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钠

本论文发表于2007年度《山东律师》第四期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外资并购增长速度很快，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开始选择对中国企业或资产直接收购加以运营的方式在中国投资。外资并购活动应在法律的框架中进行，本文尝试从外资收购的法律依据、收购主体和收购客体三个方面对外资并购活动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主题词：外资并购法律依据主体客体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国对外资引入的需求方向和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同时，随着中国国内企业的公司化建设，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开始选择对中国企业或资产直接收购加以运营的方式在中国投资。这就导致外资并购在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呈迅猛发展的势态。对于中国律师来讲，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企业所涉及到的法律业务是比较新的非诉讼法律服务领域。这类项目的操作复杂程度高，非常值得我们加以学习、研究和多多参与。在经济国际化大潮的背景下，中国律师的积极参与将有利于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而在为外方提供法律服务时将可协助外资收购方减少收购中的法律风险，为收购后下一步的企业经营打下良好的基础。由于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企业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较多，在此本人仅从外资收购的法律依据、收购主体和收购客体三个方面来进行一定的探讨，因为，无论如何，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一起外资并购最基本的问题，基础性问题。一、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依据外国投资者要并购中国企业，必须遵循相关的中国法律法规。对于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三个层面：1、直接针对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法规。当前，关于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并购企业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是二OO六年八月八日由中国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为“并购规定”）。这个规定在原有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为“暂行规定”）的基础上修订而来，自二OO六年九月八日起施行。与原《暂行规定》相比较，《并购规定》大大充实了内容,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明显加强。该规定尤其对近年来一直受到强烈呼吁而无法突破的境内外企业通过交换股权的方式来进行达到并购目的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性规定，从而使这种方式的操作有了进一步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指导。这是《并购规定》大大突破原《暂行规定》的重要方面之一。这部规定也是本文就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企业的几个法律要点进行分析的主要依据。2、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无论外国投资者采取何种并购方式，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企业后形成的企业，其中都会有外资的成分，也就是会形成外商投资企业，即“三资”企业。因此，我国关于“三资”企业的法律法规也是外国投资者在并购中国企业时应注意遵守的，因为并购行为的结果不能违反我国“三资”企业法对“三资”企业的各项法律规定。这一点在为外资并购设计未来企业的公司股权结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设置等基础性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加以参照。另外，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其它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指导性文件也必须纳入参考的范围。如关于并购后企业的经营范围问题，应参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该目录禁止或限制的行业，无论外国投资者采用何种方式，并购何种中国企业依然将受到禁止和限制。不允许外国投资者独资经营的产业，并购不得导致外国投资者持有企业的全部股权；需由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产业，该产业的企业被并购后，仍应由中方在企业中占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禁止外国投资者经营的产业，外国投资者不得并购从事该产业的企业。被并购境内企业原有所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应符合有关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应进行调整。还比如被并购企业为境内上市公司的，应根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3、一般意义上普遍遵守的法律法规。既然并购行为针对的是中国企业，发生在中国，这些行为当然应遵守中国的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在前述两类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其行为则应参照通常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并购后企业的变更或登记，除参照前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外，大量的基础性问题应参照《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在税收方面，并购行为涉及到的各方当事人应按照中国税法规定纳税。在企业外资的进入和汇出方面，应遵守中国有关外汇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向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各项外汇核准、登记、备案及变更手续。另外，还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及产业、土地、环保等方面的政策。二、外资并购行为的主体要处理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企业的问题，首先就要界定哪些“外国投资者”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采取并购中国企业的行为时将被视为“外国投资者”，其并购行为和并购后果应遵循《并购规定》和“三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采取并购行为的一般性主体虽然《并购规定》并没有明确列明哪些主体是并购中国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但是，根据《并购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不管外国投资者是并购境内企业还是收购境内企业的资产，其最终都将使该境内企业成为外商投资企业或通过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来运营该资产。因此，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企业其直接后果就是新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出现。而根据我国的“三资”企业法，外商也即外国投资者可以是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所以，可以并购中国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是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需要注意的是，《并购规定》在不同的条款中的规定也透露出了对并购主体方面的一些特殊规定：1、根据《并购规定》第55条第1款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并购境内企业，应适用《并购规定》。所以，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投资性公司虽具备中国企业法人的性质，但其并购中国境内企业时，仍被视为外国投资者。2、根据《并购规定》第55条第3款的规定，外国投资者通过其在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并或收购境内企业的，适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相关规定和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相关规定，其中没有规定的，参照该规定办理。3、根据《并购规定》第60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并购境内其他地区的企业，参照该规定办理。这与我国对港、澳、台地区一贯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二）采取并购行为的主体资格方面的特殊要求。前面我们讨论的是并购行为的一般主体问题。但并不是并购主体只要是以上范围内的外国公司、企业或自然人就可以采取并购行动，在《并购规定》中有针对一些特定情况下的并购主体是有特殊要求的，包括：1.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时的境外公司的资格问题。根据《并购规定》第27、28条的相关内容，当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时，也即当境外公司的股东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或者境外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者境内公司增发股份的行为时，该境外公司应合法设立并且其注册地具有完善的公司法律制度，且公司及其管理层最近3年未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除《并购规定》中规定的特殊目的公司外，境外公司应为上市公司，其上市所在地应具有完善的证券交易制度。所以，在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时，不是任何公司的股权都是可以作为对价支付手段的。这些可作为对价支付的股权应是在有完备法律制度的地区的，有良好记录的上市公司的股权。应该讲，这个规定固然使股权并购中的股权支付手段方式采用的一种限制，但也体现了对中国企业资产的保护用心，防止出现中国企业资产被境外低价股权套取利益的情况。2.采取并购行为的主体，其并购行为不能形成垄断。关于这一点，在《并购规定》的第五章也即第51条至54条专门进行了反垄断审查的内容。也就是采取并购行为的主体（包括其关联关系的企业）或由于该主体加入的并购行为中的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垄断特征，将受到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严格审查。（三）有中国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背景的境外并购主体的问题。近些年在我国一些地区和产业领域，出现了以“假外资”的手段（就是一些境内企业或个人以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个人、亲属的名义，来收购境内企业或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来获取国家对“三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的行为。另外，为了在境外上市，募集企业发展资金，也出现了中国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在境外设立企业，再回来收购其关联的境内企业股权或资产到境外上市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境外设立的有中国公司、企业或自然人背景的境外公司到中国通过企业并购手段实现商业目的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对于这些情况，国家并没有采取一律不允许或一律放任的情况，而是通过在在《并购规定》中的一些相关规定，引进“实际控制”和“反规避”原则，通过明确此类主体并购的法律后果是否有利于其实现商业目的的方式，来达到控制此类主体实施并购行为的目的。1、“实际控制”原则和“反规避”原则。在《并购规定》的第9条、第11条和15条中，都有相关的内容，规定对于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的境内公司的，应报商务部批准。当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规避前述要求。可见，政府允许关联企业进行并购及境内主体实际控制的并购。但政府享有知情权，对外资并购实行全方位的监管。而当事人不得采取任何规避的措施。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文。这是急待完善的方面。2、境内主体以其控制境外公司名义并购境内企业的，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原则上不享受优惠待遇。在《并购规定》第9条对此有相关规定，除非：（1）该境外公司认购境内公司增资，增资额占所设企业注册资本比例达到25%以上；（2）该境外公司向并购后所设企业增资，增资额占所设企业注册资本比例达到25%以上；（3）该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高于25%的。3、对特殊目的公司的特别规定近年来，境内企业为实现境外融资的目的，通过设立境外公司然后反向收购境内企业的模式进行红筹上市。如能够实现中外企业进行换股，则将方便此模式的操作，并大大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针对这种情况，在《并购规定》中专门有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并购的规定。特殊目的公司是指中国境内公司或自然人为实现以其实际拥有的境内公司权益在境外上市而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并购规定》第39条）。这些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应符合中国《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已向商务部申请办理核准手续。特殊目的公司为实现在境外上市，其股东以其所持公司股权，或者特殊目的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者境内公司增发的股份的，适用《并购规定》的规定。根据此定义，如果境内主体控制的境外公司进行境外私募、引进风险投资而发生的并购，只能适用本规定关于境内主体控制的并购行为的一般性规定，而不能适用针对特殊目的公司的特别规定。4、不构成外资并购的行为：根据《并购规定》第58条的规定，境内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变更国籍的，不改变该公司的企业性质。所以，这类行为构不成外资并购行为。三、外资并购行为的客体那么，外国投资者并购哪些中国企业就构成了《并购规定》下的并购行为呢？并购行为的客体有哪些呢?《并购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股权并购”）；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以下称“资产并购”）。”所以，外资并购行为的客体是中国境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或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首先,外国投资者并购的应该是中国境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也即非“三资”企业。其次，外国投资者并购行为具体指向的对象，也即并购行为的具体客体可以是：1、中国境内企业股东的股权。2、中国境内公司的增资。3、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的资产且运营该资产。4、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此外，根据《并购规定》第55条第2款的规定，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增资的，适用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行政法规和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相关规定，其中没有规定的，参照该规定办理。根据《并购规定》第55条第4款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有限责任公司并将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或者境内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的，适用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其中没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还有一个与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企业股权有关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境内公司原自然人股东是否能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中方投资者的问题。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企业的中国合资方或合作方应为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的自然人是不能与外国投资者直接进行合资合作成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的。中国的自然人也不能直接作为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股东。但是，随着中国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很多以自然人为股东的企业也在不断寻求对外合资合作的机会。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愿意以收购股权的方式并购中国私营企业。所以，在原《暂行规定》的第10条第3款规定“被股权并购境内公司中国自然人股东在原公司享有股东地位一年以上的，经批准，可继续作为变更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而在新的《并购规定》第57条则规定“被股权并购境内公司的中国自然人股东，经批准，可继续作为变更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所以，目前此问题即不是不允许，也不是以自然人股东是否在原公司已享有一年的股东地位为依据来处理这个问题，而是纳入了审批机关的统一考量范围。这固然是扩大了自然人股东得以与外资合作并保留股东地位的机会，但从另一方面讲，这在增强中国政府审批机关的控制力的同时，也使这一问题存在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外资并购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多，很多问题也很新。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多样性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外资并购行为会有更大的发展，中国律师也将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船舶工业和航运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船舶融资是支持造船业与航运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历史、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与中国大陆有关的船舶融资，主要在香港等地进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航运事业的迅猛增长，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国内船舶融资业务的发展时机已渐趋成熟。中国大陆各方也加强了对船舶融资的研究和发展，包括政府方面也适时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规，扶植船舶融资业务的发展。如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山东省建造中船舶抵押融资试行办法》，支持在建船舶的抵押融资。而在二OO七年初，挪威银行成为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中第一家可以接受中国籍船作为抵押品提供船舶融资的专业银行。然而，船舶融资相对于传统的银行贷款业务，或金融机构融资租赁业务等，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国际性和复杂性。金融机构在开展这类业务时，需加强自身的专业性，与船舶相关专业机构和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密切合作，以防范船舶融资项目中的技术、市场、财务和法律风险。在此我要讨论的是，在中国海商法下，船舶优先权对船舶融资的影响。根据中国《海商法》的规定，船舶担保物权主要有：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海商法》的第三节、第四节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其中，船舶抵押权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也是最接近于民法下的通常的抵押权规定的。船舶留置权，因为在民法体系中也有规定，人们也会注意到。而船舶的优先权是民法下通常的担保物权中没有的，因它而带来的影响往往是人们难以注意到。但是，在中国《海商法》下，船舶的担保物权的受偿顺序却恰恰是：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海商法》第二十五条）这一点特别需要引起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重视，注意改变传统的银行贷款业务中对抵押权严重依赖的观念。一、船舶优先权定义船舶优先权是某些法定的特殊海事债权人所享有的一种以船舶为主要标的的，具有很高受偿位次的担保物权。船舶优先权作为民法担保物权的一种主要存在于海商法中，可以说是海商法所特有的法律制度。具体来讲，根据《海商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船舶优先权，是指海事请求人依照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提出海事请求，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而《海商法》第二十二条中，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包括：（一）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二）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三）船舶吨税、引航费、港务费和其他港口规费的缴付请求；（四）海难救助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五）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从船舶优先权的定义可以看出，产生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权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船舶的日常营运之上的，所以船舶优先权对于建造中船舶的融资，如果不涉及运营期还款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没有影响。但是，对于营运中的船舶的融资，如新船和二手船的购买融资，船舶抵押贷款及船舶融资租赁等都有深刻的影响。二、船舶优先权对船舶融资的影响首先，船舶优先权的优先受偿顺序给船舶融资带来影响。这也是船舶优先权可能给船舶融资带来影响的最重要的方面。在传统的贷款融资中，抵押权作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长期以来，国内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有过多依赖于抵押权的倾向。然而，根据《海商法》的规定，船舶优先权是先于船舶留置权和船舶抵押权受偿的。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可优先于受船舶抵押担保的债权，如为船舶所有人提供买船贷款的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债权。这种优先受偿的权利是法定的，难以规避。在进行船舶融资时，融资双方是不能通过他们两者之间的协议来改变这种状况的。这就势必直接挑战传统融资中抵押权的优先受偿地位，特别是在船舶买卖中的船舶抵押贷款融资中。当出现重大的海事请求时，船舶优先权的行使将直接使船舶的价值大幅度下降，从而降低对抵押权人的保障作用。而当船舶融资的被融资人违约或破产的情形下，如果船舶之上粘带有船舶优先权，这种担保物权也将严重阻碍船舶融资人对船舶的处分，同时使船舶价值降低，直接影响融资人收回融资的安全性和效率。其次，船舶优先权的产生和公示方式会给船舶融资带来影响。从前述船舶优先权的定义可以看出，能够产生船舶优先权请求的海事请求项目通常是在船舶的日常经营中产生的，如船员工资等船上工作人员费用，港口使费，船舶运营中的人员伤亡等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海难救助费用等。《海商法》中所规定的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债权的项目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债权在船舶日常营运中发生的频率却是较高的。而且，相对于船舶抵押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船舶留置权的公示方法为占有而言，法律对船舶优先权未规定任何公示方法。因此，除海事请求的双方外，其他方面往往难以及时了解船舶优先权的产生状况。在船舶融资中，融资人一般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他们通常不占有船舶，对船舶的日常经营也缺乏实际的控制。被融资人一般是船公司，船东或租船人，他们实际占有船舶并进行日常经营。这样，由于船舶优先权产生所具有的一定的隐蔽性，在大部分情况下，融资人是不能及时发现船舶上有优先权的。往往是在法院经海事请求人的申请扣押船舶后才知道船舶优先权的存在，才知道船舶因此而被扣押了。船舶一旦扣押将首先面临被法院依法拍卖，清偿船舶优先权的问题。这样，可能大幅度减少船舶的价值，直接对船舶融资中的融资人的利益构成威胁。这种情况下，往往给融资人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与此相关的，也就带来来下面的议题，就是船舶优先权的行使给船舶融资带来的影响。根据《海商法》的规定，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自优先权产生之日起满一年不行使，优先权将消灭，并且这一年的时间是不得中止或中断的。因此，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时效是比较短的。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人，往往会在发生海事请求后的较短时间内，如果船舶所有人或租船人不能及时清偿费用，就会采取措施行使船舶优先权。又根据《海商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船舶优先权应当通过法院扣押产生优先权的船舶行使。所以，海事请求人需向法院申请扣押，拍卖船舶来实现优先权。现实中，往往是船舶优先权人扣押船舶之后，船舶融资人（如船舶融资租赁的出租人）才知道船舶被扣押了。为了能及时解扣，就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如果被融资人（如船舶融资租赁的承租人）不愿提供担保，而要求融资人提供担保则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如果融资人也不提供担保，船舶很有可能面临被法院拍卖的风险，从而影响船舶融资人的债权的实现。特别是，在船舶融资租赁的情况下，融资人也既船舶出租人所有权的丧失将使其融资债权处于一种更为危险的境地，融资人往往会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另外，即使船舶最终没有被法院拍卖，由于出现了扣船等问题，势必影响船舶的正常营运，减少船舶营运中的正常租金等收入。而船舶营运的租金收入是船舶融资中被融资方如船东或船舶融资租赁的租船人的主要收入，是其用以偿还融资的重要来源，这种扣船的发生也就会直接影响被融资方的偿债能力，非常值得引起重视。还有，根据《海商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行使船舶优先权产生的诉讼费用，保存、拍卖船舶和分配船舶价款产生的费用，以及为海事请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费用，应当从船舶拍卖所得价款中先行拨付。所以，船舶优先权的行使不仅应通过法院，而且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保存、拍卖船舶和分配价款的费用，以及为海事请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它费用都将从船舶拍卖价款中先行拨付。实际上，这些项目虽然不属船舶优先权担保海事请求项目，在受偿前却可排在船舶优先权之前，当然，就排在了船舶留置权和抵押权之前。这对船舶抵押权人，也即船舶融资人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三、应对船舶优先权对船舶融资的影响的措施虽然船舶优先权对船舶融资造成的影响，可能削弱船舶抵押权的保障作用，影响船舶的正常营运，正常的租金收入，并且船舶优先权优于船舶留置权和船舶抵押权受偿的权利是法定的，难以规避的，但是，作为船舶融资的融资人完全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降低由此带来的风险。首先，在进行船舶融资时，要摆脱以往过于依赖抵押权的情况。虽然船舶抵押权依然是船舶融资中对融资人如贷款银行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担保物权，但显然，在船舶融资中，仅有船舶抵押权对于船舶融资人来讲是不够的。融资人在针对船舶优先权专门安排应对措施的同时，还要结合船舶融资中的其他方面，增加保证和担保项目来弥补一旦船舶抵押权不足以清偿融资人债权的情况。具体而言针对船舶优先权的防范风险可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保险由于船舶优先权的产生基本上是在船舶营运过程中发生的海事请求权而引起的，那么如果能针对这些海事请求权的项目安排适当的保险来应对，则会大大减轻船东或租船人对这些海事请求权的清偿负担，从而减弱船舶优先权对融资人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保险险种，主要有船东保赔协会提供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是针对船东或船舶因意外对第三者产生的责任。这类保险可以为产生船舶优先权的部分海事请求提供保险，如由船舶在营运中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赔偿，包括货物损坏，货主向船东要求赔偿；船舶产生油污，海事局向船舶要求赔偿。由船舶营运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亡赔偿请求，包括跟其他船舶发生碰撞后或在海难或意外中其他船舶，船员，乘客就人命伤亡向船东提出的赔偿等。当然，这种保赔协会提供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并不能负责所有的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并且有时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即使保了这种保险，也会被保赔协会或保险公司拒绝的情况。所以，在处理船舶优先权时，保险并不是百分百的解决办法。关于这种保险的安排，需注意的是，在船舶抵押融资中，银行或金融机构是贷款人和抵押权人，其不能作为船东向保赔协会投保，因此就要注意要求被融资人，即抵押人应保证投保这种保险，并将相关的保险赔付转让给银行或金融机构，以保证未来保险金赔付后的专门用途。而在船舶融资租赁中，银行或金融机构他们本身就可能是船东，可以直接向保赔协会进行投保，从而切实加强保障融资人的债权。而入会费用和保险费用都可以算入船舶融资的成本之中。2、保证金对于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船舶融资的融资人可以在在船舶融资合同中要求被融资人预先缴纳一定数目的保证金，以使出租人可以在发现船舶之上附有优先权时，或船舶优先权人通过海事法院扣押船舶之时，从保证金中首先支付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债权，对不足部分仍可再向被融资人追偿，若保证金留有余额则可冲抵被融资人对融资人的债权。这样可以避免融资人在船舶优先权人扣船时处于尴尬境地。当然这种保证金的交付将势必导致被融资人融资成本的增加，但是对于船舶优先权这种特殊情况，保证金的交付仍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值得考虑的办法。在确定保证金的金额时，可以考虑被融资人的实力和商业信用。如果大型的航运企业，且商誉良好，那么可以免除其保证金，而对于一些中、小型的航运企业，或是其商誉记录并不十分突出的，那么保证金的交付则是必需的。当然，保证金的方法对被融资人来讲往往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占用，成本较之前述的保险费要高，而且保证金往往是一个固定数额，可能不如保险来得更充分、可靠。但是，保证金可以灵活应对各项海事请求，特别是弥补那些不能在前述保险下得到赔偿的海事请求权，如船长、船员工资、其他劳动报酬、港口使费等。3、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应用在我国，依《海商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船东或船舶的承租人可以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是指发生重大海难，给其他人带来重大损失，将船舶所有人等的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的赔偿制度。这个制度是保护船舶所有人等的制度，也是海上运输中特有的赔偿制度。船舶优先权是海商法赋予一些特殊的海事债权人的一种特权，根本目的是保护这些债权人。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是海商法赋予某些海事索赔的责任人的一种特权，在发生重大海损事故时，将其责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它的核心目的在于保护某些海事债权的责任人或债务人。所以，如果说船舶优先权给船舶融资的融资人带来的主要是负面影响的话，那么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则可以为融资人带来适当的正面影响。融资人应注意要求被融资人在必要的时候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而在船舶融资租赁业务中，融资人甚至应注意在必要的时候主动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以减少此类海事请求对船舶价值的影响，从而尽可能保障被融资人的还款能力，维护船舶融资人的利益。4、母公司或其他公司的担保由于在船舶融资中，大部分船公司是单船公司，除了已用于抵押的，或通过船舶融资租赁得到的一只船舶以外，再没有其他资产。因此，融资人银行或金融机构应注意要求船东或船舶融资租赁中的租船人的母公司、控股公司或其他公司提出担保，出具担保函，让融资人有权直接向这些担保公司追讨。这种担保函对未来弥补由于船舶优先权可能给融资人带来的不利，而且实际上大大加强了被融资人的综合偿债能力，因而非常重要。5、股份抵押在进行船舶融资时，融资人还可以要求船东或船舶融资租赁中的租船人将该公司的股份作为贷款或融资款中的一种抵押担保，通过签订股份抵押合同契约，来加强对被融资人偿债能力的控制。在发生船舶优先权行使或其它违约***时，股份抵押能让融资人有权将被融资人公司的股份转给自己，并实实在在地控制该公司。有了这个权力，融资人可以更好地控制事态的发展，如不去扣船情况下去控制船舶，从而保障融资资金的安全。而且，当融资人取得被融资人的公司后，可以通过出售该公司而不是当事融资船舶的方法来加快收回融资的效率，并可能降低交易成本。当然，在将被融资人的公司股份转让到融资人名下前，融资人应先查清楚该公司是否有其不知的隐藏的债务或法律责任，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总之，船舶优先权是海商法体制下独特的制度，对船舶融资有着不可回避的影响。但尽管如此，如果融资人能够充分注意到这项制度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采取必要的措施降低风险可能给融资人带来的负面影响，船舶融资事业仍然是大有可为的。在本文中提到的应对船舶优先权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措施也仅是抛砖引玉而已，相信随着中国大陆船舶融资事业的发展，更多的议题，更多的对策将会应运而生，从而推动整个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有时会遇到合资一方或几方因种种原因不能在各方合资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或不能在相关批准机关批准的投资到位时间内向合资企业注资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时，不但有损于按时投资的其他方（守约方）的利益，并且威胁到整个合资企业的生存问题。那么，作为按时投资的守约方应如何处理这种问题呢？在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要看在各方签订的合资合同中，是否有出现投资不能按时到位的情况时的处理约定。如果有，则首先按照双方约定来处理。当然，这些约定也是不能违背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如果各方的合资合同中没有此类约定，则守约方可以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来处理，包括采用特别清算程序来结束该合资企业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中第七条有这样的规定：“合营一方未按照合营合同的规定如期缴付或者缴清其出资的，即视为违约。守约方应当催告违约方在一个月内缴付或者缴清出资，逾期仍未缴付或者缴清的，视同违约方放弃在合营合同中的一切权利，自动退出合营企业。守约方应当在逾期后一个月内，向原审批机关申请批准解散合营企业或者申请批准另找合营者承担违约方在合营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守约方可以依法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未缴付或者缴清出资造成的经济损失。前款违约方已经按照合营合同规定缴付部分出资的，由合营企业对该出资进行清理。守约方未按照第一款规定向原审批机关申请批准解散合营企业或者申请批准另找合营者的，审批机关有权撤销对该合营企业的批准证书。批准证书撤销后，合营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缴销营业执照；不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和缴销营业执照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应该讲，上述规定对出现合营某方不能按时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时的处理作出了非常清楚的规定，包括守约方的催缴、违约方的弃权与退出、合营公司的清算与重组、以及相关索赔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原审批机关批准解散合营企业，则该合营企业即进入特别清算程序，结束该企业的经营。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各方注意的是，特别清算程序的合法执行，不要出现进入特别清算程序，甚至在特别清算程序结束后被其他方，特别是原违约方对特别清算程序提出质疑，从而引发更复杂的纠纷。就我们所知，曾经有特别清算程序由于申请人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已批准的特别清算程序被宣布无效的例子。在该案中，中方因合作的外方未能在约定的出资时间内进行投资，并催促无效的情况下，决定终止双方的合资合同，对合资公司进行清算。但此时该中国公司没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该合资企业的董事会权力机构、投资者或者债权人向企业审批机关申请进行特别清算，而是通过该中方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向合资企业的审批机关申请特别清算。而该审批机关也批准进行特别清算。但当该合资企业进行清算的过程中，外方却提出该清算违法，要求停止清算程序。并就此事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批准机关的关于实施特别清算的批复。最终经法院审理，因该中国企业主管部门无权申请特别清算。合资企业的批准机关在申请人不合格的情况下，批准进行特别清算程序违法，予以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