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桃林

一、基本案情2002年12月，家住成都市武侯区的被告人杨某向我院提出与本案自诉人张某离婚的诉讼请求，张某则提起刑事自诉，状告杨某犯重婚罪。自诉人张某诉称，其于1996年4月26日与被告人杨某登记结婚，同年生育一子杨某某。2001年5月自诉人发现被告人与雷某某同居生活，自诉人多次找被告人和雷某某，说明自己是被告人的合法妻子。但被告人杨某与雷某某却于2002年7月24日公然在金堂县登记结婚。自诉人张某的诉讼代理人提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符合重婚罪的四个要件，已构成重婚罪，要求依照《刑法》、《婚姻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杨某辩称，其与张某的结婚属无效婚姻，因当时被告人尚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向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出生年月日材料不真实，因而其行为不构成重婚罪。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杨某与张某及雷某某的两张结婚证都是用虚假结婚证明材料领取。1996年4月26日，年仅18周岁的杨某采取提供虚假身份证明的方法与比他大3岁的张某领取了结婚证，二人结婚后一直居住在一起，二人结婚之事亲戚朋友都知道，并于同年生育一子杨某某。2001年5月，被告人杨某与本市金堂县雷某某相识，以夫妻名义先后长期在本市桐梓林小区、棕南小区租房非法同居。2002年7月24日，被告杨某又用虚假证明材料与雷某某在本市金堂县登记结婚。二、分析在这则案例中，被告人杨某随心所欲，利用虚假证明材料两次向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证，实属罕见。那么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这既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认识上的争议焦点，也是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我院在审理该自诉重婚案件过程中，对本案被告杨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杨某与自诉人张某结婚时，因杨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按新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应认定其与张某缔结的婚姻关系无效，故杨后又与雷某某缔结婚姻关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因此不能认定杨的重婚罪名成立。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杨某与自诉人张某结婚时虽未达到法定婚龄，但至杨与张某起诉离婚时，双方均已达到法定婚龄，并符合结婚全部实质要件，已经形成一种较稳定的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应视该婚姻有效，被告人明知自己有配偶却与他人结婚的行为已构成重婚罪。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按照传统的刑法观念，重婚罪的客观方面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已有配偶的人又和第三人登记结婚或者无配偶的人明知他人已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另一种是有配偶的人与第三人形成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或者无配偶的人明知他人已有配偶而与之形成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所谓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具体表现为，男女当事人虽未登记结婚，或采用虚假材料骗取婚姻登记的，又确实以夫妻关系相互对待而同居生活，它与通奸、姘居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综合分析全案，笔者认为本案被告人杨某已经构成重婚罪。首先，被告人杨某与张某的婚姻应认定有效。因为根据婚姻法第十条关“未达法定婚龄的，为无效婚姻”应理解为，未达法定婚龄结婚的，至婚姻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或起诉离婚时，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仍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应宣告为无效婚姻，双方婚姻关系自始无效。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7日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被告人杨某1996年4月26日（时年19岁）与自诉人张某登记结婚，领取了结婚证，婚后生有一子。当杨与雷某某2002年7月24日领取结婚证时，杨与自诉人张某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故杨与张的结婚登记应认定有效。其次，被告人杨某与雷某某之间已存在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虽然，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杨与雷结婚是双方自愿，并在婚姻登记机关有杨、雷结婚登记的存根。但是，杨、雷在申请婚姻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按照民政部于1994年2月1日发布并于同日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5条，属于婚姻管理机关应当撤销的婚姻，其在形式上既不符合婚姻登记的法律条件，也不符合婚姻登记的程序条件。但在本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12月14日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判定是否构成重婚罪的重要客观要件之一，就是有配偶者又和第三者建立事实婚姻，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建立事实婚姻。本案中杨、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当事人所有亲戚以及其他群众均认为杨、雷是夫妻，故二者已形成事实上的非法婚姻关系。其三、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属于事实婚姻形态的重婚行为。重婚罪所侵犯的客体是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公民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以，认定重婚行为，无论是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都必须是行为人之间确实存在夫妻生活的实质内容，其形态和婚姻法所确认的法律婚、事实婚应当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讲，要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重婚罪，就必须判断这种婚外与人同居的行为是否体现一种婚姻关系。《条例》第24条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由此来看，婚姻法已不再承认“事实婚”的法律效力；而从《批复》来看，对于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这就是说，刑法实际上在一定条件下又承认了“事实婚”的存在，只是把这种“事实婚”该称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并把它作为重婚行为的一种形式对待。本案于2002年12月受理，上述《条例》、《批复》、《解释》均以下达。被告人杨某已有配偶而与雷某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时间从2001年12月27日《解释》下达之后至2002年12月案发，按照《解释》被告人杨某因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故杨、张的婚姻有效，可视为事实婚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复》，事实婚姻仍可作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同时，按照《批复》，杨、雷的行为属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形态的重婚行为，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重婚行为构成的前提是，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法律婚或者事实婚的形态，只有在确定其为一种婚姻的条件下，才能进而认定其为一种非法的婚姻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以重婚罪对被告人杨某定罪判刑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配偶下落不明，可以提出离婚诉讼配偶下落不明的离婚诉讼分“下落不明不足两年”和“下落不明满两年或两年以上”两种。配偶下落不明不足两年，是因配偶出走，不与家庭联系，不承担家庭义务，故意违反婚姻义务而导致婚姻情感确已破裂离婚的主要原因。当事人可依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五项“其他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向被告最后居住地的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配偶下落不明满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当事人有两种方法达到解除婚姻关系的目的：一、配偶下落不明满两年或两年以上，当事人可提出离婚。由于被告下落不明，当事人可在被告最后居住地的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1条的规定“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下落不明人在公告规定的期限未到人民法院出庭的，人民法院可依法缺席判决。二、配偶下落不明满两年或两年以上，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落不明人失踪（下落不明满两年）或死亡（下落不明满四年后以上），人民法院依法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其婚姻关系也在宣告之日起解除，申请人可持人民法院的公告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再次结婚手续。

共有权人问题是二手房交易中的关键问题，房屋出售必须经共有权人同意，但房屋的共有权人单凭房地产权证上的名字是不足以判断的。新《婚姻法》实施后，对离婚后的房产到底存不存在共有人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有这样一个案例：陈女士在去年3月购买了一套总价30万元的商品房，首付款9万元，余款21万元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房屋所有权证上的产权人只有陈女士一个人的名字。陈女士在去年10月与李先生结婚，婚后两人共同偿还银行按揭款及利息。今年3月陈女士与李先生离婚，该房屋的产权应如何界定?新婚姻法颁布前，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而新婚姻法第18条规定，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另外还规定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法律有其他规定的除外)、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都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也就是说，以前规定了只要婚后满8年，原来属于个人产权的房屋即转为夫妻双方共有。现在新规定为：只要婚前以个人名义购买的房屋，婚后仍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如果是婚后以个人名义购买的房屋，那么即使产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该房屋也为夫妻双方所共有。由此可以理解为，只要婚前购买的房屋，该产权证上是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没有特别约定，那么婚后该房屋仍属于该个人所有;婚后配偶的一方购买的房产，该产权证上是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没有特别约定，那么该房产应属配偶双方共同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