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智华

权利能力平等与权利平等的混淆（二）首先，“一个人在法律上是否拥有享有权利的能力”，与“一个人在事实上是否拥有享有权利的能力”，并不是一回事。前一表述中的能力所指向的是一种以规范形式存在的应然能力、法律能力，所要表达的是人在法律的规范世界里可能拥有的某种能力或资格；后一表述中的能力所指向的是一种以事实形式存在的实然能力、一种经验上的能力，所要表达的是人在经验的生活世界里可能拥有的某种能力或资格，二者之间的差别就是规范与事实、规范能力与事实能力之别。权利能力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所要表达的显然是前者，拥有该能力者，其规范能力的有效性就会受到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命令的保护。即便是在现实生活层面，其已经丧失了实际拥有权利的可能性（如已被他人强制为奴），这种能力的丧失也非权利能力的丧失，而是一种事实能力的丧失。正是由于其权利能力并未丧失，其所拥有的权利能力在法律上依然是有效的，所以被强制为奴的人依然拥有保护其法律地位和权利的最有力武器，即可以要求法律来矫正这种实然状态之不正义。同理，以没有户口会导致种种权利行使障碍为由，将不给超生儿上户口定义为是“对超生婴儿的权利能力的剥夺”，混淆了规范层面的权利拥有与事实层面的权利实现，可谓是各种混淆的集大成。我是深圳婚家方面的律师，有任何婚家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

权利能力平等与权利平等的混淆若无法律所作的资格条件限制，这些特权和权能根本就不会被作为一种能力从一般的行为自由、结婚自由、职业自由等自由范畴中凸显出来，并被我们所明确认知。在这些能力受到法律限制之后，其所生法律效果应为自由权受限；在取得这些能力所需的法律事实条件成就时，其所生法律效果应为自由的恢复或能力的取得，即主体已经拥有或重新拥有了通过实施特定行为来自由创设某种法律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也就是说，前述各种能力的产生逻辑应为“自由——通过特定资格条件的设置来限制个人自由——取得特定资格的法律事实条件成就——特定资格或能力的取得=自由的恢复”。这一逻辑与一般的行政许可所内含的法理逻辑大体上是相通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分配权利，而不是为了分配权利能力或一般的法律主体资格。既然这些能力皆非权利能力，那么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权利能力原子论也就无从谈起了，以此为基础来论证权利能力不平等、可被放弃或剥夺，也就都不可信了。更何况，依后文所述，论者还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事实上的放弃或剥夺与法律上的放弃或剥夺。差等论者对权利能力概念的不当理解和误用，除表现为以上两方面外，还表现为其对规范能力和事实能力的混淆。这种混淆与其在论证权利能力不平等时所发生的对法律平等和事实平等、法律上的放弃或剥夺与事实上的放弃或剥夺的混淆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属于对规范与事实、应然与实然的混淆。此外，差等论者在论证权利能力不平等时，还明显混淆了权利能力平等和权利平等我是深圳婚家方面的律师，有任何婚家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差等论批判（九）不管是从权利的本质乃是“个人意思所能自由支配的领域”，还是从权利的本质乃是“受法律之力保护的特定利益”的角度看，都会因其意志支配对象和受保护利益已被具体化而被认为是一种权利或权能——权利或权能在法律上本身就可以被表达为实施特定行为的自由、资格和能力，而不应被归属为表征一般主体资格的权利能力范畴。因为，权利能力或主体资格代表的是制定法律的共同体对某一个体的成员资格的承认，而非对其实施特定行为的资格的承认。差等论者正是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混淆了权利能力与作为能力的权利，混淆了权利的可有状态与实有，才会错误地认为，只有已达婚龄者才拥有结婚的权利能力，未达婚龄者不拥有这种能力，所以二者的权利能力是不平等的。概言之，差等论在论证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不平等时，所使用的结婚能力、收养能力、监护能力、遗嘱能力、经商能力、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或能力、订立高消费合同的能力等概念中的能力，都不是权利能力意义上的能力，而是一种经由实施特定行为所需的法律资格条件的设置反射出来的权利或权能，一种可通过自由权、资格权等概念表达出来的实施特定行为的自由、资格和能力，或者说，它们就是霍菲尔德所说的“特权”。我是深圳婚家方面的律师，有任何婚家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