在某保险公司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保险金额25万元。后赵某雇佣司机李某和朱某驾驶涉案车辆行驶至案发地点，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与土堆发生碰撞，致使车辆及合同货物受损，驾驶员李某负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李某、朱某及时向某保险公司报案，经保险合同双方协商，某保险公司向肖某支付理赔款10.6万元。后保险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赵某赔偿损失。被告赵某辩称，事故属实，李某、朱某均是其雇佣司机，其已经为涉案货物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原告不应向其行使代位求偿权。【裁判】法院审理认为，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该赔偿请求权既可因侵权行为产生，亦可基于违约行为产生。本案中，被告赵某和货主肖某签订货物运输协议，承运人负有将货物安全运送至目的地的合同义务，运输过程中，被告雇佣司机因操作不当造成交通事故，致使货物损失，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在支付被保险人肖某货物损失后，基于承运人的违约行为行使代位求偿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其投保货物运输险，能否对抗代位求偿权。法律允许财产保险合同中，财产的使用人、租赁人、承运人等非财产所有权人，基于不同的保险需求，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向保险公司投保与其保险利益相对应的保险险种，成立不同的保险合同，并在各自的保险利益范围内获得保险保障，从而实现利用保险制度分散各自风险的目的。案涉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系财产保险，是基于肖某对保险标的享有的所有权保险利益而投保的险种，旨在分散保险标的的损坏或灭失风险。被告赵某欲将承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转由保险人承担，应当投保相关责任保险，其投保货物运输险，不能转嫁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赵某偿还保险公司理赔款10.6万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律师说法】目前，我国保险市场涉及货物运输的保险主要有：货物运输险、承运人责任险、物流责任险。其中货物运输险属于财产险，承运人责任险、物流责任险属于责任险。财产的所有人、承运人等基于不同的保险需求，就同一保险标的物分别向保险公司投保与其保险利益相对应的保险险种，成立不同的保险合同，并在各自的保险利益范围内获得保险保障，即不同的保险利益，成立不同的保险合同。我国保险法将保险利益界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货物运输险的标的是承运的货物，是以对货物的物上权利而成立的保险险种，赔偿范围在于货物损失。虽承运人负有将货物安全运输至目的地的责任义务，但这种责任义务并不表示承运人对货物享有所有权人的保险利益。故即便承运人投保了货物运输险，由于其对标的不享有所有人的物上权利，在发生非因不可抗力、货物自身因素等造成的货物毁损，承运人系最终赔偿责任的承担者。在该情况下，即使承运人先行赔付了所有权人，其无权向保险人进行索赔，反之保险人按照货物运输保险条款赔付后，有权向承运人进行代位追偿。本案中，承运人赵某虽主张投保了货物运输险，但由于其不具有所有权人的保险利益，该保险不能转嫁赔偿风险，更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仍可向其进行追偿。同时，承运人责任险是责任保险，它是以承运人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为标的的保险，最终赔付是以承运人在事故中实际承担的责任作为赔付依据。从这一点来讲，承运人若要转移运输中的赔偿责任风险，应当考虑承运人责任险，而非货物运输险。

帮助寻找投资人。于是赵某向银行客户闫某推荐了嵇某企业发行的一支基金。闫某共认购150万元。后该基金没有依约向闫某支付本金及收益，发生亏损。经核查，监管部门查明某银行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多名员工违规向客户推介、销售非本行代销私募基金及其他第三方理财产品的情况，银行在员工日常行为管理和内部控制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漏洞。嵇某也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处罚，闫某系嵇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被害人之一。闫某将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投资损失及利息。法院审理：

请冻结了B公司名下银行账户资金，查封其名下待开发的土地及待售商铺。A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一审法院驳回，其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B公司认为A公司及C保险公司的诉中财产保全错误，起诉两公司主张赔偿经济损失。判决结果：法院判决驳回B公司的诉讼请求，B公司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律师评析：民事诉讼中，为防止被告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原告往往在法院受理案件后申请诉中财产保全。在担保的方式上，选择向保险公司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由保险公司向法院出具保函已经成为主流。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或者说败诉后，被告有时会另案以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起诉原告。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法院支持，是否就应认定其财产保全错误，并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承担责任，被告因保全受到的损失如何确定？一、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管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管辖，不是适用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也不是适用侵权案件的管辖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管辖问题的批复》（法释[2017]14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应由作出诉中财产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管辖。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法院支持，是否应认定为财产保全错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是侵权责任纠纷，是否因保全错误承担责任，具体应看当事人在保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从而构成侵权。而不以诉求未获法院支持就认定保全错误，已是不少司法案例的观点。试举案例进一步阐述，最高院在2020年某个案件的判决书中认为“而对于申请诉讼财产保全的过错认定，不能仅以诉讼请求最终未获得支持作为判断申请保全人是否存在过错的依据，而要采用通常的客观标准即以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作为判断标准。”在2021年某个案件的判决书中认为“判断申请人的申请是否存在错误，应当结合具体案情，通过审查申请人是否存在通过保全损害被申请人合法权益的故意或过失、保全的对象是否错误、申请保全的财产范围是否适当、申请保全的目的等因素进行判断，不能简单以实体纠纷案件处理结果作为判断保全申请是否错误的唯一依据。”在2022年某个案件的判决书中认为：“当事人的法律知识、举证能力、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断能力各不相同，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与人民法院的专业判断之间较难实现一致，不能因人民法院未支持某项诉请就反推当事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本案中，A、B两公司存在合同纠纷，A公司根据基本证据向法院起诉，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夸大诉讼数额等等恶意诉讼、滥用保全措施的行为，保全的对象没有错误、保全的财产范围并没有超出诉请的数额，A公司和C保险公司不存在过错。三、如果存在财产保全错误的情形，被保全一方的损失如何确定？从部分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司法案例中可以看出，当事人主张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主要有三个方面：名下银行账号被冻结的利息、土地及商铺被查封造成的损失（比如价格下跌）。（一）关于名下银行账号被冻结。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账号被冻结造成的利息损失，二是因账号被冻结而另行融资造成的损失，比如借款或者向金融机构贷款而支付的利息。对于第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应按被冻结期间的LPR计算，有观点认为应按存款利率计算。从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查询的信息来看，存款基准利率处于下调的趋势，与同期LRP相比，存款利率还是相对较低的。对于第二种情形，应举证确实有借款或贷款的必要及事实，比如提供借款或者贷款合同。关于时间段，借款或者贷款期间应在账户被冻结期间。关于利息，如果向自然人或者法人借款，约定利息不能高于法律规定。如果向金融机构贷款，可按金融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二）关于土地被法院查封，被保全一方一般会主张因不能办理土地开发手续，导致无法对该土地及时进行开发造成的经济损失。首先，法院的查封行为仅限制土地使用权人不得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不禁止其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法》（2019年修正）第八条规定：“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二）依法应当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四）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范。”即上述法律并未规定土地被查封后不能办理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被保全一方可按相关法律规定申领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其次，被保全一方也应举证据证明其曾向当地自然资源局及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办理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这些单位以土地被查封为由不予办理。如果被保全一方与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交付时间在被查封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其有充分的时间办理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更不影响开发利用土地。最后，土地开发利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土地价格波动受市场、地段、疫情等因素影响，如果被保全一方没有提供同类地段价格下跌的证据证明价格已下跌，其称保全导致不能及时开发、土地价格下跌没有依据。（三）关于商铺被法院查封，导致不能正常出售的经济损失。首先，法院对商铺的保全措施，只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对商铺进行变更、转移登记，并不限制销售。从举证的角度分析，被保全一方也应证明有意向的买受人得知商铺被采取保全措施后，放弃购买这些商铺，或者已经购买的客户因此解除购买商铺合同。其次，被保全一方应举证证明商铺被查封期间价格下跌。影响商品房价格的因素较多，比如地方政策、地段、周边配套等等，特别是前几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人谨慎投资，持币观望。如果价格有波动，亦有可能是商业风险。

纠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二、合同履行标的物不明确怎么办如果合同履行标的物约定不明确，首先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进行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如果仍然不能确定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法律快车提醒您，此处规定的“合同目的”，应理解为买方明示或默示地告知卖方的目的，而不是卖方不知的买方的特定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三、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的确认：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然不能确定的，依照合同标的确定。

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以下条件，成立时生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第五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二、合同履行的原则是那些合同履行的原则是全面履行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法律快车提醒您，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全面履行约定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三、合同不履行可以报警吗合同不履行属于民事纠纷，可以报警，但是报警之后，公安机关同样会建议合同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即向人民法院起诉来处理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二、合同的效力有几种合同的效力有四种。1.有效合同。所谓有效合同，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成立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同。2.无效合同。无效合同是相对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共利益，因此被确认无效。3.效力待定的合同。所谓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法律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发生效力与否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或追认才能生效。4.可撤销的合同。可撤销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由于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是出于重大误解从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予以撤销的合同。三、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时效是几年合同效力确认的诉讼时效是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快车提醒您，超过三年的，法律不予保护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权利。《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能产生纠纷。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如果男女双方已经具备了结婚的实质要件，并且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即使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具有与登记婚姻同等的法律效力。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提起诉讼仅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律师补充：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同居关系解除后要求分割同居期间共同劳动、经营或管理所得财产的，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且上述同居期间财产混同的，推定为共同共有，但根据同居时间、各自贡献、生活习惯等因素能认定为按份共有财产的除外。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亦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同居关系解除后要求分割同居期间共同劳动、经营或管理所得财产的，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且财产混同的，推定为按份共有，具体份额比例可依据同居时间、各自贡献、生活习惯确定。【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七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组织、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第二百九十八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第二百九十九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

某与崔某系朋友关系。2023年8月至9月期间，崔某累计向朱某借款50000余元。2023年10月24日，朱某向崔某出具《欠条》一份。到期后朱某拒不还款，崔某多次催要未果，2024年2月诉至法院，要求朱某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并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3年11月3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2024年4月，克拉玛依区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法官经审理认为，朱某向崔某出具的《欠条》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欠条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朱某在欠条中承诺于2023年11月30日之前还清欠款，但未能按约定还款，已构成违约。双方虽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崔某主张的利率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最终，法院判决朱某返还崔某借款本金50000元并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3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作者：孙扬编辑：石慧【版权声明】本文图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张某文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某芝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一审法院关于我与被继承人李某霖婚姻关系建立时间认定有误。一审判决认定被继承人李某霖与我婚姻关系的建立时间适用法律错误。2.北京市西城区一号房屋（以下简称一号房屋）属于我和被继承人李某霖共有，一审判决关于房屋权利归属的认定存在错误。即便遗嘱存在，被继承人李某霖处置了属于我的财产部分，应属无效。3.一审判决关于被继承人李某霖遗嘱公证具备合法有效性的认定依据不足。被继承人李某霖的健康状况应以其遗嘱公证作出时的医疗诊断记录为准，公证员仅凭简单对话和自己的非专业判断即认为被继承人李某霖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妥当。被告辩称李某芝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某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张某文与被继承人李某霖的婚姻关系建立时间正确。双方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双方不存在事实婚姻。双方2015年3月21日办理的结婚登记是普通初始结婚登记，不是补办结婚登记。张某文未提供补办结婚登记的证据。2.一审法院关于一号房屋权利归属认定正确，该房屋是被继承人李某霖个人出资购买，是李某霖个人财产。3.一审法院对于公证遗嘱的效力认定正确，公证遗嘱的订立过程合法合规。法院查明李某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根据被继承人李某霖公证遗嘱，一号房屋归我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张某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基础事实被继承人李某霖与赵某君于1962年4月7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即李某芝。赵某君于1935年9月出生，于1995年10月去世。张某文与前夫周某凯于1996年9月24日登记离婚。被继承人李某霖与张某文于2015年3月21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李某霖于1930年1月8日出生，于2020年7月9日去世。李某霖父亲母亲均先于李某霖去世。（二）与房屋相关的事实2001年2月23日李某霖与单位签署《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买卖契约》，以成本价购买一号房屋。李某霖于2002年10月24日取得一号房屋所有权证，权利人李某霖，共有情况房屋单独所有。诉讼中，经张某文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了一号房屋档案，档案材料显示购房时使用被继承人李某霖与原配偶赵某君合计87年工龄优惠购买一号房屋。双方对于法院调取的房屋档案均无异议。（三）与遗嘱有关的事实2016年10月12日，李某霖在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内容：“立遗嘱人：李某霖，我个人名下登记有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一号的不动产一处。上述不动产是我的个人财产。我决定，在我去世后，将上述不动产中属于我的全部份额均留给我的儿子李某芝作为其个人财产”。张某文对于李某芝提交的公证遗嘱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一号房屋系李某霖与张某文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霖无权对于张某文享有的房屋产权份额进行处分，故不认可遗嘱有效。双方均认可公证档案材料的真实性。张某文不认可一号房屋属于李某霖个人所有，认为一号房屋属于李某霖与张某文的夫妻共同财产，同时张某文提出李某霖在订立公证遗嘱时公证处没有对李某霖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故对于李某霖订立公证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提出异议。诉讼中，张某文称其手中并没有证明李某霖订立遗嘱时其行为能力存在瑕疵的相关医院诊断及病历材料，仅举证李某霖曾在其自传中提到过其因年老患有多种疾病。张某文并未向法院充分举证证明李某霖在订立遗嘱时不具备相关民事行为能力，且张某文未在诉讼过程提出线索申请对李某霖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亦未因公证处没有对李某霖订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而向公证处申请对该份公证遗嘱进行申诉或要求撤销该份公证遗嘱。（四）与婚姻关系效力有关的事实张某文与前夫周某凯1996年9月24日登记离婚。张某文称与李某霖1996年即具备登记结婚的实质要件，二人于1996年置办结婚酒席并开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后于2015年3月21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张某文主张2015年3月21日系补办结婚登记手续的时间，其与李某霖的婚姻关系效力应从双方均符合登记结婚实质要件的时间起算，即自1996年12月20日双方共同生活时起算。张某文提交了李某霖自传、李某霖与张某文生活照片、书面证人证言作为证据。李某芝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李某霖与张某文的婚姻关系确立的时间；2.一号房屋财产性质；3.2016年10月12日李某霖公证遗嘱的效力。（一）关于争议焦点一，即李某霖与张某文的婚姻关系确立的时间。张某文主张其与被继承人李某霖自1996年开始就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其与李某霖存在事实婚姻，2015年3月21日是补办结婚登记手续。李某芝不认可张某文与李某霖存在事实婚姻，不认可张某文与李某霖在2015年3月21日之前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提出应以婚姻登记机关备案登记时间为婚姻关系确立的时间。法院调取的一号房屋档案中2001年李某霖购房时提交的申请表中写明承租人姓名李某霖，离退休时间1995年5月。配偶姓名赵某君，离退休时间已去世95年10月。我国采取法律婚主义，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只有经过婚姻登记，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男女双方共同生活，举行婚礼仪式或者办结婚酒席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的，不成立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应当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登记，完成登记手续才能确立合法的婚姻关系。诉讼中，法院前往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调查李某霖和张某文的婚姻登记情况，调取了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确认二人结婚登记时间为2015年3月21日。故李某霖与张某文2015年3月21日登记结婚时间为二人婚姻关系确立的时间，法院对于张某文主张其与李某霖婚姻关系确立时间为1996年12月20日的主张不予采信。（二）关于争议焦点二，即一号房屋财产性质。2001年2月23日李某霖与单位签署《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买卖契约》，以成本价购买一号房屋。后于2002年10月24日取得一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李某霖。购房时李某霖第一任配偶赵某君已经去世，李某霖未与张某文登记结婚。公证档案中询问笔录记载及公证录像显示李某霖称购房款系其本人出资，李某芝提交了办理住房手续传票、收据复印件，证明购房款系李某霖支付。张某文意见为购房情况以法院调取的房屋档案为准。张某文未主张其在购买一号房屋时出资，亦未对李某霖出资提出异议。故法院认可一号房屋系被继承人李某霖个人财产。（三）关于争议焦点三，即2016年10月12日李某霖公证遗嘱的效力。张某文认可李某芝提交的公证遗嘱以及法院依法调取的公证档案的真实性，不认可公证遗嘱效力。张某文主张李某霖订立公证遗嘱时不具备相关民事行为能力，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提供相关医院诊断或病历线索申请对李某霖订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该份公证书目前并未因存在公证程序违法而被撤销。根据公证档案中的询问笔录、工作记录、公证录像显示李某霖立遗嘱时意识清楚、表达清晰流畅，本人书写遗嘱并签署公证材料，本人确认遗嘱内容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故法院认可李某霖2016年10月12日公证遗嘱合法有效。李某芝要求根据被继承人李某霖公证遗嘱继承一号房屋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张某文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判决：一、李某霖名下北京市西城区一号房屋所有权由李某芝继承，所有；二、驳回李某芝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张某文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房产律师点评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被继承人李某霖与张某文婚姻关系的建立时间；二是一号房屋的性质；三是被继承人李某霖订立公证遗嘱时是否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该遗嘱效力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现张某文上诉主张其与被继承人李某霖自1996年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属于事实婚姻，且双方于2015年3月21日补办结婚登记，婚姻关系的效力应自双方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一审法院对于双方婚姻关系建立时间认定错误。对此法院认为，法律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未按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由此，结婚除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外，还必须履行法定程序，即婚姻成立需具备相应形式要件，只有经过婚姻登记，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本案中，张某文虽主张其与李某霖婚姻关系自1996年即成立，但依据一审法院调取的一号房屋档案中2001年李某霖购房时提交的申请表，载明承租人李某霖的配偶姓名为赵某君；且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留存的李某霖与张某文的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均确认二人结婚登记时间为2015年3月21日。故综合考量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以被继承人李某霖与张某文2015年3月21日登记结婚时间为二人婚姻关系确立的时间具有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张某文的前述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现张某文上诉主张一号房屋系其与被继承人李某霖共有，一审法院对于房屋权利归属认定错误。对此法院认为，依据现查明的事实，2001年2月23日被继承人李某霖与单位签署《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买卖契约》购买一号房屋，并于2002年10月24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李某霖。故一号房屋购买及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时被继承人李某霖并未与张某文登记结婚并建立婚姻关系。依据公证档案中询问笔录及公证录像显示，被继承人李某霖表示购房款由其本人出资，对此李某芝亦提交了办理住房手续传票、收据复印件予以佐证。结合前述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一号房屋为被继承人李某霖的个人财产具有相关依据，法院不持异议，张某文上诉主张一号房屋为其与李某霖共有缺乏充分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现张某文上诉主张被继承人李某霖在订立公证遗嘱时年事已高且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其行为能力存疑，一审法院对于被继承人李某霖的公证遗嘱效力认定依据不足。对此法院认为，公证档案中询问笔录、工作记录、公证录像均显示被继承人李某霖订立遗嘱时意识清楚、表达清晰流畅，且其本人书写遗嘱并签署相关公证材料，确认遗嘱内容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张某文虽对被继承人李某霖订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持有异议，但案涉公证书目前并未被撤销，且张某文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被继承人李某霖订立公证遗嘱时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故综合考量本案实际情况，认定被继承人李某霖2016年10月12日订立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张某文的前述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据被继承人李某霖的前述遗嘱，一号房屋应由李某芝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