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

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起诉书控告及控告罪名：2008年的一天，刘某某和陈某某相约在一茶楼喝茶，两人商量了对有钱人抢钱的事，第二天，两人到一银行用王某的名字办理了银行卡以备抢钱之用。当天下午，刘某某看见自己认识的有钱人李某，便打电话叫陈某某准备作案工具，自己驾车跟踪李某，其间，刘某某抽空驾车到一宾馆附近接上陈某某，二人准备了刀、麻绳、钢丝绳等作案工具，随后驾车继续跟踪李某。跟踪至当晚１２时许在一路口处，刘某某装作无意碰到李某与李某打招呼并叫上李某来到其车上，上车后，刘某封死车门并找李某索要钱财，李某不同意，陈某用麻绳将李某捆绑于副驾驶座椅上，刘某持刀逼李说出随身携带的银行卡密码，后刘某下车到银行验证密码正确后返回车上，因害怕李某告发，两人商议后合力将李某杀死在车上，之后将李某车开走，两人取下尸体上的项链后将尸体抛至邻省一湖中。后两人在四家银行取得现金11万元，陈某分得现金3万元和黄金项链，两人在案发三日后被抓获。2008年荆门市检察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对刘某某、陈某某提起公诉。一审控辩焦点：被告人陈某某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中本律师辩护意见：陈某某抢劫罪成立，故意杀人罪不成立。理由是：1、受害人李某的尸体没有找到，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客体是李某证据不足。2、受害人李某已死亡证据不足。3、陈某某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结果：2008年荆门市中院以刘某某、陈某某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２００９年刘某某以故意杀人罪不成立向湖北省高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该案。二审中本律师作为刘某某的辩护人发表了以下辩护意见: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接受陈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陈某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上诉一案的二审辩护人，现就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故意杀人罪错误，上诉人故意杀人罪不成立。1、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已死亡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以两名被告人确认受害人已死亡，且受害人的社会关系与其失去联系为由，认定受害人死亡错误。(1)、两名被告人确认受害人死亡不能证明受害人确已死亡。自然人的死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需要经过专业人员专业机构专业仪器检测才能得知，而两名被告人不是专业医生，也没有对受害人使用仪器检测，其“没气了”的供述只是一种主观判断，不能排除受害人只是暂时昏迷失去意识没有死亡的可能。(2)、受害人的社会关系均与共失去联系不能证明受害人一定死亡。如果受害人被人救起，失去记忆，也能够造成社会关系均与其无法联系。(3)、本案缺少受害人的尸体这一关键物证，所以不能证明受害人已死亡。由于受害人的尸体没有找到，证据和证据之间不能形成锁链，不能排除受害人并没有死亡的可能，比如：受害人并没有死亡，而是被沿江的一户人家救起，可能失忆，其与家人无法联系。(4)、本案中没有专业鉴定机构对受害人作出死亡鉴定结论书，也没有医疗机构对受害人出具死亡证明，因此不能证明受害人已死亡。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刑事犯罪中自然人的死亡必须要有医院的死亡证明书或者是专业鉴定机构的死亡鉴定结论，在没有以上文书也不能找到受害人尸体的情况下，认定受害人死亡证据不足。(5)、血迹鉴定只能证明有人受伤，不能证明受伤的人已死亡。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证据不足。(1)、公诉机关没有举证上诉人致死受害人的作案工具。公诉机关举证的带有血迹的麻绳和钢丝绳不能证明是致死受害人的作案工具。公诉机关提交鉴定的血痕达八处之多，可见受害人受伤且大量出血。而公诉机关提交的有受害人血痕的作案工具只有一条麻绳和钢丝绳，根据生活常识，一条麻绳和钢丝绳不可能或不足以让一个人大量出血。也就是说，如果本案受害人死亡，其死亡至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受害人被勒死，一种是被利器所伤大量出血致死。而公诉机关不能举证受害人死亡原因鉴定，也就是说受害人是被勒死还是被利器杀死公诉机关没有查清，所以带有血痕的麻绳和钢丝绳不能证明是致死受害人的作案工具。公诉机关举证的另一物证砍刀因无受害人的血迹等也不能证明是致死受害人的作案工具。(2)、刘某某的供述不能证明上诉人实施了杀人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实施杀人行为的证据只有另一被告人刘某某的供述，而刘某某杀人行为的供述和上诉人杀人行为的供述完全不一致，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一、二审庭审中一直供述是另一被告人用刀捅受害人的，另一被告人刘某某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一、二审庭审中一直供述是上诉人用绳子勒受害人的，因两犯罪嫌疑人关于杀人的供述完全不一致，而公诉机关不能举证证明受害人是被勒死还是被刀捅死，不能举证上诉人致死受害人的作案工具，不能举证受害人的死亡原因鉴定，所以另一被告人刘某某关于上诉人杀人行为的供述系孤证，不能证明上诉人对受害人实施了杀人行为。(3)、公诉机关没有举证上诉人的死亡原因鉴定。因为公诉机关没有举证上诉人的死亡原因鉴定，所以公诉机关不能证明受害人是被绳子勒死还是被利器所杀死，不能证明上诉人用什么工具致死受害人。故如果受害人已死亡也没有证据认定是上诉人实施了杀人行为，没有证据认定是上诉人将受害人杀死。3、上诉人陈某某不具备故意杀人罪犯罪构成中的客体和客观方面，上诉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必须要同时具备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四个构成要件。首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本案中，公诉机关不能证明受害人被杀死，不能证明受害人已死亡，所以上诉人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客体不存在。其次，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是必须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即杀人行为，本案中公诉机关不能举证证明上诉人实施了杀害受害人的杀人行为，不能证明受害人是被上诉人的行为杀死。所以上诉人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也不存在。因陈某某不具备故意杀人罪犯罪构成中的客体和客观方面，所以一审法院判决陈某某故意杀人罪错误。4、本案故意杀人的事实没有查清，上诉人陈某某故意杀人罪不能成立。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故意杀人罪罪名的成立，必须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以下基本事实：谁杀了人，谁被杀，怎么杀，被杀的人死了没，被杀的人是被什么致死。而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杀了人，但被杀的人是否是应徐恕不能确定，被杀的人死了没有不能确定，上诉人用什么工具什么行为杀没有查清，被杀的人被勒死还是被刀捅死没有查清，以上这些认定上诉人故意杀人罪的基本事实均不能确定没有查清，或者说故意杀人的基本事实均存在疑问，依照我国刑事犯罪最基本的疑罪从无的原则，以及刑事诉讼证据必须要达到确然性的证明标准，上诉人故意杀人罪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故意杀人罪错误。5、一审法院认定故意杀人罪中的受害人是应徐恕证据不足。(1)、没有受害人应徐恕的尸体检验报告，不能证明受害人是应徐恕。(2)、公诉机关提交的血痕鉴定结论不能证明受害人就是应徐恕，因为鉴定意见中陈述；“在排除双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极强力支持这些血痕是失踪人应徐恕的儿子应羽的生物学父亲所留。”也就是说这些血痕不排除有应徐恕的近亲和双胞胎的可能，所以血痕鉴定结论不能证明上诉人故意杀人罪的对象是应徐恕。(3)、关于故意杀人罪中受害人是应徐恕的证据只有另一被告人刘某某的供述，无其他证据印证，系孤证。(4)、上诉人根本不认识受害人，受害人是不是应徐恕上诉人不能确定。二、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上诉人陈某某死刑错误。1、假设上诉人实施了杀人行为，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上诉人死刑也是错误的。因为本案定罪和量刑的证据均不能得出受害人一定被上诉人杀死这个唯一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9条明确规定：“拟判处死刑的具体案件定罪或者量刑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得出唯一结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以上两规定均强调死刑案件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得出唯一结论。针对本案，一审法院是以上诉人杀死“应徐恕”判处其死刑，而上诉人“杀害的”是不是“应徐恕”不能得出唯一结论，“应徐恕”是不是一定被杀死不能得出唯一结论，在没有“应徐恕”尸体，没有“应徐恕”的死亡鉴定或死亡证明的情况下，不能排除“应徐恕”没有死亡被他人救活的可能，依照以上两条规定，在本案证据不能确实、充分，不能排除受害人被他人救活，不能得出受害人一定被杀死的唯一结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杀死受害人对其判处我国刑法最重的死刑错误。2、假设被杀的人是“应徐恕”，但在不能证明“应徐恕”被杀死的前提下，即使上诉人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也是错误的。《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依照该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只有在被杀的人一定被杀死时才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在不能证明被杀的人一定被杀死时，一审法院判处上诉人死刑也是错误的。3、假设上诉人故意杀人罪成立，上诉人也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从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不以故意杀人罪的从犯地位判处死刑也是错误的。首先，假设本案故意杀人罪成立，上诉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从犯。因为本案故意杀人是因被告人害怕抢劫犯罪暴露而引发，如果没有抢劫犯罪，故意杀人也就完全不可能发生，而上诉人在抢劫犯罪中本身就是从犯（见后面辩护意见）。其次，本案抢劫行为完成后，另一被告人刘某某与受害人因有没有打过电话发生分歧，上诉人受刘某某的指使才对受害人实施暴力行为，所以如果故意杀人罪成立也应对陈某某认定为从犯。再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才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本案上诉人在故意杀人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审法院在根本没有查清的情况下直接将两名被告人均认定为故意杀人的主犯对两被告人均判处死刑显属错误。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31条规定：“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根据该条规定，一审法院对两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本案应当分清两名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上诉人的从犯地位，从轻量刑。而一审法院以分不清主次为由对本案的两名被告人均认定为主犯，均一并判处重刑死刑明显违反该条规定，显属错误。三、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上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结果让本辩护人一直担心上诉人会不会成为湖北的佘祥林第二、河南的赵作海第三、更有甚者上诉人会成为全国第一。湖北京山佘祥林在1998年因被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河南拓城的赵作海在2002年被河南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佘祥林和赵作海当年是在有“受害人”尸体，有“受害人”死亡鉴定结论，有“受害人”死亡原因鉴定，有作案工具，有佘祥林本人、赵作海本人的杀人供述等证据的情况下被判故意杀人罪，但佘祥林在2005年因“受害人”生还，被改判无罪。赵作海因2010年4月30日赵振响生还，被改判无罪。而本案没有受害人的尸体，没有受害人的死亡鉴定，试问在有受害人的尸体，有受害人的死亡鉴定的情况下，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当年的“受害人”都能生还，而现在有谁敢保证没有找到尸体的本案“受害人”在几年或若干年后不生还？又有谁敢保证本案的“受害人”就一定是李某某？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受害人生还或出现后再来改判上诉人故意杀人罪不成立呢？佘祥林和赵作海均是在被执行了11年有期徒刑后被无罪释放，而本案上诉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的是死刑立即执行，是不是一定要在本案上诉人被执行死刑后再来改判其故意杀人罪不成立呢？如此判来，上诉人陈某某不仅仅会是佘祥林第二赵作海第三，可能将会成为全国第一。本辩护人一直担心会发生如此不幸之事，希望法院严格依法判案，慎重判决。四、关于抢劫罪，一审法院不认定上诉人从犯错误。上诉人陈某某在抢劫罪中应认定为从犯，应减轻处罚。1、上诉人没有预谋抢劫受害人。(1)、上诉人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和庭审中均供述是刘某某提议去抢劫的。(2)、刘某某关于预谋抢劫的供述系孤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上诉人对于抢劫有预谋。(3)上诉人根本不认识受害人，不知道受害人的经济状况，也不知道受害人具体的行踪，不存在预谋抢劫受害人的可能。2、上诉人没有实施抢劫预备行为。(1)上诉人用曾华龙之名办理建设银行卡不是为抢劫所作的准备工作。首先，上诉人否认该银行卡是为抢钱后存储用，其次，两被告人在抢钱成功后也没有将抢的钱存在这张卡上。再次，另一被告人供述上诉人办理银行卡系抢劫预备行为系孤证，无其他证据印证。(2)上诉人没有准备抢劫作案工具，本案重要物证麻绳不是上诉人买的。(3))作为跟踪和抢劫用的犯罪工具H28806车不是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也没有开该车。3、在抢劫犯罪实施过程中陈某某只实施了辅助性的犯罪行为。(1)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庭审中一直供述其实施的抢劫行为都是受另一被告人指使、安排所为。(2)抢劫犯罪从案发当日上午就已开始，而陈某某是在刘某某三个电话呼叫后才在当晚8点多钟被刘某某在白云楼接上车参与到抢劫中来的。这从公诉机关举证的刘某某和陈某某的通话记录可以证明。(3)在案发当晚8点之前的抢劫预备行为---寻找和跟踪受害人上诉人陈某某均没有参与。(4)本案抢劫犯罪能否成功的关键行为上诉人陈某某没有参与。本案抢劫犯罪能够成功的关键之处是让受害人从他自己的车上下来然后来到成为抢劫场所的H28806号车。如果受害人不愿来到H28806号车上，也许本案的抢劫不能发生，然而将受害人骗到H28806车上的行为陈某某没有参与，是刘某某实施的，是刘某某以和受害人认识找受害人有事相商为由将其诱骗上车的，然后实施抢劫的。(5)上诉人没有强行拿取受害人银行卡，没有威逼受害人说出其银行卡密码，也没有验证受害人银行卡密码是否正确。(6)上诉人没有抢劫受害人的汽车，因为荆门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鉴定受害人失踪案汽车上没有陈某某的十指指纹。4、上诉人和另一被告人利用银行卡抢劫现金10.4万元，但上诉人分得的现金只有3万元，这3万元还达不到他们所抢现金10.4万元中三分之一。综合以上四小点，上诉人的抢劫犯罪是受他人指使所为，陈某某在抢劫犯罪中只是实施了些辅助性和次要的犯罪行为，对于抢劫犯罪只是起到了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依照《刑法》27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二审法院应对陈某某的抢劫罪减轻处罚。5、一审法院不对上诉人的抢劫犯罪认定从犯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31条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本案中的抢劫犯罪上诉人陈某某只是起到了次要或辅助作用，且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没有提议抢劫没有预谋抢劫没有为抢劫寻找和跟踪受害人没有实施抢劫的关键行为。根据本条规定，二审法院应对上诉人的抢劫犯罪认定为从犯，应对上诉人的抢劫犯罪减轻处罚。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某某的故意杀人罪不成立，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错误。上诉人在抢劫罪中应认定为从犯，一审法院不以从犯地位判处其无期徒刑错误，一审法院以抢劫罪主犯、故意杀人罪对上诉人判处决定执行死刑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消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辩护人：王春二0一0年八月十二日判决结果：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后，湖北省高院以刘某某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后以刘某某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以荆门市中院判决错误，量刑羁轻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湖北省高院维持了荆门市中院的一审判决。经验教训：做刑事案件辩护工作，必须要认真仔细多次地查阅证据材料，凡是存疑的事实要与被告人核实，要对案件的事实了如指掌，从证据中寻找突破口，同时必须要深刻理解相关罪名的犯罪构成。本案中只要抓住受害人是谁不能确定、受害人是否死亡不能确定，两被告人的杀人行为不能确定这三个重点，再紧扣故意杀人罪的成立要件作出辩护，两被告人的故意杀人罪即不能成立。辩护律师简介：王春，女，荆门市人，法律本科毕业，２００２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２年８月为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２０１２年９月至今为湖北邦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湖北邦伦律师事务所王春案情简介２００６年７月初，忙完农活的陈某中午回到家，看见１５岁读初中二年级的儿子小李三门学科不及格的成绩单，在责怪小李且与小李发生争执后打了小李两耳光，陈某在和小李吃完午饭后去午睡，小李一人在家看电视，小李对陈某打其两耳光怀恨在心，见陈某熟睡后，小李找到一铁锤对陈某太阳穴连击两次，致陈某当场死亡。经公安机关侦查将小李抓获，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其提起公诉。一审辨论焦点：小李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一审辩护意见：本律师作为法律援助律师对小李发表一审辩护意见：小李构成故意伤害罪，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小李有期徒刑１４年。一审判决后，小李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律师辩护词：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定，指派王春律师担任小李涉嫌故意杀人一案的二审辩护人，现就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错误。被告的的犯罪行为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１、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人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不能证明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首先被告人在主观上只有伤害其母亲的故意，没有杀害其母亲的故意。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一审法院的庭审中均陈述都只是想把其母亲打晕，没有杀死其母亲的故意。其次，从犯罪的客观方面来说，被告人实施了用锤子打击其母亲太阳穴的行为，虽然太阳穴是足以让人死亡的打击部分，但也是整个身体部分最快速让人晕倒的部分，而被告人选择打击太阳穴将其母亲打晕便合乎情理和常规，故被告人打击太阳穴的行为并不能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杀害了其母亲的行为。再次，作案现场有血迹也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实施的是杀人行为。作案现场有无血迹和血迹的多与少都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最后，被告人在打击其母亲后害怕被发现关上作案现场的屋门且没有对其母亲实施抢救行为也不能证明被告人实施的是故意杀人行为。依照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证据必须要达到确然性的证明标准，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现在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人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却不能证明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２、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上分析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从主观上被告人只有打晕其母亲伤害其母亲的故意却没有杀害其母亲的故意，客观方面实施的是伤害行为而不是杀人行为。从犯罪的客体上看，被告人的行为侵犯的不是其母亲的生命权，而只是其健康权。依照法律规定，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最主要的区别的犯罪人主观的心理态度，凡只是具有伤害故意的，无论是否造成受害人死亡均以故意伤害罪定罪。所以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二、被告人对其母亲用锤子只是实施了两次打击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打击其母亲三次错误。荆门市公安局法医尸体检验鉴定书中鉴定死者有三处伤，但此三处伤并不就证明被告人对死者实施了三次打击行为，因为完全有可能被告人的一次打击行为导致死者遭受两处伤，所以一审法院仅凭死者三处伤即认定被告人实施了三次打击行为不准确。三、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畸重。１、被告人有以下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a、被告人作案时不满１５周岁，依照《刑法》第１７条第三款之规定，已满１４周岁不满１８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b、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５４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２、被告人有如下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a、本案有其特殊性。本案的死者是被告的母亲，被告人因为自己的过错致其在不满１５岁就失去母亲，被告人其实也是本案的受害人，作为被告人母亲的死者，其也会希望法院能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故本案因其特殊性应对被告人从轻处罚。b、被告人故意伤害其母亲的主观恶性不是很大。被告人只是想把其母亲打晕，没有故意杀死其母亲的意愿。虽然造成了受害人的死亡，对于受害人死亡这一结果，被告人只是过失。c、受害人教育被告人的方式有一定的过错。因为被告人成绩没考好，作为受害人的母亲没有对其进行耐心的教育，而是对其打了两耳光，两耳光打在已１５岁的被告人脸上，伤害了被告人的自尊，激发了被告人的怨气，受害人在教育被告人中有一定的过错。d、被告人只是个不满１５岁的未成年人，心理上还没有成熟，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且法律意识淡薄。如果被告人已经长大懂事，心理上已经成熟，法律意识强一点。本案也就不会发生。本案的发生与被告人的年幼无知、不懂法有关。e、被告人在本案中系初犯、偶犯。f、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悔罪态度诚恳。综上理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而非故意杀人罪。被告人有法定或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１４年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消一审法院判决，重新对被告人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辩护人：王春二００八年七月十六日二审法院判决结果：二审法院以小李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小李有期徒刑８年。经验教训；本案案情比较简单，但小李构成故意伤害罪还是故意杀人罪在一审、二审中公诉人与辩护人却作出了激烈辨论，一审法院对本案判决甚为慎重，在经过审委会研究讨论后，最终对本案作出故意杀人罪的判决结果，但本律师却坚持认为本案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作为辩护律师必须要有扎实的法律功底，必须要全面、透彻、融会贯通地理解法律，否则会输给法律，让能赢的官司败诉。

浅论故意杀人罪之犯罪构成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其剥夺的是他人的生命，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一种。看似简单的故意杀人罪，在具体的案件中却经常出现到底是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定性的困惑，结合自己办案的一点体会，想浅论下故意杀人罪之犯罪构成。故意杀人罪罪名的成立必须要具备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客体要件、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故意杀人罪的主体要件故意杀人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已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是指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刑法规定只要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的，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只是因是否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具体的量刑上有所区别。故意杀人罪的客体要件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人的生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法律上的生命是指能够独立呼吸并能进行新陈代谢的活的有机体，是人赖以存在的前提。刑法中生命起始的标志为胎儿脱离母体后，开始独立呼吸。生命终止的标志为以心脏停止跳动。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心脏不可逆转地停止跳动，可以认定为生命已经终止。因此，母体中的胎儿与尸体都不能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客体，但其侵犯行为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或侮辱尸体罪。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面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的故意。这种犯罪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死亡后果发生的一种心里态度。依据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和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危害后果的认识程度和所持的态度，在理论上把犯罪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并且希望这种后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即行为人有明确的目的，希望受害人死亡。在认识因素上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发生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种认识包括对现有事实的认识和对未来所发生事实的认识；在意志因素上行为人希望受害人死亡后果的发生，死亡后果是行为人积极追求的，也是其犯罪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在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中，还包括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犯罪目的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受害人死亡后果的心理态度，它反映了行为人尚未实现或者已经实现某种愿望，或者说它是受害人死亡后果作为观念形态在行为人头脑中的反映。但在间接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犯罪中，行为人不存在这种目的；犯罪动机是指刺激行为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它是推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在动力。它虽然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对定罪量刑有一定的影响。间接故意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并且放任这种后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即行为人对受害人死亡后果的发生是采取放任态度，听之任之，不积极追求，也不加以防止。在认识因素上，与直接故意两者是一致的，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但两者对危害后果发生的认识程度是不同的，间接故意只是预见危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不是预见危害后果发生的必然性；在意志因素上，即是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放任危害后果发生是间接故意犯罪的根本特点。所谓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即不积极追求、希望这种后果发生，也不是希望这种后果的发生，而是对危害后果的发生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发生危害后果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本意；没有发生危害后果，也不是行为人的本意。一般以作为的方式实施犯罪行为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犯罪行为主观方面为间接故意。行为人没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一般为意外事件。如在森林里，误将人当成动物而开枪将其打死，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虽然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就不应当认定故意杀人罪，而应认定为意外事件。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行为的非法性，即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或者该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有合法依据的行为则不能成立故意杀人罪，如对正在实施的强奸行为进行阻止，致强奸实施人受伤，该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该致伤强奸实施人的行为不具有非法性，故即使致其受伤，也不构成犯罪。如对死刑犯依法执行死刑也不构成故意杀人罪。2、有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行为可以是积极的作为，如枪击、暴力、施毒、利用车辆及其他物品等，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如母亲不给婴儿喂奶导致其饿死。不作为方式的故意杀人比较少见，一般要求行为人对防止被害人的死亡负有特定义务为前提，这种责任或义务的形式或者基于身份、职务，或者基于先前行为，如一成年人带一3岁孩子游玩，孩子落水后成年人不积极施救，也不求救致孩子死亡。成年人带孩子出游，其有负责保护其生命安全的义务，但其有能力救助而不救助，放任其死亡结果的发生，就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非法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犯罪既遂的情况下，非法行为必须与死亡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该非法行为导致了死亡的结果，如果死亡的结果不是非法行为导致的，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罪罪名的成立必须要具备以上四个犯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否则该罪名不能成立。比如，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是想将受伤人砍伤，但在具体实施非法行为时却将受害人砍死，犯罪嫌疑人构成的即为故意伤害罪而非故意杀人罪，理由就是其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只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再例如，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是想将受害人杀死，但在具体实施非法行为时因受害人奋力反抗，受害人只受轻伤并没有死亡，犯罪嫌疑人依然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其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只不过没有造成死亡的结果而已。在具体实务中，要深刻理解、严格分析故意杀人罪之犯罪构成，才能准确把握该罪名是否成立。