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

案情介绍：原告王某与被告沈某于2009年底经人介绍认识，2011年3月10日登记结婚，同年9月20日生育小孩。孩子出生后，双方经常因为琐事争吵，被告毫无责任感，完全不照顾原告及孩子。原告一个人既要照顾孩子，又要为一家人做饭并承担全部家务。在一次吵架后被告甚至动手殴打原告，原告受伤后无法照顾孩子故回父母家居住，由父母帮助照顾。原告走后被告随即更换门锁，不让原告进门，半年来一直不闻不问，也未支付抚养费。原告对被告彻底失望，于是起诉离婚，并委托李律师为原告代理人。双方争议焦点：一、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原被告均要求抚养小孩；二、被告是否要支付经济补偿问题。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帮助，但被告辩称其无固定工作，无固定收入，无住房，经济困难，不同意支付经济帮助。判决：一、准原告与被告离婚。二、小孩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650元，至小孩年满18周岁。三、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经济帮助50000元。

案例：6岁的小朋友吴某，在一所寄宿制的幼儿园全托。某日在课堂上，坐在吴某旁边的两个小朋友争抢铅笔，任课老师没有及时制止，导致一个小朋友不小心将铅笔插到吴某的眼睛，导致吴某十级伤残。吴某监护人委托李律师提起诉讼，要求幼儿园及侵权儿童家长共同赔偿吴某经济损失合计133820元。争议焦点：吴某家长认为幼儿园应赔偿吴某的损失，幼儿园则认为伤害的发生是意外，其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对此次事故无需承担责任，因而发生争议。律师意见：吴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上课期间受到伤害，法律推定幼儿园是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责任。幼儿园辩称事故发生是意外，但并没用证据证明其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故幼儿园对吴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裁判结果：本案以调解结案。幼儿园赔偿吴某75000元，侵权儿童家长赔偿吴某25000元，并一次性支付。

案例：公诉机关指控，自2010年5月份以来，被告人叶某开始从惠东县某人的手中购买K粉等毒品后，由自己或者通过被告人王某将4千克毒品贩卖给刘烽，被告人叶某、王某与刘某交易毒品时，一部分通过现金交易，一部分通过转账到赖某的银行账户。刘某在购买到毒品后，将毒品分包再卖到东莞市虎门镇某俱乐部。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叶某、王某、刘某的讯问笔录、赖某的银行交易明细、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勘验检查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化验、检验报告等。公诉机关认为认为叶某、王某、刘某等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47条之规定，构成贩卖毒品罪。我方为刘某的辩护人，在检察起诉阶段介入案件。焦点：公诉机关指控刘某贩卖毒品罪是否成立。辩护要点：一、公诉机关指控刘某贩卖毒品罪定性不准确。贩卖毒品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购买毒品的行为。本案中，公诉机关既没有证据证明刘某销售了毒品，也没有证据证明刘某以贩卖为目的非法购买毒品，关于刘某购买毒品的证据都互相矛盾，无法相互印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刘烽上述两种情形均不具备，故不符合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二、公诉机关指控刘烽购买毒品4公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判结果：公诉机关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分析：贩卖毒品罪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毒品的行为；二是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购买毒品的行为。本案中，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刘某卖出了毒品，对于查获的少量毒品无法证明刘某系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指控刘某贩卖4公斤毒品更是证据不足，故公诉机关最终撤回起诉。

2009年5月，原告刘某在工行某支行办理了牡丹卡一张，并办理了手机银行(短信)业务。之后，原告陆续存取，截止到2009年11月底，卡内存款余额有10万元。2009年12月25日，原告和朋友一起玩时，收到原告的牡丹灵通卡被支取的3个信息，其牡丹卡内的余额被全额取走。原告立即去银行查询，在挂失无果后向公安局报警。公安局对刘某信用卡被诈骗案立案侦查，但未侦破。后刘某找被告工行某支行交涉，但被告工行某支行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原告将工行某支行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工行某支行返还原告刘某在被告处的储蓄存款10万元，并赔偿其他损失10000元。那么，被告工行某支行应否承担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原告刘某在工行某支行办理了牡丹卡，即与工行某支行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工行某支行作为作为经营存、贷款等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负有保证储户存、取款安全的义务。要维护储户的存、取款安全，工行在付款时就必须履行取款权利人身份审查义务，以识别取款权利人。也就是说工行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取款权利人识别机制。由于取款权利人识别机制主要存在于银行自己制定的业务规则中和所采取的技术手段中，银行以外的人无权参与决策，更无从得知其技术秘密。银行部门设置的自动取款机，正是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取款权利人，以达到维护储户存款安全和方便储户、提高金融机构工作效率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在人机交易中产生的风险，应当由设置柜员机的银行部门承担。本案中，原告刘某的牡丹卡还在其本人手中，其卡内的存款却在异地工行设置的自动柜员机上被支取、转账，也就是说工行设置的自动取款机，不能达到足以识别取款权利人以维护储户存款安全的目的，由此产生的交易风险，应当由被告工行某支行承担。

案例：李某（男）与张某（女）系恋人关系，双方同居生活。2002年男方出资购买房产一套，后因感情恶化，双方于2008年达成协议：约定双方解除恋爱关系，男方同意将名下该房屋赠与女方，但并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此后女方一直住在上述房屋内，因男方一直拒绝办理过户手续，张某（女）于2010年提起诉讼，要求李某（男）继续履行协议，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而李某（男）则通知张某（女）撤销赠与。分析：那么赠与房产在没有办理过户登记之前，赠与人反悔的，能否享有撤销权？答案是肯定的。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对于不动产物权的转让，需要办理变更登记，才发生物权转移的法律效力。本案中，李某虽将房产赠与张某，但并没有办理房产的变更登记手续，故房屋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上述房屋仍为李某所有。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房屋所有权并没有转移，故李某可以依法撤销其对张某的赠与。综上，在赠与房产在没有办理过户登记之前，赠与人反悔的，除合同法186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情形外，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对策：这个案例目前在社会中具有普遍性，房产赠与的当事人双方往往疏于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结果不但事与愿违，而且容易导致纠纷的发生。为了达成赠与人赠与房产的意愿，更好地保障受赠人的权益，赠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赠与合同后，应及时办理赠与房产的变更登记手续；如一时无法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就应对赠与合同进行公证，因为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是不能撤销的。

案例：杨某为某纸业公司员工，在该公司已工作10年以上，与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公司实行改革，制定了业绩考核末位即予以淘汰的制度。杨某很不幸，在当年第一季度的考核中业绩排名最后，公司随即通知她要与她解除劳动合同。杨某认为自己工作努力，业绩比之前也有进步，公司不能仅仅因为业绩考核排名靠后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因而发生争议。那么公司以末位淘汰为由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是否有法律依据呢？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合同未到期之前，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1）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2）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或是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或是其严重失职，徇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或是其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都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3）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的；或者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或是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合同达成协议的，这几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可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4）用人单位濒临破产或生产经营困难，确需裁员的，也可依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除此之外，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都无法律依据。显然，该公司规定的“末位淘汰制”不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范围之内，因而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故该公司不能以此为由与杨某解除劳动合同。分析：用人单位采取“末位淘汰制”淘汰、辞退员工的做法，本质上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没有法律根据的。现实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往往套用劳动法中规定的“不胜任工作”条款，强行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但事实上，单位绩效考核中排名末位的劳动者并不一定是不胜任工作的，即使不胜任工作，用人单位也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为其提供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如果劳动者仍不胜任工作的，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须支付经济补偿金。否则企业就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