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

王某军主张其医疗期满之后，其曾回xxx建设公司要求上班，xxx建设公司领导让其回家等着，其继续交病假条。用人单位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某军与xxx建设公司签订的医疗期协议明确约定了医疗期，医疗期满之后王某军未提供劳动，其虽主张系xxx建设公司领导要求其回家等着，且一直交病假条，但就此主张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王某军关于要求xxx建设公司支付其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4月8日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某军医疗期满之后未再提供劳动合同，王某军与xxx建设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亦明确约定旷工将解除劳动合同，故xxx建设公司无需支付王某军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一身裁判结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某军的全部诉讼请求。王某军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观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新官不认旧账，法院判决清偿数年前，市区某事业单位下属的某有限责任公司因办公楼改建工程欠下70余万元工程款未能偿还，建筑公司多次催要，该公司仅出具了对账单并在对账单上注明“因资金紧张，同意于2012年3月底付款”的字样。到期后，建筑公司前往索要该款时，欠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已经调整，而新到任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工程不是我经办，有关情况不了解，有关账目尚未交接，你们应当去找原法定代表人”为由拒绝付款。建筑公司无奈只好找到已调往其他单位的其原法定代表人交涉，而原法定代表人却表示欠款虽然属实，也是自己在任时欠下的工程款，但现在自己已不在原单位任职，钱还得原单位拿，自己想还款也无能为力。两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相互推诿，建筑公司眼看自己工程款的支付遥遥无期，无奈只好在律师的帮助下将欠款的某有限责任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该某有限责任公司与建筑公司之间订立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为有效合同，原告建筑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建筑施工义务，工程款已经过双方结算确认，被告拒付工程款的理由不能成立，遂依法判决该有限公司在十日内偿还原告建筑公司的工程款70余万元，并判决该有限公司向原告建筑公司支付违约金和截止至实际执行之日的利息损失。山东颐平律师事务所金海燕律师点评说，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在法律上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公司以自身财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其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内部机构和人员的变更及公司名称的变更均不影响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新任法定代表人的理由和拒绝付款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虽然新任法定代表人未参与本案的合同订立及履行的有关事宜，但他现在代表该单位行使职权，应当代表公司以公司财产偿还债务。如法院判决生效后其仍以该理由拒绝付款，则法院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除对该公司的财产强制执行外，对该法定代表人也可采取拘留、罚款措施，情节严重的，还可依法追究其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刑事责任”，金海燕律师提醒说。

名为有限责任公司实为个人经营股东被判决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2011年3月至2011年10月间，临沂某化工公司向江苏省镇江某公司多次发送化工产品，总货款为143.58万元。镇江某公司部分支付货款后，余款90余万元经索要一直未能归还。临沂某化工公司多次前往镇江索款，发现该公司已经关停歇业，其股东、法定代表人王某称，其投入该公司的数百万元资本都无法抽回，已资不抵债，正欲进入破产程序，无法再偿还该款了。临沂某化工公司眼见索款无望，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委托律师介入调查。律师介入后，对镇江某公司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了解。发现该公司虽然停产歇业，但其股东、法定代表人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投入数百万元未能抽回，而是开着豪车，名下有多套房产，遂对公司的状况产生怀疑。经调查，律师发现，债务人镇江某公司为三名股东，注册资金500万元，工商登记档案显示该出资已经到位。经接触其余两名股东，律师得知该两名股东的出资份额已全部转让给另一股东、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但未到工商登记部门变更登记。据此，律师认为，该公司资产已与王某个人资产混同，遂建议将镇江某公司与其股东、法定代表人王某一同列被告起诉，要求两被告连带清偿临沂某化工公司的债务。起诉后，一审法院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判决王某与镇江某公司连带清偿临沂某化工公司的债务，并裁定查封了王某两处住宅。迫于证据确凿，且房屋已被查封，王某遂与临沂某化工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支付了全部货款。山东颐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时，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临沂某化工公司已经举证证明被告镇江某公司三名股东的股份归于王某一人，而王某又不能有效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分立，故法院判决王某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金海燕律师还建议，遇到类似的情况，应深层次调查债务人状况、使用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身权利。

依照我国传统习俗，男女双方在谈婚论嫁之时往往会给付一定数额的彩礼与陪嫁，热恋中情侣之间也难免会有一些发红包、送礼物等经济上的往来。然而，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双方分手时，支出方往往会认为自己遭受了损失，从而产生经济纠纷，甚至为讨要相关费用对簿公堂。分手后，婚恋期间的支出是否应该返还呢？以下5起相关案件，提醒人们从恋爱到结婚期间，应当理性处理财物给付问题，遇到纠纷更须依法解决。订婚宴后提出分手所收彩礼全额返还2018年4月，何某与刘某经人介绍后确立恋爱关系。同年5月23日，两人按当地风俗举行订婚仪式。然而半年后，刘某便与何某解除了婚恋关系。随后，何某在讨要婚恋期间所花费用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告何某诉称，2018年5月21日，其给被告刘某购买金首饰花费3005元。在订婚仪式前一天，送给被告红包现金1万元，仪式当天又经媒人手送给刘某母亲彩礼现金6.8万元。2018年10月，刘某要求何某出资对其居住的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先后花费两万元购买彩钢瓦、钢梁、门窗等材料。2018年11月，被告刘某要求和原告解除婚恋关系，但对原告与其交往期间支付的彩礼、装修房屋、金首饰等财物不予退还。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按农村习俗举行了订婚仪式，但是未办理结婚登记，原告请求返还彩礼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应返还原告彩礼款6.8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屋装修款两万元、订婚前一天支付的红包1万元，被告不予认可，且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主张，对该款项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订婚前为被告购买的金首饰款3005元，应认定为婚恋过程中的赠与行为，故原告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何某6.8万元。性格不和解除婚约礼金首饰酌情返还2018年6月，贾某与段某经人介绍相识相恋。贾某按当地风俗习惯在首次见面、看家、行礼、提亲等婚约过程中，先后给付段某彩礼10余万元，另有其他财物价值数万元。2019年9月，双方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贾某再次给付段某红包合计12000元，迎亲时在新娘茶瓶中装现金8888元，但两人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此后，由于性格差异，两人常有矛盾，关系逐渐恶化，最终无法共同生活。2019年底，段某离家后双方未再共同生活，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约。经多次协商调解未果，贾某将段某及其父母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段某及其父母返还彩礼139488元，并返还钻石项链、钻石戒指、金手镯、苹果手机等财物。法院对该案审理后认为，彩礼实质上是为达成结婚目的的赠与，一般情况下，在婚约不成立时，彩礼的赠与也自动解除，所以赠与方有权要回彩礼。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对符合彩礼性质的礼金和财物，女方应当返还。实践中，男方向女方支付彩礼的多少，通常由女方的要求、男方的经济状况、当地风俗习惯决定。而当婚约解除时，彩礼的返还也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结合当地风俗，根据个案实际情况认定，不宜一概全额返还。本案中，贾某、段某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按农村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且共同生活，有夫妻之实，对返还彩礼的比例和金额，应考虑男女双方的实际情况，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依照法律规定，并结合当地风俗，酌情予以支持。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段某及其父母返还原告贾某彩礼92322.3元，段某返还贾某钻石戒指一枚、钻石项链一条、黄金首饰一套、苹果手机一部，陪嫁物品归段某所有。同居一年分手涉诉判决返还部分彩礼男子陈某与女子李某在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同居一年，随后李某提出分手，陈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6万元彩礼和其他费用。庭审中，原告陈某诉称，2017年两人经他人介绍认识，同年农历腊月二十九订婚时，被告提出要原告支付彩礼6万元。当天，陈某给付彩礼现金5万元，微信转账1万元，共计6万元。除给付彩礼外，原告还给付被告现金及物品大约3万余元。订婚后不久两人同居。2018年6月15日，陈某生病住院，但李某未去医院探视，之后便搬走分居。被告李某辩称，2018年元月，她与原告陈某协商双方结婚事宜，因当时她在省外打工，陈某于2018年1月10日通过微信转账给她1万元，是用于购买衣服、回家路费等花销。2018年2月4日，两人举行订婚仪式，当时她说不要彩礼，但需要原告帮助归还所背负外债5万元，原告同意并拿出5万元帮她归还外债。至诉讼时，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未形成婚姻关系，但双方在一起同居了一年多，同居生活期间，原告给她转账购买结婚物品、帮助她归还债务均属自愿赠与行为。法院审理后认为，2018年1月10日，原告给被告转账1万元用于购买衣服属于赠与行为，故对原告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对于2018年2月4日原告向被告支付的5万元，结合当地习俗，应认定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彩礼。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被告已共同生活一年，法院酌情认定被告应返还原告部分彩礼款，遂依法判决被告李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陈某彩礼款3.5万元。赠与带有恋爱象征相应款项无需返还范某和张某曾经是初中同学，毕业后两人各自忙自己的生活，交往并不多。2018年春，两人在同学微信群聊天中重新建立联系，感觉兴趣相投，好感倍增，不久便确立了恋爱关系。热恋期间，每逢纪念日、节日和张某的生日，范某都会向张某发红包、转账表达爱意。然而，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张某提出分手。沉浸在痛苦之中的范某发现，从2018年4月至同年9月，在外务工的他通过微信、支付宝账户分17次向张某转账共计32422元。得知张某已与他人结婚，范某更是感到自己很“亏”，于是就向张某讨要所转的款项。后张某通过微信、支付宝分5次归还范某13400元，剩余19022元一直未还。范某多次打电话催要，但张某一直推脱。范某无奈之下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归还其19000元。庭审中，被告张某辩称，原告为追求其经常发具有恋爱象征意义的“520”“521”“1314”以及生日祝福等红包，这些是原告自愿发送的，并非被告索要。这些红包应该认定为赠与行为，属于恋爱期间的礼尚往来。法院审理后认为，判断案涉钱款是否应该返还的关键在于该钱款是否属于目的赠与。如属于目的赠与，那么在目的未实现的情况下，被告继续占有该财产就会构成不当得利，理应返还。本案中，原告在追求被告期间向被告转账人民币32422元，其目的在于促使被告与其恋爱结婚，但32422元中的“520”“521”“1314”以及生日祝福、购买礼物等带有恋爱象征意义的金额转账共计8622元，应属于一般赠与。因此，对于32422元中属于目的赠与的23800元，由于其目的因双方分手而未能实现，被告继续持有其所得利益欠缺正当性，从而构成不当得利，理应返还。根据已查明的情况，被告已返还原告13400元，剩余10400元未归还，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于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对于32422元中的8622元，属于一般赠与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予支持。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范某10400元。恋爱期间互有付出赠与部分不予返还2016年，孙某与常某经人介绍认识并确立恋爱关系。订婚当日，孙某向常某支付彩礼1.68万元，常某回礼800元。后双方因购房事宜发生纠纷，导致恋爱关系破裂。孙某遂诉至法院，诉请常某返还彩礼钱以及其他支出共计2.782万元。庭审中，被告仅认可彩礼1.68万元，对其他支出不予认可，并提出女方在办理订婚事宜过程中也有很大花销。法院对该案审理后认为，双方恋爱期间互有付出，系双方按照风俗以此来增进感情，应认定为赠与。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1.6万元，双方恋爱期间的其他支出可不予返还。民法总则相关规定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法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相关规定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一、争议背景三、分析建议单位根据规章制度的规定扣除员工奖金的，需要做到如下几点：（2）规章制度的内容应合法合理。单位需注意规章制度应当具有合理性，不能过于严苛或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否则诉求可能无法得到法院支持。目前大多数法官倾向于：人民法院有权审查单位规定的合法性，如有关规定过于严苛或明显违反公序良俗，法院有权认定相应条款无效。案号索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10341号

正文：目前，在国内民间借贷从业人员众多，但是却很少有人有自有资金对外出借，基本上都是低吸高贷，2018年可以说是整治民间借贷罕见的一年，公安部、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文《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随后最高院亦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联合整治民间借贷中不规范行为。现在划重点：1、未经批准，不得以借贷为业！2、严厉打击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严厉打击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贷款。3、严厉打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严厉打击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或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收取高额利息（费用）变相发放贷款行为。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作为主要成员或实际控制人，开展有组织的民间借贷。4、民间借贷必须是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5、严打“套路贷”。6、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特别提示：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之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摘自：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附：相关文件全文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各银监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工商局（市场监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省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外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打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切实提高认识近年来，民间借贷发展迅速，以暴力催收为主要表现特征的非法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各有关方面要充分认识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必要性和暴力催收的社会危害性，从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维护经济金融秩序、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认真抓好相关工作。二、把握工作原则坚持依法治理、标本兼治、多方施策、疏堵结合的原则，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资金健康有序流动，对相关非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净化社会环境，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三、明确信贷规则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规范，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即不得以借贷为业，最高院判例也明确以民间借贷为业的借贷合同无效！！（文章最后附判例！！！）四、规范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民间借贷发生纠纷，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处理。五、严禁非法活动严厉打击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严厉打击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贷款。严厉打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严厉打击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或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收取高额利息（费用）变相发放贷款行为。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作为主要成员或实际控制人，开展有组织的民间借贷。六、改进金融服务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经有权部门批设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发放贷款或融资性质机构应依法合规经营，强化服务意识，采取切实措施，开发面向不同群体的信贷产品。改进金融服务，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有效疏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七、加强协调配合民间借贷活动情况复杂、涉及方面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依法履行职责。八、依法调查处理（一）对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民间贷款，以及套取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或涉嫌犯罪的行为，公安机关应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并将非法发放民间贷款活动的相关材料移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非法金融活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予以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严厉追究刑事责任。（三）对从事民间借贷咨询等业务的中介机构，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应依法加强监管。九、加强宣传引导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公安机关、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人民银行等有关单位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和信贷规则。及时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强化风险警示，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引导自觉抵制非法民间借贷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与此同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呈现爆炸式增长，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近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披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犯罪，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工作的评价、教育、指引功能，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设局者具备知识型犯罪特征，善于通过虚增债权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故意失联制造违约等方式，形成证据链条闭环，并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二、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要切实提高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的，要及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处理。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切实防范犯罪分子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堂而皇之侵占被害人财产。刑事判决认定出借人构成“套路贷”诈骗等犯罪的，人民法院对已按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生效判决，应当及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三、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应当从严把握。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出借人主张系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贷款本金”“借款人抗辩所谓现金支付本金系出借人预先扣除的高额利息”的，要加强对出借人主张的现金支付款项来源、交付情况等证据的审查，依法认定借贷本金数额和高额利息扣收事实。发现交易平台、交易对手、交易模式等以“创新”为名行高利贷之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发送司法建议函等有效方式，坚决予以遏制。四、建立民间借贷纠纷防范和解决机制。人民法院在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各类风险中，要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探索审判机制创新，加强联动效应，探索建立跨部门综合治理机制。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引导社会良好风气，认真总结审判经验，加强调查研究。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8月1日以借贷为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裁判日期：2017-12-22以下是最高院的裁判理由：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及逾期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二）....（一）关于本案两笔《借款合同》的效力及逾期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本案出借人高金公司向外出借款项，未约定利息，而是约定高额的逾期利息或违约金。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高金公司多次从事向外借款业务，而且多数情况下约定有借款期内的高额利息的情形，借款人存在多个不同的借款主体，即其出借的对象亦不特定，因此，高金公司具有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以收取高额利息的事实。本案所涉的两笔《借款合同》是其经营放贷业务中的一部分，本质上属于从事放贷业务。而且，虽然本案中的两笔《借款合同》未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但借款期限仅为三个月，而违约金却超出银行同期借款利率的四倍，存在以收取高额违约金或高额逾期利息的方式实现营利目的的情形。高金公司系投资公司，经营范围中没有向外放贷的业务，其从事放贷业务亦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该种行为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五项规定，本案的两笔《借款合同》无效。高金公司认为本案《借款合同》应为有效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