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玉

刑法第条第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由于刑法对于抢夺罪、抢劫罪规定了差异较大的法定刑，因此，如何理解携带凶器抢夺的含义，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践中，行为人随身带有凶器进行抢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能否认定为是携带凶器抢夺，对于正确定罪量刑具有积极的意义。如何理解携带凶器抢夺，最为关键的是如何理解携带一词的含义。不同的学者基于立法意图、立法目的等，进行了不同的理解，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些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刑法第条第款的性质的理解不同所出现的争议。笔者认为，刑法第条第款的规定应当是一种法律拟制的规定，而非注意规定。即如果没有刑法第条第款的规定，实践中的携带凶器抢夺行为应当以抢夺罪论处。首先，在实践中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区分并不存在困难，对于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立法者完全没有必要作出特别的注意规定以提醒司法人员。其次，从刑法关于该条的表述来看，也是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论处。如果行为人携带凶器抢夺本身就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则不属于携带凶器抢夺，而是携带凶器抢劫了。再次，从立法意图来看，立法者也是基于携带凶器抢夺这一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而对于此种类型的抢夺行为比照抢劫罪论处，突出对这类行为的打击。最后，如果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认为本身就构成抢劫罪的话，由于携带凶器抢劫比通常情形下的抢劫还要更为严重，立法者对于此种严重性质的抢劫，完全没有要仅规定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而应规定更重的刑罚。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携带凶器抢夺，应当是指不符合刑法第条的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抢夺行为。刑法基于打击的必要性，才对此种抢夺行为规定以抢劫罪论处。不少学者认为，携带凶器抢夺行为本身即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刑法第条第款的规定是多余的，应予废除，显然是没有注意到该条的立法目的之所在，即该条是法律拟制规定。在明确了该规定为法律拟制规定的基础上，如何理解其中携带一词的含义呢？仅从逻辑形式上来看，对于携带一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结论。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对于携带一词不能仅仅从客观方面理解，这是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携带一词的当然要求。携带一词作为刑法的用语，不能仅仅就携带一词的字面含义，而应当在刑法的语境下进行理解。对于那些仅仅在客观上使用了凶器，但行为人主观上全然不知自己携带了凶器的，或者主观上根本没有想过使用凶器排除被害人的反抗的，不能认定为是刑法上的携带，从而不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否则便是客观归罪。在此基础上，对于主客观相统一下的携带，从逻辑上看，可以有如下两种理解方式：行为人客观上虽然客观上携带了凶器，主观上有准备随时使用凶器的故意，但并未向被害人使用，如未向被害人显示，包括明示或暗示；行为人客观上携带了凶器，主观上也有使用凶器的故意，并且在客观上也使用了凶器。对于第种情形，行为人已经实际上使用了凶器，完全符合刑法第条关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即行为人使用凶器的行为符合刑法第条所规定的胁迫，此种情形应当属于携带凶器抢劫或者持凶器抢劫，而非携带凶器抢夺，直接适用刑法第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即可，而不属于刑法第条第款所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对于第种情形，行为人客观上携带凶器，主观上也具有随时使用凶器排除被害人反抗的故意。对于行为人这种主客观相统一的携带凶器行为，刑法当然可以基于打击的必要性而规定较重的刑罚。在承认刑法第条第款属于法律拟制的规定的基础上，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出发，应当认为，刑法关于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仅指此种情形。当然，对于行为人客观上携带凶器的，如何判断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用的意图，仍然是一个需要具体判断的问题，不能完全听信行为人的口供。从携带一词的字面含义出发，也说明携带的器具具有随时使用的可能性。应当认为，行为人所携带的凶器具有随时使用的可能性的，才可以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用的意图。例如，行为人将凶器放在口袋、腰间等部位，一般可以认为行为人具有随时使用的可能性，主观上具有使用的意图。当然，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不知道口袋或腰间带有凶器的，不能认定为是携带。如果行为人仅仅是将凶器放在背包中或其他不易随时取出的位置，即使客观上带有凶器，由于不具有随时使用的可能性，即使使用的话，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出凶器，一般情况下，就不能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用凶器的意图。当然，如果行为人即使将凶器置于隐蔽、不易取出的位置，但如果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使用此凶器反抗被害人的意义，也应当认定为是携带凶器抢夺。

关于划分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界限的标准众说纷纭有接触说、转移说、藏匿说、失控说、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等观点。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盗窃罪既遂和未遂划分标准的争论主要在后三种观点之间展开。失控说认为应以他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失去控制的为既遂控制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取得对被盗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标准已实际控制的为既遂失控加控制说认为应以是否他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以及该财物已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为标准他人已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并且该财物已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的为既遂。,,,,,,,,,,,上述两种关于盗窃罪的危害结果的表现形式的看法之所以产生分歧根源在于立足点有所不同。失控说立足于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的角度、保护合法权益的立场看待危害结果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权益既然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即使行为人没有控制财物就说明合法权益已遭受侵害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损失危害结果已经发生。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财产、如何处置财产则与被害人的财产是否受到侵犯无关。而控制说则立足于行为人的立场看待危害结果认为非法占有财物的犯罪结果是否发生是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而所谓“非法占有”当然是指行为人本人的非法占有。笔者认为如后所述“非法占有目的”属于盗窃罪的超过客观要素的主观要素其在客观上不需要有“非法占有”的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控制说以行为人是否非法占有财物判断危害结果就等于在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中强行地加进了“非法占有事实”这一本来不必要的因素。其实“财产所有权遭到侵害意味着行为使财物的控制范围实际发生了转移而行为人是否获取了所有权的权益则是将来发生的事情。”失控说立足于保护合法权益的立场看待危害结果认为在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时危害结果就已发生这符合危害结果的本来含义因为无论对危害结果的含义有多大的分歧但对“危害结果是对合法权益的侵犯所形成的事实”这一点应该不会有多大的异议。其次盗窃罪是目的犯以控制说作为盗窃罪既遂的判断标准会违背目的犯的理论。有的学者指出从我国《刑法》第23条的规定来看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犯罪得逞与否犯罪已得逞者是既遂未得逞者是未遂。得逞与未得逞都是相对于行为人而不是第三者而言的。对盗窃罪来说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取得他人财物取得或控制了他人的财物才可能认为盗窃已得逞未取得或控制他人财物即便他人已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仍然只能视为盗窃未得逞。另外从刑法理论上讲盗窃罪既然是一种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取得罪理应以行为人是否取得或控制意图取得的财物作为认定既未遂的标准。有的观点认为“判断侵犯财产罪的既遂与未遂应当以财产所有权是否受到实际侵害为标准亦即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或者毁坏了公私财物达到预期的犯罪目的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